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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
“那里有芦苇荡,阳光闪耀着,湖面有天鹅游来游去,而我的女孩们就在湖边跳着四小天鹅,那时我就突然领悟了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多功能厅开展的讲座中,关於这样形容自己在河北端村教授芭蕾舞课的经历。
自诞生以来,芭蕾舞就被视作是贵族的舞蹈,传统印象中的芭蕾要在金碧辉煌的室内进行表演,仪态翩翩的舞者优雅地旋转、跳跃,这一切似乎都与原始、质朴的村落格格不入。
而将舞蹈艺术带到泥土中,就是关於和妻子张萍自2013年以来不断尝试的工作。从河北端村到云南那夺村,他试图为山里的孩子创造一种“有尊严的”发展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叩问着自己心中的艺术追求。
泥土中的芭蕾
关於讲话总是很温和亲切,却又不失活泼,他有着舞蹈从业者特有的匀称身材,和炯炯的目光,同事形容他为“谦谦君子”。年轻时,舞台上的关於总是扮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打趣说自己其实很想尝试魔鬼,可惜气质不像,演不了。
关於的家在北京舞蹈学院附近的一个家属院内,房间并不算大,屋内的陈设却很别致。桌椅的防尘罩都是少数民族的绣布,门口的柜子上除了大大小小的奖项,还有几十个五官、神态各异的少女头像,用油彩画在一块块石头上——那是他妻子张萍的作品,她计划着画完世界各民族的女孩。墙上挂着一幅张萍的油画像,画中她昂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除此之外,还有四幅“梅兰竹菊”,是用芦苇的一节烫在画板上制成的,在夕阳下闪着金色的光晕。画是他在河北支教时带回来的,关於说“君子风范”是他的追求。
张萍的笔下的部分少女们
关於是北京人,儿时随母亲在文革期间下放河北。小时候他喜欢趴在田埂上看日出日落,空气中小麦的香气弥漫,下过雨后泥土的气息格外清新,从那时起他便结下了与乡村割舍不断的情缘。
母亲被落实政策后,关於回到北京生活、工作,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期间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张萍。从芭蕾舞系毕业后,关於选择留校任教,而张萍则从事着自由编导工作。
尽管作为现代化城市的北京有其吸引力,冰冷的钢筋水泥却时常让生长于乡村的关於产生逃离的冲动。对他来说,这些象征着文明与发达的人造物是不和谐的,乡村和自然才是天堂。同时,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关於可以经常接触到大量的国家级演出项目,这些盛大、恢弘的场面时常让他感叹国力之盛,但也启发他思考:当下似乎大量的资源都在投向城市,农村呢?农民的孩子有人在管吗?又是谁在管呢?
2013年,带着对农村生活的追忆,也带着这样的好奇,关於和妻子前往了河北端村。“那里的女孩们又漂亮、又聪明,我总是能想到,如果当年不是母亲被落实政策,我就应该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我想让她们过得好一点,因为不会别的,就想教她们跳舞。”
关於在端村
此后,关於决定利用每周末的时间到端村去,免费为孩子们教授芭蕾。端村离北京市区约170公里,关於每周日早上七点出发,九点钟前后可以到达。
但授课开始得并不顺利。虽然在北京,关於的芭蕾舞课一课难求,但在端村,家长们并不接受这一份好意。有时关於驱车两小时到达后,会发现教室里只有四个孩子。“虽然你是免费教,但是别人没有时间学。”他说。
关於教授芭蕾舞的基本动作
村里的家长大多认为学舞蹈没有用处,在他们看来,替家庭分担农活,是更要紧的事。但关於不愿放弃,和同行的朋友尝试劝说家长把孩子送来。朋友试图介绍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讲艺术的价值,但是村民们显然不买账。关於知道,在农村要用农民的思维沟通,便说,学跳舞能让女孩变漂亮、将来好嫁人。家长们这才同意把孩子送去。
因为没有场地,关於只能在田埂上讲课,孩子们在田地间练习芭蕾舞优雅的体态,像泥土中生发的朵朵白花儿。这段经历后来被报道为“田埂上的芭蕾”。
这种以泥土和乡野为背景的芭蕾,给关於带来了奇妙的体验,他开始反思曾经接受的艺术教育。他渐渐觉得,灿烂而漫长的华夏文明本就发轫于乡土,虽然在宽阔明亮的剧院演出似乎是芭蕾舞“应该有的样子”,但人造的建筑物隔开了人、艺术与自然,这种做法过于西式,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把艺术带回田野中。
关於和孩子们在一同成长。
在田野中起舞
“去看看中国最穷的地方”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而端村正巧被划在雄安新区的范围内。
关於没有料到,自己的周末支教生活很快就要被改变。一夜之间,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关於身上,媒体竞相报道“一位芭蕾舞老师在中国农村教芭蕾”的故事,单是关于他的纪录片就拍了将近20部;他的故事登上了美国的电视节目,甚至日本、阿拉伯半岛的电视台也前去采访和拍摄。曝光量带来名气,也带来困扰,每次关於前往端村都会遇到不同形式的访谈或拍摄,记者和摄像机那么多,他实在难以正常授课。
同时,关於也认识到,在“千年大计”下,自己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他想找到真正需要自己的地方,最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那时的想法是,既然我们总强调脱贫攻坚,我就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看看,看看究竟能穷成什么样,以及我能做什么。”
恰巧,妻子张萍是云南砚山县人,距砚山县城35公里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做“那夺”。那夺村是一个彝族村落,属于彝族仆支系。如果要精确定位那夺村,需要在手机地图依次输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者腊乡、夸溪村村民委员会、那夺村小组。
2016年时,那夺村还没有通公路,下雨时只能踩着混着泥水的坑洼山路进村。
那年,张萍偶然间在朋友圈看到了那夺村女孩的照片,图中女孩们赤脚在泥浆里行走,她便找了个机会去往了那夺村,实地探访了村里的物质条件,也见到了村里的孩子。关於听过妻子的描述后,决定去那里求解心中的问题。
和那夺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那夺村距离北京有2763公里,一路上需要乘坐飞机到昆明,转机到文山州,再倒大巴车。初次进村,虽然有所准备,关於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天呐,真的有这么穷的地方。”他说,“如果把一个贼放到那夺村,贼一定会把自己口袋里的钱留下。”
大多数工业文明的成果似乎与这里毫不相关:村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没有商店,钱在这里几乎没有作用。如果需要采买东西,只能每周四步行50里的山路去者腊乡赶集,条件稍好一些的孩子们则可以几人一起乘坐7块钱一趟的“三蹦子”。
如果说之前的关於只是在抖音等视频平台上“看到过”贫穷,这次的贫穷就是“360度环绕着自己”,身临其境的感官冲击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国家级贫困县里的村落,也让他庆幸自己确实找到了想找的地方。
关於和妻子对此次进村的最初设想是“带孩子们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他们在村里招募了一批会跳弦子舞的孩子,经过一定训练后,带她们到北京参加演出。
然而从北京返程时,一个小女孩说:“因为有你们,我们很快乐。”
这句话令关於和张萍十分感动,他们不忍心就这样回到北京,让孩子们依然过着从前的生活。于是,夫妇二人和一些热心朋友们共同在那夺村发起了“彩云计划”公益项目。
两人对“彩云计划”的原本设想是,每年利用寒暑假等空闲时间到那夺村免费教授舞蹈,同时为孩子们的教育募集一些资金。但2019年,张萍选择辞去在北京的工作,专职在砚山县教孩子们跳舞;关於则一边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一边为彩云计划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两人希望能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舞蹈教育,帮助他们考取艺术院校,也在资助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完成学业。
2016年,“彩云计划”在云南砚山白沙坡演出
尽管在决定长期支教时已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村里的艰苦条件依然不可忽视。在当地富有西南特色的干栏式建筑中,一楼堂屋也连通着水牛的住处,它们是耕种梯田不可或缺的帮手,却也使屋内蚊蝇环绕。吃饭的时候,四周环绕二三十只苍蝇是标配,有时一揭开锅盖,蒸腾的热气甚至会把它们熏进饭里。
“但我一直就这么吃了,也没吃出什么毛病,我安慰自己那是纯天然的绿色苍蝇,你看在北京,苍蝇已经变成稀有物种了。”关於打趣道。
而到了冬天,即使关於穿上可以发热的背心,也难以抵挡那夺村的湿冷天气,昔日练舞落下的旧伤时不时会被冻得复发。但是舞蹈从业者的性格特质发挥了作用。“我们搞艺术的人,虽然看上去很温和,但其实是特别能吃苦的,我们很能扛,而且没有放弃的习惯。如果我们因为一点痛苦就放弃了,那一定做不了自己的专业。”关於说。
改变与希望
目前“彩云计划”的资助对象中大约有十几位男孩,但大多是女孩。对于关於来说,他曾经最揪心的还是那夺村的姑娘们。
曾经,村里的女孩总是不那么受家庭重视,出嫁的女孩也不能分得家中的财产,很多女孩甚至连健康成长都是一种奢求。村子脱贫之前,那夺村多数的女孩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做农活,然后早早地辍学,或外出打工贴补家用,或结婚生子。
他总结道,像在那夺村随处可见的玉米一样,过去,村里的女孩子一生就只是一个“玉米的故事”。
张萍和那夺村的女孩
通过“彩云计划”考取昆明艺术学院的女孩三茅说到,小时候每天做农活、初中就辍学出去打工,再被安排嫁人、生子,这样的生活使人麻木,想想要一辈子呆在同一个地方,也做不成什么事,就非常遗憾。
而这种麻木背后往往有着更深层次的苦难。
在读高一的女孩叮当十一岁那年加入“彩云计划”,2018年考取了云南艺术学院附中。叮当听家人说,将近二十年前,自己尚未出生时曾有一个大哥,他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为了救落水的同学不幸离世,痛失长子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为了缓解家里压抑的气氛,也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母亲决定把叮当的姐姐嫁给一户前来提亲的人家,尽管男女双方完全不存在感情基础。
姐姐的第一反应是抗争,她跑到奶奶家的阁楼上,趴在被子里哭了三天。然而快到成亲的日子时,姐姐看到了在楼下哭泣的母亲,她理解了妈妈的难过,和生活重压下的无奈,最终还是同意了亲事。那时,叮当的姐姐还不到十三岁。
“彩云计划”的到来为那夺村的女孩们带来了转机,近年来脱贫工作打下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她们发现,原来生活除了劳作还有这样美丽的一面。那种没有拘束地起舞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自由的体验。
能歌善舞的民族文化造就了那夺的孩子们在艺术方面的天然优势,关於发现,那夺村一些孩子的天赋甚至在北舞千挑万选的学生中也是少见的。舞蹈成了一些原本内向的女孩们的表达方式。关於还会时常为孩子们争取前去北京等一线城市演出的机会,“彩云计划”打通了孩子们和“外面的世界”的隔阂,呵护了她们自信、阳光的性格。
2017年,赴京演出途中参观清华大学
今年暑假,在砚山县民族剧院的舞台,“彩云计划”迎来了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聚光灯下,每个孩子都在尽力地跳,不少家长也前去观看,见证了孩子们的变化,他们充满了欣慰。
5年来,“彩云计划”总计开展四期,学员中87人考取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昆明市艺术学校、云南省艺术职业学院,其中1人已经考取中央民族大学、1人考取云南艺术学院。这些事例也让村民们意识到,原来姑娘们除了结婚生子,也可以拥有不一样的人生。现如今,跳舞不再被视作不务正业,老一辈人对女儿也多了些耐心,不再过早地张罗婚嫁事宜,村里曾经盛行的早婚早育现象已经十分少见。
但“彩云计划”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帮助孩子们“走出大山”,关於认为,“走出大山”的说法本身就带着一丝城市的优越感。在端村的经历给了他灵感,他要发扬乡土和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优势,让他们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获得发展,做一种将“落后”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贵族”的尝试。
他将这一理想称为“乡村文艺复兴”。
2019年4月30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砚山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成为文山州率先脱贫摘帽县。这背后是一众脱贫干部的不懈努力,见证了这一过程,关於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把公益做成责任
回忆起来,关於在那夺村的授课过程充满了曲折。一开始没有场地,关於和妻子便带着孩子们在村长家的院子里跳舞,后来村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找来一顶大帐篷,砍下山里的竹子做成把杆,这便成了简单的教室。
清晨,孩子们沐浴在阳光中,梯田里清甜的稻香为练习添了一些情调。踮脚、压腿、旋转,孩子们的舞姿成了田园一道靓丽的点缀。西南地区的天气总是变化莫测,晴空万里和暴雨如注往往在一瞬间转换,每当这时孩子们就会躲进帐篷里练习。有时帐篷会出现漏雨的情况,踢腿时便泥水飞溅。
但关於总是很乐观。他曾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参与过“经典艺术讲堂”,便把这里称为“帐篷经典艺术大讲堂”,在他看来,两者艺术的理念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艺术走进大众心中。
“帐篷艺术大讲堂”
有次关於问孩子们,最想让自己和妻子为他们做什么,孩子们说,“我们想有一个家”。凭这句话,他们在那夺村创建了“彩云计划公益志愿服务中心”,用来兑现自己给孩子们一个“家”的承诺。这也是目前孩子们学习舞蹈的场地。
村民对前来教孩子跳舞的关於夫妇态度也是复杂的。
叮当的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她学舞蹈。一天她练完舞蹈回到家中,便受到了母亲严厉的训斥,她哭着把新发的练功服还给了张萍,告诉老师自己再也不跳舞了。张萍十分疑惑,前往叮当家中和叮当的父母沟通,才发现原来村里流传着“跳舞会让女孩生不了孩子”的说法,而女子不育在当地被视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张萍哭笑不得,为此挨家挨户上门解释。她拿出许多舞蹈家和儿女的合影给村民看,也说明自己夫妻二人只是为了事业发展才没有要孩子,村民们这才相信舞蹈并不会导致不育。
关於夫妇在彩云计划公益志愿中心
但很多时候,村民对来自北京免费教姑娘们跳舞的关於夫妇抱有敬重。关於回忆自己和妻子最初进村,村长看到北京来的“嬢嬢”教孩子们跳舞,但村子里什么可以招待的东西都没有,便把自家的看门狗杀了给夫妇二人做了狗肉饭。关於本来是不吃狗肉的,他觉得狗被杀很可怜,但那次他破例吃完了。“别人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说不吃合适吗?”
还有一次,村口十二位壮族老妈妈穿着盛大的民族服饰迎接关於,说是要欢迎来自北京的尊贵的客人。迎进村子以后,又搬来板凳,围坐在火塘边放声唱起了迎客的民歌。当时关於心中“咯噔”一声,他明白这是十分盛大的欢迎仪式,又觉得自己的装扮和举止都不算得体,于是他十分郑重地请求老妈妈原谅自己的粗鲁。
村民的一份份期许在关於看来也是一份压在自己肩头的责任,他深知这份公益一旦开始就无法轻易放弃。
目前,彩云计划三期、四期的学员已经有不少考取了艺术院校,张萍和关於每月会按时往他们的卡上打一些食宿费用。他知道这项工作不能停,自己既然把孩子们引上了艺术的道路,就要为她们未来的出路负责,否则之前的努力又会付诸东流。
而张萍则在砚山县城开办了彩艺文化艺术培训中心,一些“彩云计划”最早毕业的学员也在这里任教,培训中心的收入一部分用来给这些新老师们发工资,这样她们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家里人也就不会早早把她们嫁出去;另一部分用来运营建在那夺村里的公益之家,那是那夺村孩子们免费的艺术中心。
但事实上,培训中心的收入往往是不够的,食宿、水电、安保······各方面都需要开销,而这一部分由关於夫妇和家人朋友一起担负——用关於自己的形容,那是“化缘”得来的。关於的父母甚至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支持儿子。
彩云计划的格言之一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过去支撑关於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他希望孩子们也可以从先贤的话语里汲取力量。关於很执拗,他喜欢做事,不喜欢制定瞻前顾后的计划,因此曾被朋友嘲笑为不懂“可持续发展”。但他期盼这种公益模式可以持续地运作下去,帮助一代代孩子接触和学习艺术。
孩子们迎接关於的到来
从北京到河北到云南,从国家大剧院到田埂再到帐篷,关於一直在路上,但他的目的地却从未改变。
关於说,自己的理念是“一生一村一件事”,他不想追求漂亮的项目报表,不想把公益做成科研项目的载体,也不希望把“彩云计划”变成个人的计划,他期待更多人带着最原始的热忱加入进来。
更宏大一点,他希望能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新光大。
“我要用十五年,用一辈子去做。这件事必须干到我倒下为止,然后我会把方案交给我的孩子们,让孩子们去实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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