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村，比文学更重要的事

皮村入口处大门

当工人遇上文学

“如果我是记者的话，听说有农民工在写文学作品，那我肯定也会去报道。”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小海说。

不只是写文章的范雨素，还有写诗的余秀华、泡图书馆的吴桂春、翻译海德格尔的陈直……当工人与文化活动相遇，往往能引起关注和热议。工人与文学，两者之间似乎有种天然的“冲突感”。这种冲突感既是文学小组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原因，也投射出工友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我是范雨素》开篇的第一句话。2017年突如其来的热度，无疑为范雨素的生命之书翻开了新的章节，但执笔写作的还是那个北漂的家政女工，不是什么“作家”“文化人”。

范雨素

图源受访者

2017年后，范雨素不再当育儿嫂，转做时间更灵活的家政小时工——为了把更多时间留给文学，但“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了工作上，现在也只是满足温饱。”

“不干活就读书写作”，这是文学在范雨素生活中的分量。她说，文学是为了生活，但还得打工，是为了生存。

范雨素不是没有过用文学求生存的机会。2017年，有出版社拿出20万要与她签约，还有网站给出每月四篇稿件每篇1500元稿费的邀约，她都一一拒绝，因为觉得这会成为自己写作的包袱。最后，她与一家出版社达成合作，对方期望她继续写非虚构作品，而她却交出一部奇幻色彩的小说，最终合作告吹。

令人庆幸的是，范雨素的小说并未因此夭折。去年年底，这部名为《久别重逢》的长篇小说终于出版。无独有偶，皮村文学小组在去年也出版了文集《劳动者的星辰》。他们又迎来了外界新一轮的关注。

《久别重逢》《劳动者的星辰》内页

和2017年不一样的是，现在的范雨素从容了许多。当年在《我是范雨素》发布一天后，就有10家媒体找上门来。造访者越来越多，她招架不住，只好对外宣称自己躲进了深山。实际上，她就躲在皮村的家里，关掉手机读张岱的《夜航船》。而在去年《劳动者的星辰》出版后，她主动地承担起接受媒体采访的工作——其他工友起早贪黑工作太辛苦，而自己做小时工相对轻松，“每个人要承担每个人的责任”。她不讳言自己接受采访的真实心态，“如果（这本书）能多卖一点儿，咱们大家也能多点收入。”

文学小组组长付秋云坦言，对于工友们来说，写作的稿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生活的压力，但太不稳定，“要挣钱还是得老老实实地打工”。因此文学小组的讲座只在每周末的一个晚上进行。

“我们的书有点火，但大家的生活都平淡极了。”范雨素说。

即使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听到“作家”“文化人”等标签，她还是连连摇头。曾有活动邀请范雨素参加时，把她称为“民间诗人”，她却问能不能改成“农民工”。最后她以“《我是范雨素》作者”的身份出现了在活动海报上。她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范雨素在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

图源受访者

“我就是喜欢文学。”范雨素的文学情节从幼年时萌芽。她六七岁就学会了自己看小说，八岁看懂了繁体字的《西游记》。少年时，古典小说、知青文学、外国作品，她把一切能找到的书籍都拿来读。在文学小组的成员中，范雨素是读过的书最多的人。

其他成员大多也曾在年少时短暂地与文学结缘，又在文学小组得到了第二次启蒙。月嫂王成秀只有小学文化，但就是小学课上那几首古诗让她深深着迷。加入了文学小组后，她以家政工视角写成的《高楼之下》也入选了文集《劳动者的星辰》。今年70岁的顶棚匠徐克铎，小学时没上过几节课，“十个字有八个不认识”，参加工作后才渐渐识字，对文学更是毫无概念。他迁居北京皮村后，和范雨素成为邻里，帮她照看过孩子。看到范雨素写文学作品，他也好奇，就跟着去听文学课，“发现老师讲的都是现实生活，能听得懂”，于是从零开始，现在已经“对文学入迷了”。

文学小组在上课

图源受访者

文学在青年小海的世界却远没有这么平和。“文学以前对我来说是星辰，现在就是沙子。”他有些忿忿地说。2016年，他还是流水线工人，但已经写了几年诗，“发关于工厂生活的牢骚”。他把自己的诗通过微博发给了音乐人张楚，张楚回复了他，向他推荐了皮村文学小组。就这样，29岁的小海凭着微博聊天框里一句遥远的指引，来到了北京皮村。

第一次上课，他迟到了一会，胆怯得没敢进去，就在外面听。上过课后，他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这里平等、开放、热爱文学的氛围正是他无比向往的。他就这样留在了创办文学小组的社会企业北京工友之家。

七年前，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组织”，立志要靠文学开拓一片天地。然而热度没有眷顾这位满怀理想的青年。以小海为主角之一的纪录片《我们四重奏》讲述了这群皮村打工青年们的生活，还入围了2020年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广受好评。不过影片最终未能公映，“还是挺遗憾的”。

小海剧照

图源：纪录片《我们四重奏》

七年后，回想起当年的豪情壮志，小海毫不犹豫地说“特别特别后悔”。曾经自己为了所谓的理想不顾一切，结果到现在一事无成，“还不如打工，谈个恋爱、结婚、生子，过平淡的日子。”心态的转变背后是年龄的增长、家庭的压力、同龄人的对比和创作的困顿——文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不过即便只是沙子，文学依然是他情绪的出口。他不打牌，也不打游戏，有空看看书，下班了有时在温榆河畔或皮村街上转转，隔三岔五在朋友圈留下一些诗句，期待着从灰暗平淡的生活里打捞起与众不同的那粒沙。给他的诗句点赞的，多是他来文学小组之后认识的朋友们。

工人中的“少数派”

对范雨素来说，文学从不“高高在上”，反而对于工人群体而言，“文学是最近的”。这与她早年在老家当了八年民办小学教师的经历不无关系。根据教育部2022年数据，基础教育的普及，让中国的识字率从1949年的20%提高到了2022年的95%以上，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也达到了99.9%以上。“几千年的历史中，劳动人民和文学都是有距离的”，但“现在每个人都能读书”。

工友们的文笔未必出彩，但范雨素觉得“真实的感受”是比文笔更重要的事。如果不真实，“写的再好也跟塑料花似的”，而文笔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曾经文学小组的工友让她推荐文学作品，她推荐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浩然的《艳阳天》，都是以底层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

的确，相比于乐器、绘画等其他文艺爱好，阅读和写作的成本更低。但即使“文学是最近的”，范雨素也从不与文学小组之外的人主动谈起文学，因为“那样会让人觉得奇怪”。在容纳了几万的人口的皮村，皮村文学小组里活跃的成员不过二三十人。在皮村的主街走访，不论是住了七八年的水果摊摊主，还是新搬来的年轻白领，都不知道皮村文学小组的存在，也对“范雨素”这个名字没有印象。对于更多的工友来说，文学仍是个陌生的词汇，《我是范雨素》引发的一系列热议其实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视线。

皮村街景

图源受访者

在范雨素看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乐趣”，对于热爱文学的工友们而言，文学小组是他们为共同的爱好抱团取暖的地方。然而文学小组的出现，却是个幸运的偶然。

组长付秋云是个90后姑娘。她来到皮村前在苏州打工，空闲时也在公益机构做志愿服务。2010年，她听说工友之家有公益电脑班可以参加，就来了北京，并最终留在了这里，为工友们服务。她在皮村成家，如今有了两个孩子。虽然接触的大多数工友年龄都比她大，但大家都叫她“小付老师”。

文学小组电子刊物《新工人文学》第9期封面

图源：“皮村工友”公众号

2014年，付秋云注意到有些工友常去图书馆找文学作品看，就有了创办文学小组的想法，“问了五六个工友之后，就坚定要开”。但大家都没有文学基础，招募文学老师来为工友们上课的需求就自然出现了。

能讲文学的人大概不少，但是愿意每周驱车几十公里来京郊讲课的，确实没有几个。其中有水平又能被工友接受的就更加难得。好在张慧瑜的加入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他是北大中文系博士，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工友之家公开发布招募志愿老师的信息后，他是唯二的报名者之一，而最后只有他做起了指导老师，一干就是9年。范雨素觉得，慧瑜老师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渊博的知识和不懈的坚持，更在于他与工友们相处的方式，那种“让人感到很平等的人格魅力”。

在张慧瑜的课堂上，工友们觅得宝贵的轻松和尊重，这正是他的课能够留住工友们的原因。他带着工友们赏析文学经典，但不拘泥于文学理论，而是结合工友们的现实生活，让工友们畅所欲言，谈自己的想法。即使有时讨论跑偏，大家聊起生活中的故事和感触也没关系。张慧瑜更鼓励他们动笔写作，每节课都有作业。最开始的课上只要交了文章他就会送一本书。这份鼓励和热忱让范雨素等小组成员们感到“不交的话对不起老师的付出”。

张慧瑜在皮村上课（右一）

图源受访者

于是，既不懂理论，也没有经验的工友们就从“写皮村”开始——起初有的工友只写三五十字，还有的交上来没辙没韵的打油诗，但张慧瑜还是认真地阅读点评，鼓励他们继续写下去。工友们大多不会电脑打字，于是就手写文章，再由付秋云敲进电脑，后来还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我是范雨素》便是如此诞生。事实证明，他们“聚沙成塔”的办法成功了。

倘若没有工友之家的努力，没有张慧瑜的加入，文学和工友们之间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正是他们让文学变得距离工友确实“很近”。但即便“很近”，文学的引力依然有限。

虽然这些年来皮村的租客中有了越来越多年轻白领，但文学小组却少有年轻的面孔加入。文学小组的成员大多人到中年——小海今年36岁，已经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付秋云意识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她承认，要争取年轻人的注意力，书籍难与手机抗衡。文学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出生于60、70年代，由于家庭条件和时代等多方面原因，不少人早早中断了学业外出务工。虽然几十年来忙于生计，但心中对于知识和文学的向往难以割舍，这份情结成为他们相聚在文学小组的契机。而对于从小就活在电子屏世界里的年轻人来说，那个植根于纸质媒介的文学世界已经和他们脱节了。作为时尚的文学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而今天这份时髦存在于短视频、游戏、社交平台……谁愿意静下心来读书？这是文学小组面临的现实问题。

比文学更重要的事

纵使范雨素年少时就热衷阅读，但让她与文学小组结缘的契机却与文学无关，与生活有关。

2014年，她和两个女儿住在皮村的出租屋，彼时工友之家所在的大院里有一片空地，皮村孩子们平时在那里相聚玩耍。范雨素要接女儿回家，近水楼台，也就知道了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的存在。加入是“出于好奇”，而让她坚持留在这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听了几次课后，她发现张慧瑜老师“和人没有距离”，和她想象中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范雨素心怀感激，“觉得老师上课不容易”，就交上了第一篇作文。

工友之家彼时所在大院

图源受访者

在创办文学小组之前，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工友之家，已经面向工友群体开办过诸如英语班、吉他班、电脑班、家庭教育讲座等等课程，但这些小组存续时间大多不超过一年。背后的原因既有工友们巨大的生存压力，也有老师们不稳定的讲授风格和意愿。所有人都没想到文学小组能走得这么远。

工友之家创始人之一王德志说，当时成立文学小组“也没太当回事”，是张慧瑜老师坚持不懈的付出“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位专家学者把工友们初出茅庐的习作当做作品认真点评，这本身就是莫大的鼓舞。

文学小组，更多是以文学爱好之名，创造了一个“没有歧视”“没有压力”的松弛空间。在这里，大家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把大家私人领域里的焦虑和困惑带到了公共空间”，这是比文学更重要的事。

范雨素做育儿嫂的这些年，不乏自尊受挫的时刻。她总是以外人的身份进入雇主的家庭，永远被人所戒备，从未被真正接纳。有一次她过年回家，女主人却要求检查她的行李箱，发现了她行李中的三本书，范雨素不得不解释这是她自己买来读的。还有的时候，她跟雇主去亲戚家里吃饭，雇主的亲戚却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她在这种时候“就会有被刺痛的感觉”。

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览

“北京有很多城中村，这些城中村里面会有很多个范雨素，很多个郭福来”，王德志相信，文学小组不应该是属于皮村的一枝独秀，而是“遍地开花才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数据，我国有超过2.9亿的农民工群体。这群规模庞大的新工人，却往往在舆论空间中失语，即使受到关注，他们也常常是被表达一方，鲜少能够为自己发声。范雨素、余秀华、许立志……每一个新工人与文学相遇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他们不大符合社会对“农民工”的想象，只是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就显得格外特殊。而这份观看者眼里的特殊，背面也许正是被观看的新工人群体受到压抑和忽视的常态。  

诚然，对生存尚且艰辛的新工人群体而言，对物质生活的关心是第一位的，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切，那么恐怕我们永远要为范雨素们啧啧称奇了。

底层打工者在城市里所感受到的冷漠和孤独，该如何疏解？在范雨素的故事里，她一手捧着书，读她爱的文学；一边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故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我是一个创造者”的自我价值感，和工作中机械重复的劳作有着本质区别。

正如《劳动者的星辰》的腰封上，范雨素写下的宣言，“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参考资料：

[1] https://www.moe.gov.cn/fbh/live/2022/54618/

[2] https://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75/

[3] https://www.gov.cn/lianbo/2023-04/28/content_57536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