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雨林

他一人穿越国北边陲，只为寻找到那一株龙舌笕，解陈家绝嗣之疾的诅咒。他穿越东西马森林，见国之珍草的东卡阿里被集体朝拜，只他一人超脱肉欲的诱惑，为龙舌笕苦行。

我们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陈”或许还得以让人猜测他的原生祖籍。

《国北边陲》里的他，以“寻找”为一生存在的命题。作者黎紫书通过讲诉这个异化的国族寓言，获得第六届花踪文学奖世界华文小说奖组别的首奖。但她说的故事，中国人未必都懂。因为那些荒诞的意识，属于南洋那片名为“马来西亚”土地上的华人。

在大陆读者的阅读经验中，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属于十分冷僻的领域。它被视作“边缘”、“小众”，实则意义非凡——它拓展了汉语的边界，构建了中文写作的海外经验，更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异化的乡愁和漂泊主题。

缘何乡愁？故事还要从18世纪初期说起。

当时中国国内连绵战乱、经济破产导致民不聊生，华侨苦不堪言。在国外，包括马来亚在内的众多殖民地承受着疯狂的经济掠夺，故而需要大量劳工，一批批俗称“猪仔”的“契约华工”于是被贩卖出洋，到东南亚谋求生计。他们几经颠簸，穿越那惊涛骇浪的大海，牺牲者不在少数。踏上岸者，带着母语，在这片蕉风椰雨里开垦出新的文学形态。

有说马华文学的开端启蒙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被泛称为“南洋文艺”的新马文学受思想解放的辐射波及，开始用白话文文体宣扬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这些作品散落在各报的副刊中，如新加坡《新国民杂志》上刊载的《两青年》《原来先生》，都是早期优秀作品。

1937年，由于抗战文艺的勃兴，抗战救亡也成了马华文学创作普遍的主题。由于自身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体验，中国的变乱就常常成为作者们创作的源泉。当时，马来西亚也受到日军的侵袭，对故乡的怀念与现实的压迫，激发了当时以救亡为主题的创作流派，马华新文学迎来繁盛期。

从文学兴起到抗战时代，马华新文学从创作风格到创作内容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

后来，南洋华人经历了许多历史变革——尤其是60年代反殖反帝、争取独立的斗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马来西亚知识份子、工人和农民在奋斗中谱写出许多传奇故事。这一运动让马华文学走向独立，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然地生长出独有的脉络，展现其浓厚的地方感性。

商晚筠《木板屋的印度人》开头就是浓郁的南洋乡土气息，风情十足：“关于那间木板屋，前后换了好几个皮色不一的主人，而且最近相当段时日没人住了。曾经有一个马来哈兹在木板屋住过，因年迈寂寞，终日朗诵着可兰经以度日，也许是觉得再活下去没什么意思，于是捡锁上的人快忘了他的存在时，悬梁自尽，好几天才让一个印度酒徒发现。”

多元种族组成的马来西亚人，对这样的故事感到无比亲切。李永平、商晚筠等人，从此凭着马华独特的文艺风格夺得许多大奖，在华人文学的舞台上渐露头角。

但是，人们对于马华文学的期待不只是描绘当地的风光——他们期待着这群“行走的历史”讲诉永恒不变的母题：国族和文化认同。当后殖民、后移民的时代到来，作家们用不同的文体不断书写，试图找到灵魂的乌托邦。他们讨论在生活着的土地上产生的纠结，又试图在中国找到“家乡”。然而他们始终未能找出解答，只能在文学世界里体会痛苦所带来的存在感。

作家黄锦树迫切希望为马华文学找到出路。1997年，他提出了“断奶论”，指出马华文学的危机所在：马华文学因象征而神圣，而非文学。他认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原本就是以地域色彩为立足点，因和中国保持距离而存在，书写中国性只会让结果变得更为复杂。

马华作者们为此争论不休。反对黄锦树者认为中文与中华文化千丝万缕，断不了。黄锦树的迫切化成大火——他发表了《烧芭余话》，认为马华文坛的泥土已让现实主义作家们如枯树般搞得乌烟瘴气，不如一把火烧掉，以让土地恢复肥沃，滋长出更健康的幼苗。

文学一定要被命名吗？

格非这样定义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中，命名与归类的力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强大。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到处泛滥的时代：没有悬搁，没有延宕，没有暧昧不清。”

我们似乎能由此看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在世界文学里，马华文学被看作边缘文学，但又被认为是最复杂的文学之一——它的根本命名无法确定，细思必伤筋动骨。这是马华文学的困境，但这重困境，又散发着暧昧的致命魅力。

雨林里割胶，是马华文学“本地风光”的一个长长的注脚。在颇受争议的黄锦树笔下，胶林凶险非常，却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土地。移居台湾后，他在台湾南投埔里的屋子旁有一小片土地，每天修枝、除草、松土、移花接木。有者这么描述他：“他把赤道的生命移植到埔里，建造一座离散者的“热带雨林”。”

兜兜转转，还是老舍《茶馆》那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被视为小众、边缘又如何？文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声名大噪，声名大噪充其量是个较为光辉的结局。那些纠结的马华作家，不为争个“大众”，只为在文字的验证中，寻求“谁爱我”的答案。如今，在新一代马华文学作家的眼中，或许还有“我是谁”的答案。

国族命运兹事体大，但是近年大热的马华文学作家黎紫书，以国族认同等宏大主题拿尽文学奖之后，转而写起个体的故事。

紫黎书写儿孙们啃老，写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问题，写死亡、婚恋与情感。在一个访谈中她道：“其实就算是生活上的小故事，马来西亚的华人和中国大陆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经验，哪怕是小题材，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差异。”

国族民运的思考并没有消失，扎下的根越发盘根交错。强调差异难免有煽动之嫌，事实上，它们早已被刻印在生活的琐碎细节里。马华作家更要看那本地风光，它不只是雨林，还有肩上那把割胶的斧头——它要恨铁不成钢，要像鲁迅一样敢于提出“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之论调。

新旧杂糅之间，马华文学不只是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