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的102年和张永生的11年

“人文日新”的牌匾高高地悬挂在大礼堂中，牌匾的后面也自有一番天地。踩着有些陡峭的、咯吱作响的楼梯，张永生熟练地来到了礼堂二楼的技术支持室。小木桌上放着伟人传记和历史书籍，一张张学生节的节目单和工作证堆满了靠着墙的架子。

张永生推开窗户，让阳光轻轻地洒进这座古老的建筑，平铺在木地板上；冬天的风迎面吹进暖气烘着的房间，他迎着阳光向远方眺望。枯绿色的草坪上落着叶子，骑自行车的学生在草坪四周穿梭个不停，二校门骄傲地、坚定地站在一排排树木后面，它撞见了张永生惬意的目光。

这是一个难得没有活动的日子，张永生暂时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偷得一点闲暇。当灯光不再闪烁，音乐不再奏响，所有观众也消失不见，剩下了一个张永生，和一座安静的大礼堂。

礼堂二楼窗边的风景

陶天野 摄

“老革命”和“毛迷”

“请大家欣赏下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话音落下，在一片掌声中，张永生抓起相机，从观众席后方跑过来，蹲在了观众席中间的过道上。

音响里播起节奏鲜明的音乐，台上的学生们跳起舞来。舞台下一片黑暗，张永生的羽绒服拖在地上，脸紧紧地贴着镜头，冲被顶光和流光打得透亮的舞台按下快门。

张永生是清华大学大礼堂的综合保障管理员，负责礼堂活动的对接、场地和设备维护、人员协调及现场安全等。活动过程中有时得闲，他便脖子上挂一台相机，和观众一起欣赏舞台。不过更多时候，他还是将精力放在台前幕后的各种情况上。

张永生与大礼堂的合影

图源受访者

人文清华讲坛的执行制片人李浚记得，在今年秋季的一次讲坛结束后，一位外校的观众情绪激动地推搡着学生工作人员，想要强行闯进嘉宾休息室，她和几个同学上前阻拦，但并不奏效。这时张永生飞快地从后台的另一侧冲了过来，把她严严实实地挡在身后，转头对她说：“我来处理，你去忙吧。”

她依言先行离开了，走之前回头看到张老师挡在休息室的门前，努力和对方解释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观众对张老师非常不客气，甚至说了很难听的话。”但张永生并不觉得自己挺身而出的行为有什么特别之处：“没什么，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来临的意外，张永生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培养起自己的职业敏感性。他会站在大礼堂的门口，观察来往的人群。“要（对人流）做一个视觉上的过滤，”张永生和我们分享自己十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外面来的人对大礼堂不熟悉，他们会东张西望，这就给了我一个反馈的信号。”

张永生为学生节演出拍摄的照片

图源受访者

拥有较高职业敏感性的张永生其实算是“半路出家”。2002年来到清华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清华学堂的保洁员。“我这人很较劲。那时候我问过一位老师，我说清华做哪项工作最苦？他说保洁员比保安员苦，我说没问题，我就去做保洁。”

那是2002年的春天，沙尘暴把天空染成黄色，黄沙钻进没有被密封的古董窗户，在清华学堂二楼的木质地板上堆起厚厚一层。空气里充满沙土的味道，张永生戴着口罩踩着沙尘打扫卫生。一遍、两遍、三遍，要三遍才能把地板暂时清理干净。但他回忆起这份工作时，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我觉得挺快乐的，我做了清华最辛苦的工作。”

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一共换过九个工作地点：他把报纸叠得方方正正，投进C楼里每个院系的信箱；在胜因院当保安员的时候，协助派出所破获过案子；他兼职中控员，将每栋建筑的关键消防点位牢记心中。直到2012年，他被调到大礼堂，从此没有再换过岗。

同事们给张永生起了个外号，叫做“老革命”。“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嘛！”张永生欣然接纳这个称呼。

“老革命”张永生是一位深度“毛迷”。他大方地承认，自己当初向往图书馆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提起毛主席，张永生眼睛发亮，语气里满是崇拜：“从三五年到四五年，整整十年时间，他才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确立起来，之后仅仅四年我们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能把那么多名帅名将纳入麾下，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啊，他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人！”

他感觉到，毛主席总能“把自己的定位定得特别好”，既虚心地接受现实，又不止看到当下。这对他而言也是激励：“虽然我是一介平民，但所有人都应该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张永生收藏的1939年俄文版《毛泽东传》

图源受访者

张永生在清华的二十一年，是明确定位、不断调整、深深融入的二十一年。在清华这个“高智商云集”的地方，他时常感到“来自环境的压力”，会因为自己的学历而有些自卑，把自己的起点放得很低。但他没有因此而悲观。“那就接受现状，咱们去学习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接纳清华的校园文化，才能融入这个学校。”

正因如此，在工作上“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的张永生也经常主动关心身边大小事，积极创造与这座学校的联结。他和各院系的老师聊学校的招生政策，仔细阅读学堂路上“特奖”和“优秀个人”的宣传展板；他关注着各类校园媒体的发展情况，默默留存下那些现已不见的纸质版校园刊物。在“操心”的过程中，他对清华的感情一点点累积起来。“我已经把自己的身心交给这个美丽的园子了。”他诚恳道。

张永生收藏的2012年清华大学学生会的报纸《行健》

陶天野 摄

张永生承认，能在清华接触到许多学界、业界大咖，获得许多师生的认可，自己私心上是有一点小小的“优越感”的。“这太不容易了，”他说，“但是我也清楚，正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我才能接触到这个层次的人。所以说，要把优越感转化为责任感，我自己也要变得更睿智一些。”

“清华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有很多很多的认可，这也是我在工作上不计较成本地去付出的一个原因。”

“人是一种时间感很强的动物”

张永生酷爱收藏，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在收藏这件事上，张永生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疯”。他的个人藏品以纸质的报刊书籍为主，为了收藏，他基本上不存款，家庭生活空间不得不以藏品为中心进行重构，东西多到光是整理都会成为负担。

收藏爱好者们在购入藏品的同时一般会等比例地“变现”，即变卖部分不再需要的藏品，以藏养藏；张永生偶尔也会如此，但他不总是这么做，觉得舍不得。“我喜欢历史，那些藏品记录了一个时代发生的事件。”他珍重那些纵深地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物，愿意为之付出精力与金钱。

他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一张1948年的大礼堂文艺演出节目单：“去年碰到一个人，有这么一箱子东西，我立刻问他可不可以打包卖给我，让他说个价钱，最后以700块成交。买下来之后我发现（箱子）里面包含了一个清华学生的收藏，她特别喜欢文艺，攒了好多好多节目单，就包括这一张。”

“要善于发现，善于发现总是能带来惊喜。”他轻轻抚摩着那张节目单，得意地向我们传授经验。

1948年大礼堂文艺演出节目单

图源受访者

除了那些着意得来的、有些年头了的“宝贝”，张永生的收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寻常之物。来到大礼堂工作以后，节目单、工作证、演出票、都成为张永生收藏的重点。他会请担任导演的同学在学生节的工作证背后签名，也尽可能在节目单上留下各台口负责人的笔迹。随着一场场演出的举办，张永生收藏的留有学生签名的工作证和节目单越来越多，最初是几张，后来是一册子，现在则变成了整整一箱。

整个活动的人声鼎沸和欢歌笑语，在散场后空旷而敞亮的舞台面光下，都落成在场者的那一笔。“有什么意义？我想还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讲吧，回忆总是美好的，但实物却是它永久的见证，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是永远。”

随即他又辩护式地解释：“但其实我没有停留在他们签名的那个时刻。”张永生一直默默地关注着那些签名的主人如何走在各自的路上，谁在国外读书，谁自己创业开了公司，谁毕业后回到清华成为老师、又带出了新的学生……他则指着纸上的名字问新一批的年轻面孔：“你看这是谁？是不是你的熟人？”

当他们回到清华的时候，有时还会来大礼堂，问候一句：“张老师好久不见啊。”这些鲜活的反馈让他感欣慰，他们回到原先这个环境的过程，也成为他收藏的一部分。

张永生收藏的签名工作证

图源受访者

在清华21年，在大礼堂11年，张永生说，“人是一种时间感特别强的动物”。个人无法抵抗白驹过隙，但收藏让他找到了自己留下痕迹的方式。

他的手机里存着和他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学生的微信，不过由于学业和工作上的原因，许多同学在毕业后逐渐与他断了联系。“有时候逢年过节会发个祝福，不过其实祝不祝福也不重要，”张永生说，“重要的是，你们记住清华有个大礼堂就足够了。”

“可能我也还在那里坚守。”他思索片刻，又补充了一句。

他不想占用同学们的记忆，但到过大礼堂的人记忆里总有他的身影。李浚记得，快十年前，一些院系的学生节时间比现在长得多，“有时会搞到零点之后，甚至后半夜”。一次她去现场看一位朋友的演出，那是最后一个节目，毕业大戏。“已经夜晚12点多了，我受不了了，我说我要走了，但我转过头，看见张老师还站在观众席的入口处。”她猜测，他是不想去打断同学们的表演，想给大家留一个美好的毕业回忆。

那场学生节将近凌晨三点才结束，大礼堂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张老师，就一直待到了那个点。“可是你看他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他有任何的不开心，他就是坐在那儿，静静地陪着大家。”

软件学院九字班的孟德华习惯用“堂主”来称呼张永生。他清晰地记得张老师拿着一张学生节的工作证，邀请自己签名留念时的场景：“我当时意气风发，大笔一挥，谈笑着与张老师告别了。”如今回头看，他想，自己或许热爱文艺，并为之投入过很多精力，但随着时间流逝，那些经历都已成为过去；张永生看起来或许“并不文艺”，却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活化石”，一座校园文艺的博物馆。“我所谓的青春，只不过是他的日常生活。”

张永生（左二）与同学的合影

图源受访者

“合作愉快”

张永生很喜欢和学生聊天，微信好友里学生的比例也一直在增加。“文艺”是他和同学们联结的纽带，聊上两句，那个给人留下“严肃”“犀利”的第一印象的张永生总是真情流露，变得“细腻”“柔和”起来。

目前在校学生会负责文艺工作的李思汉记得，在某次聊到校歌赛后，张永生翻出1992年校歌赛的海报，拍了照片在微信上发给自己。李思汉对张老师的文艺热情表示赞叹，而对方回复：“我只是一个让校园文化阵地的故事情节更加丰满的逐梦人。”

张永生曾在一次校园文艺研讨会上提到，文艺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是传承。这是他在多年学生活动的经验上、交流里、落实中得到的两个字。“原先的灯光啊音响啊（台口），他们从大一就开始跟着干，一直干到大三。这种情况现在很少见了。他们现在最多干两年，甚至一年就不干了。干一年和干三年在熟练程度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脱钩。”

因此，他一直在努力走到学生中去，给大家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经验，他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学生节活动前，都会和时任校学生会主席沟通，建个微信群，“在相对便利的情况下弥补一下传承上的缺陷，尽量沟通好活动细节”。他热衷于分享自己在学生节中收获的喜悦，也从不吝惜对认真准备节目的同学们的赞美：“才与艺的完美诠释，舞与韵的完美结合，魅与冷的完美撞击”，他为朋友圈里的学生节“九宫格”配上一段排比。

“合作愉快。”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同的人说着同一句话。

张永生（前排中间）与同学的合影

图源受访者

在张永生看来，需要被了解和传承的不仅是校园文艺的工作体系，更是大礼堂这座百年建筑的历史。他曾在学生活动的现场听到同学说，“大学四年了，我第一次进大礼堂，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这让他开始思考如何让更多同学意识到与礼堂的联结。

作为礼堂的管理者，他难免会面对场馆管理规定与同学需求之间的矛盾，譬如在不能携带饮料进入的要求下，总有同学偷偷将饮料揣在包里带入室内。“饮料多含糖性，倾洒在地面或座椅上很难处理，特别是活动频率高的季节，”他向我们解释，“对于同学们的不理解，我想还是来自于习惯吧，可能来这里参加活动的次数（不多），那就在相互交流中慢慢了解吧。”

矛盾总是有的，但找到化解的方式方法更重要。他多次呼唤同学们去了解大礼堂的历史，因为“对事物的珍惜来自于了解”，而珍惜是保护的前提。

每次演出，大量的人员进出都会导致一些基础设施磨损，每次内部设施的改造都伴随着可能的破坏……大礼堂跨越百年伫立在清华园，它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孟德华曾见过，当一场学生节落下帷幕，张永生在为精彩的演出而喝彩落泪的同时，也会抚摸着同学们因操作不慎而损坏的大礼堂地板独自叹息。

雪后的清华大学大礼堂

张智超 摄

张永生将大礼堂里的一切视若珍宝，而它们带着历史的余温，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故事。

1921年，大礼堂在清华大学落成，与二校门隔着大草坪相望。此后，这里成为了酝酿反帝爱国运动的场所和开展师生文娱活动的阵地。1949年以前，大礼堂是支持共产党的青年学生聚会的地方；1949年至1990年代，大礼堂承担着电影放映的功能，90年代的清华学子身穿白衣，坐在大草坪上，望着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唱起民谣。他们的歌声传出清华，成为一个时代的回音。

2001年，大礼堂作为“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的一部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张永生来到大礼堂，这是他在清华大学的第十个工作地点。

2023年冬，每个院系一年一度的学生节又开始在大礼堂如期举行。学堂路的两侧，一张张海报轮番立起，“时滞岛”“不夜城”“游园新梦”……自行车来来往往的学堂路上，太多的余光瞥见过这些名字。

而张永生给予它们的则不止是余光。一场学生节结束后，穿着西装礼服的同学们兴奋地跑回聚光灯下，抱着花束叽叽喳喳，回味这个梦一般奇妙的夜晚。张永生站在台下熟练地指挥起大合照的拍摄：“第一排坐下，第二排半蹲，大家一起喊个口号。”“咔嚓”一声，又一张照片诞生了，它像张永生以往所有的摄影作品一样，被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张永生为学生节拍摄的大合影

图源受访者

梦想是人生永恒的主题。张永生总是忍不住要拉着同学分享他的生活、他的收藏，而“梦想”常常是这些对话的落脚处。当谈论起梦想，工作时雷厉风行的他开始使用诗意的拟人和比喻。而实际上，他所想的并不是多么遥远而宏大的东西，它非常朴实，非常真挚：“我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服务校园师生，力争做好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草根人生过得更加精彩！”这段话的后面跟着三个“加油”的表情。

用难得的空闲时间回复完微信后，张永生马上又投入到当天的事务中，从第十二周到十四周，还有八个院系要在大礼堂举办学生节。

最后我们说起未来的打算，张永生没有纠结：“我的梦想在这里，那么它的余晖也应该在这里吧。”他把休息室的窗户关上，转身向一楼门厅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