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陷阱：浅析四家美国媒体有关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

陆洪磊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牛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胡钰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文刊载于《新闻战线》2020年8月上刊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媒体成了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体报道新闻的立场和方式极大影响民众看待事物的态度和认知。然而，美国媒体对我国抗疫情况的不公正报道不断引起国内官方和民众的普遍关注和愤慨，我国外交部多次提出严正抗议。美国媒体的兵锋相向不禁令人质疑：曾经被西方誉为社会“看门狗”的美媒，为何会抛弃客观中立的专业准则，如此富有攻击性？这种转变喻示着什么？“看门狗”形象是否仅仅是一种精心建构的假象？本文从“看门狗理论”出发，试图对疫情期间美国四家媒体的表现进行客观分析和评判。

“看门狗新闻”（watchdog journalism）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指专门以监督、批判和揭露负面事件为目的，以客观、准确、公正、负责任为特征的新闻，它在自由主义新闻实践中诞生，代表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因其强大的影响力又被称为“第四权力”，形式上一般以调查新闻为主。著名的“扒粪运动”和“水门事件”，都是“看门狗新闻”的经典案例。

有调查显示，“看门狗新闻”目前是最受欢迎的新闻报道形式，可以影响公众对政治的满意程度，调查记者也被誉为社会的仲裁者（social arbiter），一度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作为一种经验先行的概念，“看门狗新闻”并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学界大多将其视为一类业界的概念，较少以系统的学术表达加以概括。因此，本文论述的“看门狗理论”，更接近于一类经验的集合。

“看门狗理论”核心论述的是媒体的功能与定位，重视媒体对国家与政府的监督与制衡，将媒体作为公权力的对立面来进行论述，塑造了政府/国家与人民/社会对立的话语态势，其中蕴含的核心思想正是自由主义“政府—社会”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这一思维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如天然地将国家和政府预设为自由的阻碍因素，在报道中过多强调批判和对抗，使得协商民主的弹性和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等。

“看门狗新闻”本质上是自由主义新闻，有着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弊病和矛盾。本文主要沿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从意识形态、所有制、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分析“看门狗理论”存在的矛盾及其原因。

意识形态矛盾：阶级性、文化帝国主义和党派政治性

第一层为意识形态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媒体固有的阶级性、文化帝国主义和党派政治性。阶级性体现在美国媒体永远站在大资产阶级一端。比如，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主流媒体近乎一致地肆意抹黑抗议人群，将合法的抗议活动污名化，或干脆选择视而不见。在这一层面，媒体作为所谓的“看门狗”，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大资产阶级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

美国媒体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特性，体现出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本国的国家利益压倒一切。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将“看门狗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类型与“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民主国家”这一类词汇进行捆绑①，在学术界构造了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对非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评头论足。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经典思维逻辑便是“政府—社会”二元对立，而这一点正是党派政治得以名正言顺利用媒体的“挡箭牌”。如“水门事件”中，媒体看似为民众发声，揭露共和党尼克松政府不可告人的黑幕，实际是在民主党大力推动和支持下才得以成功。“看门狗新闻”很容易受党派政治的影响，成为党派政治的工具和延伸，所谓的“代表民众监督政府”不过是精心设计的话语策略，并不能掩盖其党派政治的实质。

所有制矛盾：商业化和垄断化

“看门狗新闻”的所有制矛盾，源自新自由主义时期私有媒体的完全市场化，主要体现在商业化、娱乐化和垄断化三方面。

商业化方面，出于经济和生存压力，“看门狗新闻”可以被扭曲成行业利益的“看门狗”，更关注市场竞争而不是公共利益，更着眼于独家新闻而不是深入调查。这将导致“看门狗新闻”的边界难以划定，进而引发新闻媒体一些“越轨”行为。

商业化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过度娱乐化，娱乐新闻挤占着“看门狗新闻”原有的生存空间。著名学者詹姆斯·柯兰曾指出，市场化压力将导致调查性新闻的“品位降级”，最终滑向娱乐化的泥淖②。在新闻娱乐化、碎片化的大趋势下，尤其是2008年之后，调查记者的数量逐年下降，“看门狗新闻”的发展困境已上升为一个引起学界和业界重视的问题。

垄断化方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媒体的去规制化掀起了媒体间的兼并浪潮，直接促成了巨型跨国传媒大亨的崛起，甚至凌驾于民族、国家和政府之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兴媒介形式对传统报刊新闻的冲击，调查性新闻经济效益不佳，越发依赖资本的投入，使得原有的“看门狗理论”逐渐失去适用性。“看门狗新闻”模式正在被私人资本以“垄断的意识形态”不断侵蚀，甚至沦为私人企业进行商业扩张和解决纠纷的工具。

认识论矛盾：认识局限与话语陷阱

“看门狗新闻”的认识论矛盾主要来自它在阐释政治体制和媒介体制二者的关系时，所暴露出来的认识局限和话语陷阱。

“看门狗理论”的支持者们会天然地将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相关联，并在逻辑论述中强加单向的因果关系。例如，近期多国学者联合团队论证了“看门狗新闻”在美国等所谓“民主国家”中发挥得更好③。这种“只有民主国家才配拥有自由媒体和‘看门狗新闻’”的观点，不仅充满了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而且充斥着大量的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预设，将“看门狗新闻”视为“高尚、先进的新闻形态”，仿佛只有“先进的民主政体”才拥有讨论的资质。这就相当于先用西方的话语霸权给不少发展中国家套上了一副沉重的“话语枷锁”，置于话语场的劣势一方，极大增加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抗辩成本。

因此，需要警惕的是，“看门狗理论”的认识论不仅是局限的，还暗含着一套文化霸权的话语陷阱。

方法论矛盾：极化报道和预设立场

方法论矛盾来自新闻生产的操作层面，包括采写、编辑、审查和反馈等实践环节。记者迫于现实压力，时常“言不由衷”，报道实际产生的效果往往与其理想存在很大差距④。如果主动迎合受众的期望，就必须预设立场，可能会让新闻工作者偏向于生产耸人听闻和极端化的内容，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降低新闻可信度。

虽说“看门狗理论”存在诸多深刻矛盾，但“看门狗新闻”在西方新闻业中仍是处于主流地位且最富影响力的新闻形式之一。不少学者和从业者试着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完善和补充，比如，强调提升记者素养，赋予负责事实核查的新闻编辑更多职能，成立独立于政府和公司控制的公共媒介体系等。然而，这些手段或多或少都存在“治标不治本”、过于理想化的问题，很难在现实社会中实现。

从近些年西方媒体的种种表现来看，所谓的“看门狗”似乎已没有鼎盛时期那么神采奕奕了。曾经温顺、善良、公平、正义的所谓“看门狗”形象正在逐渐褪去，渐渐露出了隐藏许久的“利爪”和“獠牙”。

“看门狗理论”构建出来的专业主义“去政治化”迷思在现实的不断挑战下逐渐幻灭，所谓的“看门狗”实质上是在为其背后的党派和利益团体狺狺狂吠。本部分采用前文矛盾分析的框架，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主流媒体发布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展现美国的“看门狗新闻”是如何在实践中暴露出自身问题的。

隐藏的阶级性：资本与权力的工具

意识形态层面，媒体的阶级性、文化帝国主义和党派政治性是其无法彻底掩盖的根本属性，美国的主流媒体根本上是服务于美国统治阶级的。乔姆斯基在近期的访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瘟疫”是这次疫情带来如此惨痛后果的“罪魁祸首”——对大型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润肤霜远比研发保护人们免受彻底破坏的疫苗更有利可图……我们有可以采取的措施，例如政府直接干预疫苗的发明。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自由主义的瘟疫），这样的做法是被禁止的。⑤

研究者搜集了来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Fox News、CNN四家媒体网站自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发布的734篇有关疫情的报道，发现只有32篇报道提到了制药公司/巨头或制药产业的有关表现，其中只有4篇在谈论制药公司应肩负的责任，其余都只是泛泛提及制药公司正在努力研发疫苗，对大公司在此次疫情中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置一词，侧面印证了乔姆斯基所说的话。

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达：右翼保守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合流

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催生了右翼保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网络舆论中右翼保守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发生了合流，构成了美国社会及舆论场中一股强大而危险的政治力量⑥。

美国媒体对此次疫情的报道，尤其是在涉及中国议题的时候，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框架近乎完美地整合到了一起，整体呈现出一种具有强烈攻击性的意识形态表达。2月3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评论文章，彻底激怒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中国因此驱逐了3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这种带有明显种族歧视和反华立场的文章得以在《华尔街日报》这类主流媒体发表，说明这类媒体早已不再是所谓客观、公正、独立于政治的“看门狗”了。

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不断有海外华人受到极端保守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袭击和侮辱，这与媒体的大肆渲染和煽动脱不开干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对市场和受众情绪的迎合，也可能是出于政治阴谋的授意或纵容，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媒体表现得更像是早有预谋的煽动者和阴谋家，绝非所谓公平正义的守卫者。

鲜明的立场：党派媒体的统一战线

早在19世纪，新闻媒体就与党派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次疫情中，美国的媒体更是充分发挥了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功能。左翼媒体频频对总统特朗普进行负面报道，力度之大、频度之高，在美国新闻史上十分罕见。

在研究者搜集的疫情期间有关特朗普的报道中，对特朗普持负面或极度负面评价的报道占64%之多，中立报道占25%，而正面报道仅10%（几乎都来自支持共和党的Fox News）。抽样分析82篇《华尔街日报》3个月中涉及“特朗普应对疫情”的报道，其中负面报道为62篇，占比75.6%，中性报道为20篇，占比24.4%，完全没有正面报道。显而易见，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为代表的左翼媒体和以Fox News为代表的右翼媒体虽然都在涉华报道中采取对抗的姿态，但在涉及国内政治报道时，则呈现出完全对立的报道立场。作为反击，特朗普也频繁地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和自己的推特上对CNN、《纽约时报》等主流左翼媒体进行抨击。这种报道立场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由精英媒体主导的美国舆论场的撕裂。

清晰的攻击性和诱导性：别有用心的话语与叙事策略

在此次疫情中，中国的主流媒体在党的领导下，做到了将与疫情有关的信息及时、透明、准确地加以传播，致力构建官方与民间良好的联动关系，最大程度发挥媒介社会动员的力量，为“举国抗疫”构筑了坚实的媒介基础。相比之下，美国主流媒体在此次疫情中所呈现的专业水平可谓“刷新了下限”，不仅报道框架和议程充满攻击性和诱导性，故意转移矛盾对象，甚至不惜制造事实性错误，令人咂舌。

3月24日，《纽约时报》官方推特账号发布了一组题为《病毒是如何传播出去的》（How the Virus Got Out）的数字新闻报道，煞有介事地讲述所谓“武汉病毒”是如何从武汉蔓延至全世界的，一经发出便得到大量转载。然而，仔细阅读其内容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事实性错误和不怀好意的诱导。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说病毒的起源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也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起源于武汉，但配图中红色的重点标记，以及文中标红高亮的“first known cases”，无不暗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就是病毒扩散的源头。此时距离该市场并非病毒源头的消息发布已有两个多月，包括《纽约时报》此前也做过澄清报道。此时又开始“祸水东引”，政治意图再明显不过。

把病毒全然怪罪于中国，既符合其政治与经济集团的基本利益，又能让国内汹涌的民意有一个出口，无疑成了最好选择。经过费尽心思的设计，看似客观公正的“看门狗们”精心构建出来这样的叙事——中国武汉是病毒的起源地，中国人乱吃野生动物导致了病毒的感染。但中国政府隐瞒了病情，并串通了WHO掩盖了疫情将非常严重这一事实，导致世界各国没有及时作出有效应对，付出了惨痛代价。因此，中国要为此次全球疫情负责。这种叙事结构与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之前的话语构陷何其相似。

疫情期间的美国舆论场，“看门狗理论”几乎完全失去了适用性。许多看似严谨、翔实的调查报道，其背后却充斥着政治偏见和立场，不少新闻报道甚至罔顾事实、为了构陷而撒谎。美国媒体这种从“看门狗”到“咬人狗”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警示？

观念矛盾的不可调和：自由主义传统根深蒂固

“看门狗理论”的“失灵”充分说明，“看门狗新闻”的诸多缺陷仍得不到有效弥补，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新闻观固有矛盾的不可调和，任何不正视这一根本因素的弥补和努力都是妄想和徒劳的，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完全可以从制度和观念的高度对“看门狗理论”进行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分析思路下，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新闻观下的“看门狗”媒体具有三个不容忽视的特征：一是阶级性，始终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资本家“打掩护”；二是文化帝国主义属性，以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对外输出美国的“是非观”，将疫情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借由全球话语霸权“祸水东引”；三是借由“政府—社会”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框架为党派政治利益服务，美国媒体看似公正地为民众发声、批评特朗普政府，实质上不过是借用了为公共利益发声的外壳，为各自所支持的政党站台和发声而已。

社会结构的不可超越：资本和权力的延伸

将媒体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可谓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者精心构建百年的谋篇布局。有学者在关于19世纪晚期美国新闻发展史的研究中指出，媒体机构作为资本的化身，“篡夺了作为职业化身的新闻记者要求专业独立的口号，将其作为媒体机构脱离社会控制，独立操控舆论以获利的道德合法性来源”⑦。

说到底，媒体机构仍是政治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工具，这是由媒体机构所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是媒体本身难以超越的。“看门狗理论”为媒体机构赋予“第四权力”的功能和地位，现在看来是过于拔高了。

媒介主体的不可忽视：“打狗还要看主人”

西方“看门狗理论”最大的陷阱是对其媒介主体的隐匿和欺瞒，让公众误以为媒体会奉行客观公正的原则守望社会，殊不知自己只不过是媒体兜售注意力的“商品”，而媒体真正的“主人”是隐藏在幕后的资本家和政客们。

新闻实践和媒介管理的进步要求政府提高对媒介机构管理主体的重视，厘清政治体制和媒介体制之间的关系，正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苏联解体前夕大肆推崇的媒体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让媒体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看门狗”，而是让媒体成了控制媒体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哈巴狗”。⑧“看门狗”固然是媒体机构的重要职责和功能，但其背后对媒介实施宰制的“主人”才是必须清楚认知并加以分析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项目编号：17AXW00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