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人：希罗多德与民族国家

      在一本1859年出版的英译本《历史》（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的前言里，译者这样写道：“在所有流传至今的古代著作中，没有比‘历史之父’的这本不朽之作更为有趣和可贵的了。”在《英国病人》这部电影中，男主人公艾玛殊伯爵随身携带的唯一一本书正是希罗多德的《历史》。

艾玛殊伯爵是一位精通多门语言的匈牙利籍历史学家。与英国人马铎及其他国际友人一起，他们在撒哈拉沙漠中进行着考古探查和地形测绘等工作。而女主人公凯瑟琳与她丈夫的乘机而来，引出了一段情感伦理和国家利益的激烈冲突。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曾在希腊周围的两河流域、埃及等地广泛漫游，“为了避免前事的湮没无闻”，记述下了希波战争以及西亚、北非和希腊各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艾玛殊伯爵携带《历史》穿梭于撒哈拉沙漠，与此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事实上，电影里的诸多细节都与此书有关：在考古队举行的篝火晚会上，凯瑟琳给大家讲的关于坎德洛和盖斯的故事即取自《历史》的第一卷第八节；艾玛殊请凯瑟琳把她临写的山洞中游泳人像粘贴在自己的书中；在凯瑟琳受伤后艾玛殊外出求医，临行前为她留下了这本书。

而在艾玛殊掉下飞机全身烧伤，被游牧的贝都因人所救大难不死，成为所谓的“英国病人”接受随军护士汉娜护理之后，这本书又扮演了回忆之门的角色。在这里，古代与现代、回忆与现实，都在这本夹满了笔记和卡片的古希腊著作中融为一体。

希罗多德在记述历史地理之外，还曾在书中借三个波斯人之间的辩论讨论了当时最为普遍的三种政治制度：僭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尽管辩论的背景设置在波斯帝国，三个人的辞令却是希腊式的；这也为后世提供了研究古希腊时代政治制度的材料。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继承了希腊和罗马传统的欧洲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并在近代化过程中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对于战争和国族认同，影片中作了深入有力的探讨和思考。凯瑟琳的丈夫名义上来沙漠考察，实际却是英国前来获取地理情报的间谍。艾玛殊前往英军占领的小镇求医，因为自己的德国口音和像德国人的名字而被拘禁；逃出囚车之后，他用自己绘制的北非地图向德军交换了一架从英军那里缴获的飞机，加的是马铎留下的英国汽油。在载着凯瑟琳回返的路途中，又因为飞机上的英国标志遭到德军机枪扫射而坠机。救下他的贝都因人迁徙于沙漠中，四处飘荡，并无国界的概念。而汉娜在弹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时，也开玩笑地对前来排除地雷的基普指出，巴赫是德国人。

凯瑟琳最后在绝笔信中写道：“我们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并非画在地图上的边界、只用强人的姓名来命名的那一种。我知道你会回来把我抱起，迎风而立。我已别无所求，只想跟着你漫步天国，与我们的朋友一道，去一个没有地图的乐土。”然而，个体情感在国家博弈层面上注定是脆弱的；没有地图和国界的世界，似乎也只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幻想。

凯瑟琳曾问艾玛殊为什么不呆在他的城堡里却要跑到这茫茫大漠中来，他回答道：“我曾经和一个导游结伴，他带我前往费亚。整整九个小时内他都一言不发。旅途终结时他指着地平线说道：‘费亚。’当日天气晴朗。”本着一种乐观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考古学家和工作人员在沙漠里进行自己喜欢的考察活动，陶醉于沙漠洞窟中发现的古代游泳人像，却对于笼罩在头顶的国家间权谋与利益冲突的阴云懵懂不知。而希罗多德也只能记述一场战争，却无法避免下一场战争的开始。民族国家的本意是为国族中尽可能多的人谋取福祉，却在战争中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灾难。影片所提出的关于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Bibliography

[1] The Ancient History of Herodutus. Translated by Rev. William Beloe. New York: DERBY & JACKSON, 119 NASSAU ST., 1859.

[2] The Birth of Politics. Melissa L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 NJ 08540,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