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建设对外传播的自主范式与知识体系

新闻教育改革的伟大工程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了“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为中国学界明确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文化中的圣贤经典应该成为中国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就是要求包括中国学界、知识界和教育界在内的中国人要越来越多地依赖自己的知识来源。要在知识来源、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上有自主制定的标准。说到底，就是用哪种哲学视角来指导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

从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至今，西方对中国的叙事主题从“失去中国”“中国沦陷”“中国崩溃”到“中国威胁”。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对中国模式、道路、理论和制度做了一个划时代的总结和升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和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视作天命。在西方文明黯然失色后，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将重现光荣，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的未来。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什么？就是中国的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对待美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上，中国新闻学要彻底独立出美西方的传播学，把新闻学还原成传统的人文学科。

2021 年 5 月 31 日由张维为这位政治学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讲国际传播，而不是由我们这些新闻或传播学者讲国际传播，这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这次集体学习，特别是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是从顶层启动了重塑中国新闻教育和中国新闻价值观的伟大工程。这个讲话将带来中国新闻教育界的一场真正的创新与改革，这不仅关系到新闻教育的使命与新闻实践，更是一项价值观与话语权的伟大工程。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2021 年 5 月 9 日，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写了一封回信。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笔者读起来觉得这同时也是给我们新闻教育界写的信。我们的新闻教育改革之路，就是要继承发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的两次讲话将有望推动中国新闻学界在理论上和人才培养上突破美西方传播学的束缚，有望在重塑中国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形成共识。

远在西方新闻学之前，中国新闻学就以“纪事学”在中国出现和运用，从司马迁的《史记》、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到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是最好的见证。只有在新闻教育界传承和推广中国文史哲人文地理基础上的文明观和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国工农红军和延安时期形成的“宣传范式”，才能突破西方欧洲中心论的话语锁链。

二、中国新闻学在国际上

要争取独立平等的地位

1928 年 9 月，罗家伦在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谈道：“要国家在国际上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1) 多年后，罗家伦在谈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引用顾炎武的话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 ? 罗家伦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要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个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2)

1928 年年底，罗家伦校长和翁文灏、冯友兰等著名学者 30 人发起成立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公告说：“我国自鸦片战争以还，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帝国主义者挟土地侵略之野心，四面八方，步步进逼：如日之于南满，英之于西藏，俄之于新疆、外蒙；彼此间密约之协定，势力范围之划分；或煽惑土人，反抗政府，或强用武力，攫取利权。吾国若尚不早为固圉之计，则唇亡齿寒，内地亦行见有沦亡之祸。同人等懔国势之颠危，知挽救之不容或缓，故有边疆研究会之发起。目的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方法。”(3)

清华边疆研究会成立后，当时为化学系三年级学生的袁翰青（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发表了《边疆问题——注意的理由和解决的途径》一文，指出边疆问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防问题。边疆民族与内陆各民族唇齿相依，共存共亡。重视边疆问题，携手边疆民族，共同抵御外国侵略。振兴边疆文化，发展边疆经济，粉碎帝国主义对边疆渗透与侵略。推动内地移民到边疆垦边殖地，加强边疆防备，保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安全。“我们要造成研究边疆问题的权威者，我们需要多量的‘新疆通’‘蒙古通’‘西藏通’。”这是清华学子对于国家应有的责任。

1944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和西北大学增设边政学系。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边政学系设置的专业课包括：边疆问题概论、边疆地理、边疆与内地、边疆与邻国、边疆地方志、蒙古与甘新、康藏地志、历代筹边政策、清代筹边政策、民国筹边政策、各国筹边政策、筹边政策与内政政策、筹边政策与外交政策、边疆语文等。边政学系下设立的藏文、维吾尔文、蒙古文专业的学生分别选修西藏史、突厥史、蒙古史。宗教方面的课，学维吾尔文的读伊斯兰教文化史，学蒙古文和藏文的读藏传佛教史。此外，学蒙古文的要学俄文和日文，学维吾尔文和藏文的要学英文和俄文。(1) 从早年的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课程设置看，很难判定这门学科属于文学院、地学院、商学院、法学院、语言学院、民族学院、国关学院、社科学院中的哪个学院。这门学科课程设置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可以为当今复杂的国际舆论竞争一线亟需的掌握跨界、跨学科综合性知识的新闻人才的培养提供启示。社会学家言心哲曾说，边疆的调查“可包括历史、地理、人口、土地、政治、经济、教育、卫生、交通、工业、农业、商业、劳工、生活费用，与生活程度、社会事业、娱乐、风俗、信仰、家族、灾害等项”。(2) 因此，也就是说，只要是与边疆边地和周边国家有关的课程都可以纳入中国新闻学学科的课程体系。或者说，中国新闻学是一个除了西方传播学之外的无所不包的学科。中国的新闻教育可以沿着边政学这个方向调整，把边疆的人文地理、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作为必修课程列入新闻学院。

这些年里，中国每年“生产”成千上万篇的以西方传播学为范式和模板的博士、硕士、学士论文，却很难找到研究中国现代新闻教育奠基者（追溯起来，他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育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梁士纯先生的论文。更让人惊讶的是，中译本《为亚洲而战》（斯诺著）竟然把“梁士纯”翻译成了“梁思成”。1978 年笔者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书时，梁先生在南大开设了《英美报刊选读》。1930 年代，梁士纯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期间，曾聘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担任新闻学教授。梁先生还资助斯诺去陕甘宁边区采访毛主席，随后，斯诺发表了被视为新闻学经典著作的《西行漫记》。梁先生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主讲的课程就叫“实用宣传学”和“社会宣传学”。而在今天的新闻传播学院里，你不能讲实用的东西，更不能讲宣传学，否则就有人攻击你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等。但是，梁先生受到了斯诺的赞美。斯诺在给梁先生的一本书的序中写道：“梁先生是复兴的中国的代言人。”毫无疑问，梁先生开创中国的新闻教育是要培养中国的代言人，而不是美国的代言人，也不是日本的代言人。梁先生说：“日本不能征服中国，除非中国征服它自己。”(3) 1936 年 5 月，燕京大学新闻系举办第五届新闻学讨论周，其主题为“新闻事业与国难”，标志着新闻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升到理论研究层次，而不再是“为学术而学术”。梁士纯在《实用宣传学》的引言中，提出“所谓宣传就是要把一种消息或意见陈布于公众之前，借以左右他们”(4)。他将宣传学看作与新闻学极有关系的一门科学。今天的新闻教育，一是与历史脱节，二是与中国现实脱节，三是与国际政治脱节，四是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脱节。由于把现代性理解成与美西方精神殖民者（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被殖民的历史，盎格鲁-撒克逊可以算是我们的“精神殖民者”）思想接轨，结果很多大学的新闻学院要求老师晋升前必须出国访学一年。这种访学常常被理解为去美西方国家访学才算访学，到开罗大学、德黑兰大学、卡拉奇大学、喀布尔大学等都不算访学。

2008 年，笔者和当时在科技部工作的胡钰联合在上海浦东组织一个科技会议，邀请杨振宁先生演讲。他没有谈科技，谈的是《泰晤士报》记者内维尔·马克斯威尔写的《印度对华战争》这本书。他说，中国人讲立德、立功和立言，但在当时和后来的涉藏的国际话语竞争中（2008年春天，拉萨发生了“3·14”事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记者和媒体不会立言。要学习西方记者马克斯威尔的认真采访和写作精神，他用一本充满了新知识的书改变了西方对中国自卫反击战的态度。这本书在西方畅销，但是由于这本书有利于中国，反而成了印度的禁书。

三、为什么美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

而不会“天使化中国”

谈到中国的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笔者想从自己最早引进的一个中文词“妖魔化”说起。1995 年年底，笔者即将结束《华盛顿邮报》科学部的记者工作。离开前，笔者写了评论性文章，题目是“Demonizing China”，回顾那年美国主流媒体配合美国政府在李登辉访美、十世班禅转世等干涉并伤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搬弄是非，横加干涉。笔者的文章直率地批评美国媒体对中国不友善的报道。文章通过邮件发给该报评论部的女主编，希望她能同意在其主管的言论版发表。几天后，她给笔者打了个电话，约笔者到她办公室面谈一下这篇文章。笔者走进她狭小的办公室，看见她坐在办公桌后面，背后的书架上一个小相框里放着周总理的照片。她直接指出笔者文中“demonizing”一词不很“nuance”（微妙），要求笔者在用词造句上能够微妙模糊一些。但是，笔者不想删除“demonizing”（妖魔化）这个词，结果文章没了下文。回国后，笔者和美籍学者刘康教授主编了一本专著，批评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书名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1996 年出版。

1998 年秋天，党的老同志汪道涵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买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本书。他读后，通过朋友找到笔者，请笔者到上海面谈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及中国的对外宣传。一见面，汪老就指出当时中国外宣面临的挑战是“3T”问题——Taiwan、Tibet、Tian’anmen。(1) 汪老听说笔者当时获得了哈佛大学“雪伦斯坦学者奖”，将去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做研究员，他希望笔者从哈佛学成回来后，也仿照哈佛的智库，在中国某个一流大学建一个媒体与政策智库，收集分析研判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舆论，按照中国自己的议程，做好国际传播的议题设置。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界很多朋友同意笔者的观点，认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确一直在“妖魔化”中国。但是，中国是否有能力让美西方主流媒体“去妖魔化”，争取美西方主流媒体停止“妖魔化”中国，无论是中国学界、媒体，还是中国的外宣部门，多年来好像无能为力。

笔者当年还提出过“去妖魔化”(de-demonizing)的想法，目的是让美国人在自己的主流媒体上看到一个他们喜爱的中国形象，当时笔者还给国家有关部门建议，把中国外宣的重点放到改善中国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形象上。后来证明，笔者当时的这个想法和建议等于落入了美西方的话语和议题圈套。例如，在所谓的“西藏问题”上，什么样的西藏故事才会让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主流社会高兴？那就是中国承认自己的西藏政策和做法错了，让西藏“独立”，或者让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成千上万藏族人到拉萨“欢迎”达赖，如果这个时刻，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去镇压“藏独”，美国主流媒体将会第一次“正面”报道西藏，说“西藏终于获得自由和独立了”。如果中国不让西藏或新疆“独立”，这些地方永远不会获得美国主流媒体对当地幸福生活的正面报道。

美西方政界和媒体妖魔化新疆、西藏和香港到了极致的地步。例如，中国当前很难改变美西方媒体上的“西藏“”香港”和“新疆”形象。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美西方不停地用自己的立场、价值观和议题攻击中国，而中国面对其攻击，总是按照美西方设置好的议题被动地回答。例如，美西方在炒作“新疆问题”时的关键词是“种族灭绝”、棉花问题等，中国总是在被动地说“你们造谣，你们编瞎话，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做”。多年来，在外宣上，中国总是顺着西方的议题设置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线性思维，总是在为自己辩护。

笔者听西方人说过这样的话“聪明人从来不为自己辩护”。我们为什么这么在乎美西方对我们的看法？为什么这么在乎美西方人妖魔化中国？因为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东方文明和人类搞了一个彻底的知识体系清洗。现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为了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设立国学院。这只能说明国学在中国的大学里很孤独。美西方的大学不搞自己民族的国学院，因为，美西方的国学知识、价值观、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渗透在他们全部的知识系统中。但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有了国学院，其他学科也就“不需要”“国学”知识的传授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的传播学、商学等，基本上照搬美西方的学科设置和学科标准。中国的大学的国学院反而成了“文物储藏室”。这就好像有的大学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结果，谁想学马克思主义，就到那个学院，其他学科就无需再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了。但是，落实到新闻或传播等社科领域的专业课时（那些能帮学生获得学位的课程），就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没有关系了。不仅东方的传统文化知识被系统地清洗了，新闻与传播的学生需要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也被美西方传播学的课程体系清洗了。

源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是对东方文明知识清洗的源头。西方现代性非常重要的两点是宗教自由和民族国家。它们代表着西方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文明，但它们正是西方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让中国在应对美西方的所谓“人权”问题时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失去文化自信。

例如，长期以来，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最“关心”的是基督徒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近年来又开始关心穆斯林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谴责“无神”的中国共产党。但是，西方媒体极少关注中国的儒教、道教的信奉者的人数的增减（西方支持达赖喇嘛更多的是把达赖喇嘛视作“藏独”的化身）。很少有做外宣工作的人知道，中文“宗教”一词的本意是无神的儒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英文“religion”指的是一神教。按《说文解字》：“宗者，尊祖庙也。”“教”指教育、教化、启蒙等，如中国人还把儒学传统称为“圣教”。

按照《牛津词典》和英文版的维基百科，“religion”源自“religio”，意思是人与上帝之间的黏结。“religion”是 17 世纪被引入英语的，当时处在新教改革导致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时代，也是欧洲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探险、传教和殖民的开始，欧洲人与许多非欧洲语言的外国文化有了接触。西方学者认为，“religion”一词不适合应用于非西方文化，如果把这个词用在非西方文化上，会扭曲非西方人的行为和信仰。尽管东方传统信仰，例如儒释道，其经书文本和实践一直存在，但东方的圣典经书不符合西方的宗教观念。直到 18 和 19 世纪，佛教、印度教、道教、儒教等术语才首次进入英语语言。18 世纪前，在用英语表述时，没有人自称为佛教徒或印度教徒。“Hindu”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被用来记录印度次大陆土著人和其文化。

日本过去也没有“宗教”概念，因为没有相应的日语词，也没有与其含义相近的词。当美国军舰于 1853 年出现在日本海岸并迫使日本政府签署《日美友好条约》时，日本被迫接受“freedom of religion”，日本借用中文的“宗教”把“freedom of religion”翻译成“宗教自由”。日语中的“宗教”一词借用汉语的“宗教”，但其意义往往特指基督教和其他一神教。(1) 在张之洞等以日语“近于中文，易通晓”为由，假借日语中“宗教”与“religion”的互译时，康有为、朱希祖、胡适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religion”包含一种神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这与中国社会中的信仰不相符。另外，尽管“religion”概念的含义由“以神为中心”扩展至“最高实体”或“最终关怀”等，但它依然受到西方传统宗教观影响，在讨论中国的无神教如佛教时，其合法性难免受到质疑。(2)

西方人明确视亚伯拉罕三大体系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一家人”，这三大宗教信徒彼此可以通婚，因为他们同属于一神教信仰体系。这样看来，religion 的翻译可以是“一神教”。英语的“宗教自由”指的是信奉上帝的自由，不包括非欧洲人信仰的佛教、儒教、道教、苯教和萨满教。通过这样一个文字的溯源，我们发现，西方人在中国推行的“freedom of religion”是信奉一神教的自由，不包括无神的“宗教”信仰自由。(3) 这是一个涉及中华文化知识传承的大问题。1893 年，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the 1893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中国驻美参赞彭光誉写了个折子，请求光绪皇帝批准他参加“万国景教会”。彭光誉在折子中用“景教”翻译“religion”，显然把“religion”等同于基督教了。朝廷的批复也没说是“宗教”大会，用的是“巫教”。彭光誉在大会做了题为“说教”（Confucianism）的演讲，其中也称“religion”为“巫”。他认为宗教指的是佛教和道教，礼教指的是儒教。(4) 近现代后，中国知识界开始全盘追求西方文明和西式现代化，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全是落后的。日本人为此发明了“传统”这个词，作为“tradition”的译词。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属于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国学中，没有“传统”这个词，作为日本新词的“传统”从 1920 年后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端、著述中，到 1930 年代之后进入辞典。“传统”一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才开始流行。从此，“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话语体系。(5) 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都变成了“传统”。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线性思维，“传统的”都是落后的、要被遗弃的。

“民族”这个词偶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过，呈现的是“皇族”与“民族”的阶级关系，居于统治权力中心地位的家族为“皇族”，其他身份的人和民间百姓为“民族”。(1) 作为“nation”的译词，“民族”见诸 1870 年代日语翻译的西方著述。在中国传统中，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或存在。中华传统是一个文明国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制造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隔阂、界限和分离。

16 世纪，西方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尝试向中国传教，其中包括拉萨。明朝比较开放，最早的天主教堂在明朝开始设立。但是耶稣会去拉萨不容易，后来的清政府对西方人去西藏限制比较多，不经过清政府同意，是不能去西藏的。而且西藏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班禅额尔德尼，也不欢迎外国人，特别是不欢迎西方传教士，他们希望西藏纯粹一点，不希望有任何外国人介入。元清两朝已经把藏传佛教当成皇家宗教尊崇。明朝也任命了很多西藏大喇嘛为国师。在明朝，好多传教士想通过克什米尔入藏，但没有一个成功的，更没有建成一座教堂。西方传教士在西藏没有完成传教任务，却写了大量的有关西藏的书。他们视以基督教为精神领袖的西方文明为高等级文明，视西藏的文明为低等级文明。无论是葡萄牙、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还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军官荣赫鹏（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他们写的西藏行记到了 1970 年代都成了研究藏学和西藏民族学的重要经典。这些书的基本观点是把西藏视为“野蛮”地带，而西方的高等级文明应该向低等级文明的西藏流动。但与此同时，西方又用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渗透对西藏和新疆的研究，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所谓“民族自觉”和“民族国家”。西方民族学通过找出这个人群跟别的人群的差异，制造“我”与“他者”在族群、信仰和文化上的差异和对立，在此基础上制造不同的“民族国家”。巴基斯坦学者埃贾兹·阿克拉姆跟笔者说，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之上，它从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引入到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并创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它认为强者有统治弱者的自然权力。在自然界的丛林中，狮子可以吃掉一只兔子，那么在人类的丛林中，上等人就有统治下等人的自然权力，有钱人有权统治穷人。法西斯主义就是与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这种人类学和文明等级论合法化了西方在文化、政治和价值观上的殖民主义化。结果，这类人类学、民族学等以客观性的名义而进行的研究，最后破坏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身份认同，也为西方人今天制造的新疆和西藏分裂势力提供了学术支撑。

19 世纪，中国在外国入侵下，中国传统的文明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所谓“民族国家”的建设——从蒙古地区、西藏、新疆到东北。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未来与之息息相关。中国的未来不是西方化而是回归自己优秀的传统。如果中国从文化中摈弃传统，中国就将四分五裂，一无所有。西方总是用所谓“民族国家”理论来试图分裂西藏。广大的伊斯兰国家跟中国一样，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具有更大的同理心。中国不是搞“一带一路”的中国化，而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如果是文明的互动、互鉴，则中国在“一带一路”上不会采取西方国家的范式。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文明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尊重其他国家的道路和发展模式，承认秩序和文明的特殊性与多样性。这些多样化文明之上的更高阶是万法归一——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的思想是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没有外物，没有两样。从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的思想看，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其欧洲现代性的思想，不断在东方国家制造分裂、制造对抗。比如其民族学就是要找出藏族和维吾尔族与汉族如何不同。中国的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史籍详细记载表明，元明清时代，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西方设计的西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中，或在他们的教科书里，除了反复强调 1950 年“中国入侵西藏”外，很难看到他们讲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人文历史文化宗教和贸易关系，整个西藏史就被视为纯粹的藏族的纵向历史，很难看到其与中原的联系。西方政界和媒体受到西方学界的这些藏学知识教化后，自然而然地确信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 年和平解放西藏，在西方现代的知识体系里，看上去就像“一头疯牛闯进了瓷器店”，像“一个怪物出现在西方神圣的知识殿堂中”。

四、中国外宣获胜法宝在于解决范式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在对外宣传的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上花了很大功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很多重大舆情或事件发生时，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国际话语仍然处在被动的地位。多年来，在对外宣传时，一些官员、记者和学者并不是着重体现和表达中国信仰、中国理念、中国价值是什么。在对外宣传的具体工作中，不敢高举中国旗帜、不敢鲜明表达中国价值，也不知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甚至刻意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还有很多人至今仍然崇拜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过去 20 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要用约瑟夫·奈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建设。在人才培养和具体外宣作品制造中，提倡用西方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概念、手法、技巧、框架和话语去建设中国的话语权。但这些做法无法解决中国外宣的根本问题。在国际舆论战中，中国获胜的法宝和关键是解决“范式”问题。从美西方对中国的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攻击，到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外交（美西方和其代理人攻击其为“战狼外交”）的攻击，这一切都涉及东西方的“范式”之争。

有关中国外宣的思想和政策的理论来源不可能依赖西方现代主义给我们提供。自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新闻学学习了很多东西，获得了很多知识。在新闻学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所谓借鉴就是改造它。作为人文主义的中国新闻学既是规范性的，也是实证主义的。当我们选择一种方法时，它必须是客观的，但不能牺牲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因为我们的主体性是与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和宇宙观相联系的。我们的主体性决定我们成为中国人，我们要保持中国风，而不是成为西方一个“糟糕的影印本”。我们的外宣和对外传播成功的关键，不是要按照美西方的有关中国的西藏、新疆和香港的知识体系和标准去改善中国在美西方媒体上的国家形象，而是要针对西方的现代知识体系，建立一个平行的新知识体系和中国新闻学范式。中国新闻学需要再东方化，回到中国范式，中国的新闻价值要牢牢地建筑在中国价值观上。中国价值观的基础是社会主义 + 中国传统文化。从道家来讲，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阴阳平衡。新闻报道不能阴气太多，要有足够的阳光，让人快乐地活着。儒家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仁与和。佛家强调人要去除一切烦恼，控制内心的贪嗔痴。而美西方新闻价值观几乎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贪嗔痴。佛家要求人活在世上要说好话，不说别人的坏话。但是，美西方把新闻定义为阴暗的是新闻，光明的不是新闻。儒家经典《中庸》说隐恶扬善，而美西方新闻教育教的是隐善扬恶。

什么叫“范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解释，范式是一种被接受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它会对你的理论产生影响，它来自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它会使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合法化或去合法化，它建立了知识与权力的联系。例如，美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遵循的思想范式和知识生产标准，就是要消除维系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基本要素不仅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语言文化，还要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因为中华文明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必须传承和不断完善。否则，中华文明将非常可能被外部力量通过其知识生产和学术垄断而改变。在人文社科领域，很多研究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无害，但是研究的视角、方法、框架将可能会改变你的身份。其中最让人担心的是美西方传播学取代中国新闻学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会丧失基于中华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创造的新闻学知识体系。

如果把美西方传播学作为中国新闻界的理论知识来源，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无法上升到范式的地位。今天中国的人文社会学者和新闻宣传工作者应该通过复兴中华文明来全面启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资源。如果中国的新闻教育知识体系、人才引进和博士生培养的标准抛弃中华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新闻学将死去。中国学者和新闻宣传工作者应该是中华传统知识的传承人和保管人。作为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我们传承和保管的不单单是中华文化，还有中国范式。

西方学界做的就是看管好自己的范式，不容许其范式受到挑战或威胁。我们看到新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西方范式和中国范式就像海洋上的两艘船，前者是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后者是一艘全速驶向对岸的快艇。如果给你一个选择，尽管“泰坦尼克”号上有所有的娱乐设施，但它正在下沉，而另一艘船很普通，但它正在前进，选择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假设一个新闻学者去给所谓的“国际传播学刊”投稿，题目大概是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范式的，毫无疑问这篇文章会被拒绝。西方学界永远是捍卫他们范式的先锋。

在全球互联网舆论新环境里，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严峻的思想战争，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赢得这场思想战争。在美西方思想通过互联网进行各种渗透时，必须使人民觉悟。我们应该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应对。应正确理解言论自由的概念，克服知识的隔离化，真正理解新闻专业化而非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中国新闻范式。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传播，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做出反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以及习近平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些将构成中国知识界的研究范式和新闻范式的基础。如果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信心，对自己的制度和理论有信心，对自己的知识来源有理论上的信心，与之相关而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这实际上可以产生新的范式。

爱德华·赛义德把西方对东方国家的研究范式归纳为东方主义。赛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说，西方想象的他者是西方自我的幻想投射，是对亚洲文化的妖魔化。一开始，西方世界只有一个他者——伊斯兰世界，因为当时西方（欧洲）被伊斯兰世界包围，没有其他邻居。在近现代的历史中，由于西方殖民者扩张到中国边境，通过在印度、缅甸、越南、朝鲜等国和中亚地区建立殖民统治，中国变成了西方的另一个他者。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开始殖民东方国家时，首先针对穆斯林发明了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然后又针对中国发明了“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但是，在美西方构建的“中国专制主义”范式面前，构建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美西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已经不再增长。世界将看到中国的精神力量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崛起走的是一条非西方的成功的发展道路。谁在世界各地建铁路、桥梁、机场、码头？是中国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中国公司比美国本地公司更具竞争力，效率和建设性更高。为什么？因为受传统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工人服从自己的国家，中国人的集体行动力非常强，这使他们的行动有效率。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走上了衰退甚至自我毁灭的道路。中国在过去 40 年中让 7.7 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但美国所有致力于减贫的非政府组织都失败了。

中国新闻记者和学者不要因为学习了基于西方范式的美西方传播学，就忘记坚守自己的主体意识，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文明信仰。新闻记者和学者必须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阿克拉姆教授多次对笔者和笔者的学生说，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是好的，但是当有人想要夺走你的整个生命时，自我怀疑就是坏东西。在西方，很多人可能会相信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搞“种族灭绝”，但是不相信美国侵略占领阿富汗近 20 年期间，每天都在杀害无辜的穆斯林。为什么？因为西方人在电视上看到它，在书上看到它，在报纸上看到它，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它。但是，西方人从来不统计阿富汗每天有多少穆斯林死在美国人手里。

说到底，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应该是用哪种哲学视角指导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文化中的圣贤经典应该成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西方的启蒙运动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落伍了，它发生在 300 多年前。启蒙运动后，西方通过殖民主义开始了摧毁东方传统的运动。西方通过破坏东方的优良传统，制造了一个单一和危险的世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要复兴优秀的东方传统。东方文明提倡的是一个和平和幸福的多样化的世界，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就像 2 500 年前开始的中国启蒙运动，是人类的再启蒙。我们可以从这开始，讨论怎么样通过中国的崛起，重构一个至少和西方平行的知识体系。我们没有必要考虑自己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就当火星人骂地球人，地球人没有必要按照火星人的足迹走。

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不同类型的知识理论，以及对新闻业与其他领域关系的不同的概念化方式。东方的儒家、道家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都相信现实世界存在多种多样的秩序。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国价值观。但是，在西方主宰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灵魂被物质主义俘获，人类不是同时存在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秩序里，而是被禁锢在西方现代主义的物质秩序里，忘记了西方的物质秩序之外还存在着东方的精神文明秩序。我们选择的新闻学方法取决于我们认同的知识理论。自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了很多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内容，获得了很多知识。在新闻学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所谓借鉴就是改造它。在对待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上，中国新闻学一定要克服西方传播学的过度专业化和碎片化，要把新闻学还原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五、中国亟需对外传播的战略人才

新闻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紧密相连。当我们选择一种方法时，它必须是客观的，但也不能牺牲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因为我们的主体性是与我们自己的意识相联系的，它使你成为中国人。你不会想成为西方一个“糟糕的影印本”，你要保持你的中国风。因此，新闻学必须兼具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特点，必须是两者的结合。

打开美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看他们制作的历史节目，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族改革等，采用的方法均是历史诠释法。美国和西方新闻学也可称为诠释新闻学。就像《韦氏大词典》将解释历史（新闻）定义为：“一种把事实与刺激性诠释信息相结合的技巧。”因此，历史是诠释性的。看看印巴分治的历史，当大英帝国控制印度次大陆时，有一场自由之争，结果出现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根据印度人编纂的历史，一些巴基斯坦人可能被描述为坏人；如果你看巴基斯坦人编纂的历史，很多印度英雄也可能在他们的笔下成了坏人。再比如印第安人的历史，白人编纂了美国历史，“创造”了与印第安人的历史完全不同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历史是诠释性的。在希腊，人们说历史之父是一位名叫希罗多德的希腊人，他是西方第一个系统地开始记录历史的人，但也有其他学者称他为“谎言之父”。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从历史的编撰角度去报道新闻，需要通过诠释新闻来制作生产新闻产品。在记者诠释新闻时，我们能够知道记者或媒体老板的思想是如何通过媒体传播开的，我们还会发现媒体是引导大众思考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果不掌握大众传媒，敌人就会替我们控制传媒，他们不是控制表面的媒体，而是深层次地控制故事，控制新闻的诠释权。中国新闻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今天制作的新闻应该是明天历史的最后一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在千年未遇之大瘟疫的危情下，新闻学者要有底线思维，即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大一统中国，要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五个同心圆的视角上，优化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人才培养的学科布局，为世界正在发生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激荡变化做好思想准备、学术储备和人才后备。

过去两年多里，美国政界联手媒体炒作“新疆问题”，美国国会通过所谓“新疆法案”“西藏法案”“香港法案”，并进一步通过当前的新冠疫情，全面“妖魔化”中国，西方实施打击中国的全球舆论战略布局，试图让中国感受到全方位的步步紧逼。美方试图通过在舆论界和学界把中国降低为不平等的对话伙伴，在意识形态、文化、历史、民族等关系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上搞垮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最近一两年里，西方政界和新闻界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这三个重要的地区的对外交往和经济发展，同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整体国家形象，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严重威胁中国的整体国家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需要各民族之间感情上的心贴心的语言交流，需要文化传承上的兼容并蓄共享，凝聚成一个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央提出要站在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重视话语权建设。但仅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不能构建话语权，还要有扎实的人文基础。话语权建设也不是对西方的歪曲报道的简单回应和反击，更不是在对外宣传话语和概念上与西方接轨。铸牢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际话语权源自中国几千年来的信仰、价值观和知识体系。而西方新闻学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一神教价值观上的，客观上导致人类社会分裂对抗。中国的大学能否培养出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高层次人才，关键在于能否跳出在西方价值体系上形成的西方新闻学范式。中国新闻学者面对西方新闻传播学，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把中华文化中的圣贤经典当作中国新闻学的原典，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石。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在课程设置和知识结构上，受制于美西方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和文明观，社会和国家的凝聚力在下降，社会各方面的信任度在减弱。当前新闻教育的问题在于，在课程设置、知识传授上，新闻学子的家国情怀弱化，中华民族复兴只停留在官方媒体的口号上。其余大部分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线性史观和二元对立的范式，脱离中华大地幅员广袤的事实兼复杂的人文地理与气候脉络。

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在人文史地方面的学养不足，缺乏对中华文明的自信，是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没有底气的重要原因。西方通过新闻媒体、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正在改造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价值观。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把美国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用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在与西方的话语竞争中，几乎是每战必败。

在苍白的人文与地理背景下，中国新闻界和新闻学界有关中国的重大发展和重大事件的叙事往往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割裂，看不到中国的广袤大地几千年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体系的互动历程，各个民族逐鹿中原。以这种多元人文地理环境为标志的中华文明体系既包含中土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西域文化、高原文化等，也包含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汉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萨满文化和苯教文化。这些体系互相依赖，互相塑造，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天下一家”。

中国的新闻教育教学大纲改革的一个方向是，把中原与边疆的人文地理、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作为必修课程列入新闻学院。这在国际新闻教育界将是独一无二的。考虑到美西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美西方的新闻传播学院没有开创边疆新闻学的动力和客观条件，唯有中国有开创边疆新闻学的动力和客观条件，别无他国。考虑到中国独一无二的边疆地理气候人文条件，中国在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上，实在没有必要去与西方传播学界接轨，而是要接中国人自己的地气、人气和各民族的语言。

如果新闻教育不进行课程改革、培养的学生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准专家”“准学者”或普及性读物作者，中国未来最需要的书写人才——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下的国际舆论斗争的新闻写作人才将与今天中国的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无关。记者与学者书写历史的差别在于，记者依赖的更多的是他采集的一手材料，而不是仅仅靠专业或文献档案去写作。记者是通过在现实世界广泛的采访调研去获得边疆边地和周边国家的多元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元思维方式等。记者通过跨界的泛读和精读，在对边疆边地的整体性知识把握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采写，帮助读者和网民正确认识边疆边地文化的独特性和国家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在读者脑海里绘出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文化图景。

新闻学院只有把自己定位于人文学科，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计划和课程改革，培养的新闻工作者，在当前和未来更加残酷的国际话语竞争中和边疆边地的书写中，才能打破西方中心论。如果阅读近代英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和德国人写的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可以发现书中都是毫不掩饰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中国记者跟西方记者的差别是，中国记者将通过在现实世界广泛的采访调研去获得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元思维方式的故事和叙事主题，而不是美西方的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一神教的新闻价值观。

如果从清华大学的校友看，党的历史上优秀的舆论宣传工作者都不是学习新闻学的，更没有学过传播学。党的历史上优秀的宣传工作者胡乔木、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等，他们或是清华物理系毕业的，或是清华化学系毕业的，但是他们的人文功底非常好，历史、哲学、文学，无所不精。中国的新闻学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专业和课程设置“传播学化”，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人文素养、史地知识、国学和国情知识、综合能力和动手调研能力严重不足，基本上无法适应国家在当前涉疆、涉藏和周边外交的对外宣传和交流中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目前，中国 1 000 多所新闻传播院系和专业中，罕有一所学校有一个综合性的涉及边疆和周边国家的对外宣传和交流所需要的高端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教学计划。为了解决整个问题，我们希望突破学科界限，打破固化的学科和专业分布，彻底改革现有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建立符合国家在涉疆涉藏等战略问题上需求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体制。

西方范式导致中国新闻界出现了新闻议题和新闻关注的“隧道视野”和“隔离化”的问题。受西方传播学范式控制的新闻传播学教学基本看不到与其他领域的联系。在课程设计上，除了传播学理论、传播学方法、传播学史、广告、公共关系外，看不到中国历史、中国周边国家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国际政治等相关的知识。这种传播专业主义的课堂与历史知识、政治知识、地理知识和人文知识没有关系。这种传播学对知识的区隔化导致了今天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的学生对中国、中国周边、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冷漠和无知。他们在传播学院的课堂上往往关注一个狭窄的题目，比如电子游戏、韩剧、影星等。他们缺少对中国、亚洲和“一带一路”的兴趣，他们对这方面的了解非常有限。如果一个记者没有良好的亚欧历史地理和人文知识，就不可能了解“一带一路”的深刻本质。

为什么要求新闻学院把地理和历史列为必修课？因为很多学新闻的学生不明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的国内政策、外交，地理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成功和失败的机会。亚欧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大陆，覆盖整个亚洲和欧洲。欧洲是亚欧大陆上很小的一块。在古代，欧洲是一个落后蒙昧的大陆，直到近代，欧洲才受到世人的瞩目。近代，亚欧大陆从文明国家让位于西方殖民地或民族国家后，东方国家之间的物理联系被切断了，亚洲文明国家被分割成有严格边界的小块的民族国家。这就像欧洲殖民者把每个人都放在“小盒子”里，这些“小盒子”或国家不再被允许相互交流。在“一带一路”概念下，不是希望将整个亚洲统一为一个整体。但是，“一带一路”将有望恢复疏通欧洲人通过分而治之在亚欧大陆设置的所有阻塞点，使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重新流动和联通起来。从“一带一路”中受益的有中国与中国西部和东南部周边的伊斯兰国家。毫无疑问，印度也将从“一带一路”的亚欧整合中受益。为了反对欧亚一体化，美国占领阿富汗长达 19 年。

虽然西方帝国主义领土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应该看到，美国通过其软实力继续维系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同时在全世界搞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西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扩张仍在继续发展，比如其学术和新闻范式长期左右东方国家的精英、学界和新闻界的思想。

六、“中国范式”下的外宣不是“妖魔化西方”

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在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之知识领域正变得自信。阿克拉姆教授对笔者建议说，中国学者可以开始一个与东方主义相反的研究——西方主义。过去的西方非常强大，他们视其他民族和知识界为劣等。今天，东方民族由于中国的崛起，不再低人一等，而西方是一艘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中国学界开始研究西方衰落的原因。如果中国学者根据爱德华·赛义德的思想研究西方衰败的这个过程，可以称为“西方主义”。

尽管西方学界和新闻界对待中国仍然坚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学界有关新疆、西藏的政治学、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都难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东方主义学者重要的研究工具。笔者问阿克拉姆教授，如果我们用“西方主义”研究西方，我们的研究手段和工具是什么呢？阿克拉姆教授说，我们的“西方主义”不是翻版的“东方主义”。我们不能或不应该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不能在研究其他社会时称它们为劣等社会。如果我们视他人为劣等，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堕落到了西方的水平。好人和坏人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存在，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学者的“东方主义”是“妖魔化”东方国家。但是我们的“西方主义”绝不是反西方，更不是“妖魔化”西方。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哪种体制和发展道路对世界和人类更有利。在西方，有许多人并不赞成他们的制度。同样，中国也有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要照搬西方的制度。中国的“西方主义”知识理论来自中国的优秀传统。中国的儒释道传统相信仁爱、众生平等，不允许把其他民族和文化视为低等。“西方主义”绝对不是追随西方知识界精英近现代以来的“东方主义”。我们必须赋予西方人与所有其他人类一样的思想主体地位。但如果西方知识界认为东方知识界低人一等，那么我们就会在思想上平等对阵，开展一场知识和智力的较量。

中国和东方国家学者不反对西方，西方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和记者今天要做的是，让西方学界和新闻界平等地看待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看作人类和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选择更高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走西方的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的道路。如果东方国家走西方的霸权道路或走西方的十字军东征的道路，西方国家就会去报复东方并摧毁东方。但是，中国不会那样做。如果我们照搬和实践西方理论，我们不仅会摧毁西方，也会自我毁灭。中国学者和记者不要成为西方学者和记者的“糟糕的影印本”。中国学者和中国记者必须保护自己的主体意识、中国人的身份，并服务于中国人民。

不久前，笔者在一所寺庙里听一位高僧谈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建设问题。

“为什么中国在当今世界没有话语权？”笔者问。

“因为在文化价值观上中国人是弱势群体。”喇嘛说。

“中国学界和媒体不是每天都在会议上、课堂上和媒体上大谈中国话语权吗？”

“那些空喊中国话语权的人，他们本身不仅不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思想的载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和东方的伟大的思想家甚至是无知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与这些人无缘。”喇嘛说。

“以物质和名利为目标的价值观、人生观、信仰观和世界观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更不会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喇嘛说。

“但是中国学界和媒体不能总是弱势群体，不能总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呀？”

“中国学界和传媒人士必须继承中国和亚洲伟大思想家为我们早已经建设好的成体系的东方话语体系。同时，像佛经所说，远离恶知识，远离诸恶道。”喇嘛说。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素养与文明对话教席负责人）

本文注释

(1) 转引自胡钰:《国格、人格与体格——谈谈早期清华的教育传统》，“清华大学文化创意评论”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19日。[ 说明:文末署“2020 年 9 月 18 日于清华园”，“清华大学文化创意评论”微信公众号发布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

(2) 转引自胡钰:《国格、人格与体格——谈谈早期清华的教育传统》。

(3) 金富军:《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考察》，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

(4) 娄贵品:《近代中国高校边政学系的设置与发展》，《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2 年第 2 期。

(5) 娄贵品:《近代中国高校边政学系的设置与发展》。

(6) 《梁士纯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 页。

(7) 《梁士纯文存》，第 54 页。

(8) 中国在这三个议题上，在西方舆论宣传中很被动。从特朗普到拜登的一系列涉华政策讲话看，中美关系好像已经走出了 “Tian’anmen”的阴影。但是，“3T”在今天变成了“2T+X+H”——西藏、台湾 + 新疆 + 香港。

(9)“2.Secularity around the World”, in Phil Zuckerman, Luke Galen, and Frank Pasquale, eds., The Nonreligious: Understanding Secular People and Socie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39-40.

(10) 麦日排提:《“宗教”与“religion”:宗教学基本概念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4 月 27 日。

(11) 1999 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应邀到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电视频道辩论。辩论开始时，在主持人的诱导下，李肇星陷入孤立中。但是，李肇星后来义正词严，据理力争，越来越多的观众同情甚至同意李肇星的观点。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问李肇星:“你信上帝吗?”李肇星愣了一下后答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无神论者。”基督教信徒占多数的美国，无神论者听起来就像是异教徒，结果那些同情李肇星的观众一下子就转到对立面去了。

(12) (清)彭光誉:《说教》(影印版)，文光斋 1896 年版，参见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

(13) 章可:《清末民初“传统”的出现:概念史视角的考察》，《史学月刊》2020 年第 4 期。

(14)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 年第 6 期。

来源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