从“满溢”到“满意”，垃圾分类缺什么？

2019 年 11 月 27 日，北京市修改通过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首次明确投放垃圾的责任主体，要求对生活垃圾强制实施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分类”，并于2020年5月1日在全市范围实行。

2020年4月30日，清华大学总务长办公室、清华大学绿色大学办公室与海淀区清华园街道办事处联合发布《参与垃圾分类 共享绿色生活 — —致全体师生及居民的一封信》，响应北京市号召，垃圾分类新政正式落地。

随着单元盥洗室及水房内的垃圾桶被移除，住宿区楼下重新增设了分类垃圾箱，智能回收柜正式启用，清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学生与教职工原有的日常生活习惯被打破，在适应全新模式的过程中，种种未曾料想的麻烦逐渐浮出水面。

垃圾分类由此成为了新学期清华园学生生活的关键词。

现场：垃圾满溢、清运艰辛

9月13日，正式开学前的最后一天，清华园迎来了返校人流的高峰。时隔两百余天后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宿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纷纷花费心思、做足准备：打扫卫生、整理杂物、添置生活必需品，紧锣密鼓地为即将到来的新学期营造起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读学生大规模返校不仅为清华园带来了宿舍内部的“辞旧迎新”，更让刚刚运行不到半年的垃圾分类系统面临骤然的压力。外卖盒、快递箱、果皮、过期的食品饮料、积灰发霉的陈旧衣物、大扫除后的废弃品……人流量的提升直接反映在了迅速增加的垃圾数量中，假期里“绰绰有余”的分类垃圾桶被迅速填满，甚至时常出现满溢的现象。

下午两点，伴随着压缩机的轰鸣，一辆垃圾清运车停在了紫荆园门口。根据北京市规定，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由对应专业车辆运输。此时垃圾车清理的，是学生宿舍区数量最多的垃圾种类 — —其他垃圾。在此后的几分钟里，十余个保洁员拖着近三十个填满废弃物的黑色其他垃圾箱，从紫荆公寓楼前陆续来到垃圾车旁，进行倾倒工作。

这是紫荆公寓四号、五号、六号楼区域一天之中的第二次垃圾清运。

据现场保洁人员介绍，这一片区的三幢楼在每天早上八点与下午两点各有一次清运窗口，他们将在这两个时段定时定点清空相应的垃圾桶，并打扫单元楼外堆放垃圾的区域。

一次性清空所有垃圾桶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以紫荆公寓五号楼为例，仅在五单元门口就有十五个垃圾桶，其中包括两个投放餐厨垃圾的绿色塑料桶、三个投放可回收物的蓝色塑料桶，以及十个投放其他垃圾的黑色塑料桶。

其他垃圾主要包含卫生纸、一次性餐具、塑料袋等，危害较小,但无再次利用价值的垃圾。考虑到学生住宿区的性质，其他垃圾的生产量应当远高于餐厨垃圾和可回收物。然而，在《清新时报》记者的实际观察中，几乎每次清运时，十五个垃圾桶都全部处于被填满的状态。

“早上垃圾最多。”保洁人员回忆说， “桶里，地上，全部都是。”这一垃圾量峰值的出现和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作息有关。按照垃圾分类公司的发车安排，紫荆公寓四号、五号、六号楼当天下午至次日清晨的两次垃圾清运相距18小时。

这段漫长的时间间隔覆盖下午第四大节课下课、晚餐以及晚课放学三个通勤高峰，络绎不绝的人群产生的大量废弃物使得分类垃圾桶始终处于“超负荷”状态。

根据记者 9 月 13 日的实地观察，下午两点全部清空的十四个垃圾桶，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已被再次全部填满。六点左右，出门倒垃圾的同学只能将手里的塑料袋和废弃纸箱，放置在被顶起的桶盖、桶边空地或周边花坛里；而习惯在夜间处理废弃物的人，更是常常需要面临公共区域铺满垃圾、 “无从下手”的困境。

“满溢”的垃圾为保洁人员的清运带来巨大的麻烦。

与自带滚轮的垃圾桶不同，堆放在周边花坛、道路上的垃圾很难做到高效且清洁的运输：靠人力提塑料袋速度太慢、效率过低；扫帚和畚箕难以应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放在桶外的垃圾又常常沾上雨水和泥土，若存在破损和渗漏，影响保洁人员工作、处理过程中污染沿途地面的情况似乎在所难免。

“多埋汰（东北方言，意为脏、不干净）也得清。”一位保洁员说。

她在满地的废弃物中翻找许久，最后揪出了一张旧床单。展开后平铺，放上十余个塑料垃圾袋、外卖包装盒与零星杂物，再揪起四角草草扎紧，就能做成一个巨大的包袱。这样的简单包裹稍稍节省了保洁员在清运垃圾时的搬运量。

在那天保洁员的清理中，被丢弃的旧蚊帐也充当了“包袱皮”。简易的包裹在拖行中容易磨损，漏出的体积较小的废弃物需要保洁员随着拖行过程不断捡拾，或在清运后集中打扫；而被拖到清运点的大包袱，往往需要四到五人合力，才能将它们完整抬起后扔进垃圾车货箱。

这样机械、繁重的清运工作持续了30分钟。下午两点半，紫荆公寓四号、五号、六号楼门前的垃圾桶终于全部清空，保洁人员分别回到各自管辖的楼栋，重新套上垃圾袋，并将清运过程中积累的垃圾放进空桶里。

每一天的各个时段，在清华园的各个角落，如此故事在持续上演。

源头：分类混投、回收困难

人文学院的陈宁（化名）把放在寝室阳台的垃圾桶当作宿舍厨余垃圾桶，四天前她扔进了第一块香蕉皮，四天后终于决定清理一次餐厨垃圾。

“塑料袋的开口朝阳台外面，我探头过去看了一眼，里面全是嗡嗡嗡飞的果蝇。”她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自己“担惊受怕地”处理垃圾的状态， “后来查到说果蝇不咬人，也不太会飞到晾在外面的衣服上，就稍微放了点心。

”住在紫荆公寓五号楼的她有食用水果的习惯，当单元楼内的垃圾桶消失后，每天固定产出的果皮就成为她棘手的麻烦：量少、带有水分、容易腐烂、难以运输……如果需要每天下楼丢弃， “扔一次果皮就要耗费一个塑料袋”，但倘若像其他生活垃圾一样积累起来集中清运，就必然要处理腐烂食品上蝇虫滋生的难题。

放在自家寝室阳台已然算是自觉的做法。在美术学院研究生吴涵（化名）所在的研究生公寓33号楼，出于清理方便的考虑，有同学会将厨余垃圾打包后直接堆放在楼道里。

“方便面、水果和奶茶，很多汤汤水水的东西。”吴涵说， “因为保洁阿姨打扫楼道卫生的时候偶尔会顺手收走，所以有人就会偷懒。

”除了餐厨垃圾的处理难题外，同学对规范的垃圾分类方式的不熟悉也成为有效推进分类新政的一大阻碍。

“发给我们的那张分类参考虽然写了一些垃圾类型，但实际生活中要处理的东西远比说明上的丰富。”吴涵说。暑假过后回到宿舍，她发现自己此前购买的一整箱牛奶全部过期。是否需要将牛奶逐袋拆开倾倒，以及过期食品包装袋是否需要清洗，清洗后应当丢到可回收物还是其他垃圾，令她伤透了脑筋。

“我有见过其他寝室的同学丢过期的速溶咖啡，是真的会把咖啡粉末倒进餐厨垃圾，然后将塑料包装袋洗干净放进其他垃圾的。”吴涵表示，自己在看到她们如此细致地执行垃圾分类时常常感到愧疚，一方面觉得自己“分得太糙了”；另一方面也在担心，宿舍楼下分类垃圾桶混乱的投放状况和清运方式， “好像辜负了认真分类的同学的一片苦心”。

《清新时报》记者的实地调查发现印证了同学对垃圾分类现状的猜测。在紫荆五号楼门前的“其他垃圾”桶里，不仅能看见包装完好、未进行干湿分离的过期食品，没有经过清洗、沾着脏污和油渍的外卖包装，甚至能看见成包的过期药品，而废弃药品本应被放进各宿舍楼主单元报刊架旁单独的有毒有害垃圾箱内。

更令人担忧的是，垃圾从源头上“混投”的状况并不会随着保洁人员的清运而改善。在每天两次定时定点的清运中，时间紧、任务重，保洁员与垃圾清运车的工作人员仅仅完成倾倒和清扫就已然分身乏术，根本没有时间对垃圾做再分类处理。

不过， “混投”在其他垃圾桶里的可回收物会被保洁员刻意分拣出来。在往垃圾车里倾倒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会用一根长柄的金属叉夹出散落的饮料瓶与纸板箱，单独分到一边。半小时里，他们从三十余个其他垃圾桶中重新分拣出的垃圾量足有半人高的一麻袋，考虑到更多的可回收物被扎在塑料袋中无法拾取，实际上混投的可回收物数量只会更多。

保洁员主动分拣可回收物是因为它们“可以卖钱”，即使在垃圾分类尚未全面推行的时候，他们依然会主动收集楼道垃圾桶内的快递箱和饮料瓶。实施垃圾分类后，单元楼内的垃圾桶被移到室外，吸引了更多校园内的拾荒者回收废弃物。每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紫荆公寓五号楼门口都会有人仔细翻找每一个垃圾桶，将饮料瓶、快递盒等可回收物分门别类地放进三轮车运走。

这在保洁员群体中引发了强烈不满： “现在我们全捡不着了。我们那时候在楼里干活呢。”

幕后：意识为先、硬件紧随

要取得良好的垃圾分类效果，除了提升源头上的分类准确性以外，完备的设施与合理的回收体系同样十分重要。

清华大学并不是垃圾分类进校园行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早在2019年，上海市作为全国第一个全面试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实验点，要求市内所有高校开展校园垃圾分类活动，以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与有毒有害垃圾四类的分类方法，做到“干湿分离、分类投放”。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 院 大 三 年 级 的 王 浩 在2019年9月开学时，注意到每个寝室里多了一只学校配备的分类垃圾箱。与此同时，原先设在住宿楼门口的垃圾桶被统一移到了每个片区公用的垃圾房里。

“走的路变远了一点，但垃圾箱数量总体增加了。”王浩说。他所在的西二区大约有五栋宿舍楼，每层有大约15个房间，一幢6层的宿舍楼差不多能住下360人。根据王浩的回忆，原先每幢宿舍楼下有一红（厨余垃圾）一黑（其他垃圾）两个垃圾桶，由于倾倒不及时，常常存在满溢现象。统一移到公用垃圾房后，垃圾桶的数量增多、体积似乎也变大了， “干净了很多，现在不会溢出来了”。与之相比，清华大学的垃圾桶数量在分类后明显减少。

根据新闻学院大二年级杨旻（化名）的估计，以他所居住的紫荆公寓一号楼为例，一幢楼至少有一千余名学生入住；而在垃圾分类开始之前，每个单元的卫生间与盥洗室，以及主单元的洗衣房都有独立的垃圾桶，估算下来，全楼至少有72个。即使分类垃圾箱的大小比原有的蓝色塑料桶大了不少，但从七十余个锐减到如今的十余个，显然无法从容负担楼内的垃圾产量。

垃圾桶数量只是垃圾分类的硬件体系中的一环。

由于上海实行垃圾分类已久，且居民区的推行时间更早于高校校园，习惯了在家分类方式的王浩回到校园后，切实体会到了垃圾处理的不便。

“食品是最难分类的。”他说。严格的干湿分离要求投放者将食物倾倒后洗净包装盒或包装袋上的油污，再将其投入干垃圾或其他垃圾桶内。在居民社区，垃圾房附近往往会设置水龙头，自家的厨房下水道也为倾倒残余汤水提供便利。

“在学校如果要倒方便面的汤，要么倒进马桶里，要么倒在洗漱池。”王浩说， “哪一个地方都很奇怪，而且会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味道。”

由于这样的尴尬场景，他表示，在校期间，大部分同学对食品“几乎都不是严格分类的”。而纸张、塑料袋等其他垃圾，及药品、电池等有毒有害垃圾的分类情况则相对较好。而居民投放的准确率，会直接接影响了整个回收体系的运转效率。

“垃圾分类，尤其是厨余垃圾这块，北京民众的分类意识大多数还很薄弱，分类的正确参与率整体看来还是很低。”北京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高振来说，“其中就有设备设施不方便等硬件因素的影响。”

作为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高振来与饭店、公司、小区等各类投放主体打过交道。据他观察， “不同主体的分类效果都不相同”，其中饭店、公司的分类效果良好，居民社区的效果相对较差。

“前两者的监管严格，巡查力度也大。”高振来说， “怕行政处罚嘛。”

他介绍，如今的垃圾分类方式主要是清运后将废弃物送到附近的垃圾楼，倾倒进集装箱式垃圾箱统一处理，或直接送到垃圾集中收运中转站，中转站再集中后送到垃圾焚烧场、填埋场和堆肥厂。不能焚烧发电的垃圾只能进行卫生填埋，厨余垃圾则用于生物堆肥。

对于像爱分类这样的垃圾分类公司来说，目前的盈利方式大部分仍需依靠政府补贴或政府购买服务。 “靠可回收物收集、分拣、整理、打包后再卖给下游利废企业变现，需要庞大的回收规模才能盈利。”高振来说， “目前很难做到，因为我国现在的废品回收市场还很不成熟。”

除了居民正确投放率低，极大减少可回收物回收效率、增加回收分类成本以外，社区拾荒者与闲散的无资质废品回收人员也常常与他们发生利益冲突。即使源头分类准确率提高，正规分类公司与这类群体的矛盾依然会长期存在。

在高振来看来，理想化的垃圾分类效果应当是日本德国的模式，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规范深入人心，从源头上做到准确投放。他描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随着普通老百姓的正确参与，整个社会对垃圾分类需要投入成本也会越来越少。”

高校也正在逐步摸索校园内垃圾分类的运行体系。

9 月 16 日，清华大学绿色大学办公室发布“垃圾分类我先行，桶前值守一小时”志愿者招募通知，希望通过志愿者的引导，督促师生“形成良好分类习惯、引领垃圾分类新时尚”。

通过志愿者的提醒和指示敦促正确分类，或许是提高意识的首要、关键的一小步，但单纯地培养习惯不应成为校园垃圾分类体系构建的终点。如何解决垃圾桶数量与使用人数的不匹配，如何防止清运间隙的满溢现象，能否通过更加完善的配套设施与监管方式，让同学们更方便、更自觉地正确分类……从“满溢”到“满意”，我们尚且还有漫长的距离需要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