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自杀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1774年，德国的一位普通青年遭遇了一次普通的失恋，他在一家普通的书店买了一本普通的畅销书，普通的读完后，他感受到了书中主人公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最终像书中主人公一样，选择了自杀。这本书名叫《少年维特之烦恼》，两百年前，书籍出版的时候，欧洲大陆近2000名失恋的、失业的、对现实感到失望的青少年对维特进行模仿，选择自杀作为自己的结局。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将人们对自杀者进行模仿的现象称为“维特效应”。

菲利普斯统计了1947至1968年美国自杀事件的数量，发现每次出现轰动性自杀报道后的两个月内，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五十八个。同时，自杀诱发自杀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对自杀事件广为宣传的地区。而且，这种宣传越是广泛，模仿的自杀者就越多。

也就是说，消极的人在看到别人自杀后，心中的负面情绪被勾起，就容易产生模仿行为。他/她会觉得，“这个人是勇敢的”“死后的世界是更好的”“我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解脱”“这很简单”等等。

两百年前，欧洲的青少年们模仿书中维特的形象自杀；两百年后，富士康的员工在第一个“勇敢者”跳楼后，四个月内发生八连跳，并且不止于八连跳。

基于对模仿性自杀的警惕，新闻业界对于自杀行为的报道都强调谨慎。

2011年，由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安内堡公共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心理治疗中心、美国心理疾病联盟等几家组织牵头，联合十余家组织的诸多专家，综合世界范围内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给出了一套自杀报道的推荐方式。

包括“报道详细描述了自杀方式，或者使用戏剧性的标题或者图片，或者反复广泛报道自杀事件并将死亡描绘成壮烈或轰动的事件，会引发更多的自杀风险”，“认真地报道自杀，哪怕是很简短的报道，都有助于改变公众偏见和认识误区，能够鼓励有自杀风险的人群寻求帮助”等理念。但事实上，多年过去，媒体报道自杀事件时，还是倾向于浪漫化自杀的选择，或者直接污名化自杀者。

除了模仿性自杀，还有很多因素会将人们心中的自杀倾向诱发为实打实的自杀行为。

韩国首尔的麻浦大桥，拥有很美的夜景，和“自杀大桥”的恶名——2007年至2012年，有超过100人选择这座桥作为生命的终点站。2012年，市政府和企业合作，想将麻浦大桥改造为“生命之桥”，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在桥上增加标语，写“回想一下你今天的生活”“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最光明的时刻就快到了”等“鸡汤语录”。尴尬的是，修正后的一年时间里，选择在麻浦大桥自杀的人，数量上升了。

事实上，对于一心求死的绝望者，所有的快乐都是对其本人的二次打击，所谓“快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进而，既然大家都有快乐，而偏偏我没有，那当然是我的错。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自杀死亡率为16/10万，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4%。而数字背后，是接受自杀干预而没有实施自杀行为的人群、产生自杀意念还未进行自杀行为的人群。

出于人道主义思考，对于自杀倾向的分析的最终目标应当最终指向通过自杀干预的手段阻止自杀行为。消极情绪并不可怕，自杀倾向的出现也相对寻常，而将自杀企图变成自杀行为其实是困难的事情——克服对于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困难的。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产生自杀倾向人群的干预，常常成为是否实施自杀行为的关键。

在正常的心理咨询中，咨询师采用的方式通常是释放消极而将咨询者的情绪引向积极，如果在意念向行为转化的过程中没有进行良好引导甚至接受了负面引导，自杀行为的实施率会大上很多。

2013年，在俄罗斯，依附于社交网络的“蓝鲸”游戏开始传播。2016年5月，《新报》报道称，统计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发生的130起青少年自杀案件，其中有80人在网上加入了“蓝鲸”游戏的群组。也就是说，这80人的自杀都与这一游戏有某种联系。

游戏的其中一名创始人菲利普·布德金在事发后被逮捕，他是一名21岁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仔细研究“蓝鲸”游戏的规则，也会发现明显的心理导向——准入门槛筛选已经产生一定自杀意念的人群，通过浪漫化的表述加重孤独感，以理解之心将团体内的成员紧密连接，推广消极生活方式，以自虐降低对死亡的恐惧，最后将自杀意念引导向自杀行为。游戏者声称他们给予了“理解和关爱”，但是彼此感情的不断加深只是牵引着彼此一起走向自杀的结局。

将有自杀意念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除了刻意的游戏，还有他们自己寻求认同的欲望。

微博博主“走饭”是一名抑郁症患者。2012年3月18日，她留下一句“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之后，选择了自杀。2012年至今，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增长到73万，并且每一天都在以上千条的速度变得更多。每一条留言，都代表了一种消极负面的状况或者情绪。沉浸在留言中的人们抱团取暖，在共同的消极情绪中艰难地摸索。有的时候，他们一起自救，另一些时候，他们一起自毁。

这个“虚拟树洞”引发了很多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2016年11月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组建的“心理地图PsyMap”开始向“树洞”中的用户发放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这个树洞中有不同程度自杀意念的用户高达97.6％，曾尝试过自杀的用户为51.8％，其中有194个用户的自杀尝试发生在最近一年内，72个用户曾经因为自杀而接受过医护人员的治疗。另外，在对100个高危账号进行人工检查时，发现2名疑似自杀身亡的用户。

自杀的意念，就这样潜藏在我们身边。

自杀倾向的产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不同的程度，而对于身处稳定社会环境中的旁观者而言，当他们意识到身边人的自杀倾向，第一反应经常是不肯承认。因为身边人强烈的负面情绪打破了他们对于安全生活空间的期许，基于“共情”产生的情绪并不是同情而是恐惧，恐惧于自己也会深陷其中。而这时最直接的反应，是将求助的潜在自杀者排除在自己的所属群体之外。

对于自杀行为和自杀倾向的引导，首先普遍建立是对于“自杀”的理解:自杀，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自杀行为的存在，不仅是个人心理的变化，也是结构制度的引导。而能对付机制的，只有机制，创造一个有效运转、专业理性的干预平台，尽可能地截断自杀意念通往自杀行为的道路。

而此时此刻，我们能够提供的还都是被动的帮助。

自杀干预，只有在自杀者打电话时才能进行，投向自杀者的目光，也大都只是投给尸体。自杀倾向，是一种隐藏特质，除非有意去探索，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

当然，对自杀者的救助，大都只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但是拯救痛苦的人，应该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更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