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到第一百八十二——中国记者不完全牺牲史

   2018年4月6日，我国因公殉职的新闻工作者的第一份相对完整的统计名单披露。从1903年7月31日惨死在棍棒下的“第一人”沈荩，到2015年9月13日因飞机失事遇难的蒋亚、宋昊恩，这份名单共记录了一百八十二个名字。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名单发布后，不断有人在其下补充被疏漏的牺牲者，但终究有些人被埋藏在不可追溯的历史深处，不再有机会被提及。

而死者毕竟长已矣，存者仍要为真实而四处奔走，上下求索。

这份名单仍要不断加长。

第一人：萧萧悲壮士

“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这是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在一张照片背后的手书。照片正面则是一名男子的肖像——瓜皮帽，八字胡，下垂眼，一张典型的老好人式的脸。但假如他人如其貌，是个没脾气的、不发声的、习惯忍耐的老好人的话，结局决不会是“杖毙”这个惨烈的字眼。

他是沈荩（1872—1903），中国新闻史上首位殉难者。

沈荩死于“自投罗网”。

他并不是旧时代被压迫、被损害，以至无可奈何，不得不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式人物。沈荩曾东渡日本留学，后秘密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沈荩逃亡至京津地区，被日本《天津日日新闻》聘用为记者。在他短暂的记者生涯中，沈荩交游广阔，与诸多洋人与贵族都有密切往来，过着一种“上流社会的舒适生活”。他很好地藏匿在了末代王朝的腐败与浮华当中，如无意外，他将顺遂地如此生活下去。

但沈荩偏偏就这样“自投罗网”了——他顶着一个“逆臣贼子”的头衔，做了一个记者所应做之事：还原事实，提醒民众，监督政府。1903年，沈荩获知中俄两国将签订一份密约，清廷预备把在东三省及内蒙古的路政税权与其他主权“送予俄国”，于是他将设法取得的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提前发表。这一举动使得舆论大哗，签约计划也由此搁置。

这是罪上加罪。沈荩一跃而成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1903年7月19日晚上，沈荩在其北京寓所里被捕。短短十二天之后，沈荩即在狱中被处死。

       （照片正面是沈荩的肖像，背面是莫里循手书）

  沈荩死于一道传自西太后的谕旨：“着即日立毙杖下。”

他本不该死得如此轻易——清廷加在他头上的“颠覆朝廷”的罪名，按律当诛九族。但由于沈荩被捕之时正值光绪帝生日所在的“万寿月”，朝廷往往“特设宽宥”，沈荩由是被改为杖毙。

这道谕旨被忠实地执行下去。《大公报》记载了沈荩的死亡全过程：“（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行刑最后，沈荩“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堂上官员以为其已死，下令停手时，沈荩在阶下发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

这一幕恐怖片至此达到高潮，连其后到来的结尾在映衬之下都显出些许扭曲的温情：“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虐杀——一个自古及今，为揭露真相而奋起的人们所得到的最常见的死亡方式。

沈荩死于蒙昧、专制与迟来的觉醒。

审讯期间，沈荩毫无“囚犯的自觉”。他大声抗辩，斥骂慈禧“愧为一国之主”“丧权辱国”。他不肯闭嘴，于是得到更酷烈的刑罚。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时关在沈荩曾住的牢房，日后回忆称：“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这些血迹并非全无用处。沈荩之死使得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国民日日报》发表评论称：“按中国律法，非贱如宦者必不处以如此之刑，而清太后竟然行之，则其言可为法律矣。如此惨刑，实为昏暴。使审判者而能据法律以争之，则虽处斩，亦何碍。然此，非俟诸他日自由战争之后，盖不能见于今日中国也”。外国公使的夫人们觐见慈禧时，也毫不讳言对于“政府杀害记者”的厌恶。西太后最终屈服于“洋人的怒火”，下令以后捉拿会党时不得大肆株连，“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沈荩之死或许是黎明之前的一个预示。1905年，刑律内的凌迟、枭首、戮尸这三项酷刑，被下诏废止。1906年和1908年，清廷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进步或许微小，但至少“比无法无天、以人代法、口谕治罪的年代，多少向前迈了一步……这不能不归功于沈荩。”

但沈荩究竟是死了。后来的所有赞誉、叹惋与追忆，都不过是坟前一抔新土。

戊戌变法时，沈荩认为大凡革新，“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功效”。而中国新闻界的革新，功效始于沈荩。

他是那个率先被破坏的人。

后来者：谁为垒新坟

并非每一位记者的因公殉职都可以被拿来大书特书。很多时候，死亡以最平常的方式来到这些工作者的身边。

在名单当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记者大多死于战争的炮火——与当时大多数国人的死因一般无二。新中国成立后，意外事件与交通事故则成为又一主因。

这些死因似乎过于普通，过于平常，“不具有新闻性”，“不能挑起阅读兴趣”，“不够惨痛”。

但够真实。

在较为和平的地区，记者不必过分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谋杀并不多见，意外则无法避免——真正需要恐惧的，往往是另外一些问题。

今年十月，全世界都在为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死亡而震惊。记者身份在此案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一个异见者，一个反对者，一个发表意见与追求真相的人。

这个身份给人带来危险，甚至死亡。截至今年11月份，全世界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不算其他的死亡方式。

但在中国，记者似乎尚未被逼到如此境地。今年四月份统计出的中国记者因公殉职大名单里，最后一位牺牲者死于2015年。

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记者真的生活在更为舒适的环境当中。

前段时间，“中国新闻调查记者仅剩175人”这个结论风靡网络，在诸多社会事件下，都有不少人用这句话来表达失望、无力与愤懑。但就如所有的流行一般，人们将渐渐淡忘它，继续在各类平台上抱怨着新闻失实与反转太快，顺便对着记者群体吐上几口唾沫。

而萎缩的群体远远不止调查记者——在纸媒衰落与自媒体兴起的大背景下，整个记者群体都在经受现实的挤压。一边是新闻理想，是揭露问题与传达呼声的初心，一边是钳制、污水与惨淡前景。咪蒙写着《说来惭愧，我的助理月薪才五万》的时候，67%的调查记者月薪在5000至10000元间。

有时，压迫与威胁反倒不是最应担忧的东西。灾祸往往起于萧墙之内，悲剧结尾里“荒芜”比“死亡”更令人恐惧。

     1903年，中国首位牺牲记者沈荩被处以极刑后，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和邹容都为之痛悼。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悼诗《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邹容为之作和诗：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谁为垒新坟。

沈荩有其后来者，但在后来者们也渐次凋零之后，问题则不得不被提上台面——

旧人渐已远，谁为垒新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