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赵月枝、洪宇：CJC专栏——“重思传播、技术与发展：致敬达拉斯·斯迈思访华50周年”

本院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洪宇在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期刊组稿“Revisit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 50th Anniversary Tribute to Dallas Smythe in China”特别专题。作为对2022年3月2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精神的延续，本专题以达拉斯·思迈斯中国之旅五十周年为契机，重新审视思迈斯的学术遗产对当下中国传播研究、尤其是对发展有全球视野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中国自主传播学术体系的启发。专题内文章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分别讨论了“文化甄别”与社会主义中国技术革命、农业集体化与参与式传播、中国工业和技术的另类社会想象，以及中国ICT行业如何转向公共性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等议题。本期推介赵月枝教授与洪宇教授为该专题所撰写的序言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t a critical juncture: revisiting Dallas Smythe in China（《关键时刻的传播、技术和发展：重访达拉斯·思迈斯在中国》），原载于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ume 16, Issue 4）。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t a critical juncture: revisiting Dallas Smythe in China

关键时刻的传播、技术和发展：

重访达拉斯·斯迈思在中国

赵月枝 洪  宇

当加拿大批判学派先驱者达拉斯·斯迈思半个多世纪前访问中国时，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隐喻性问题：“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当时，他可能无法想象今天中国跨国公司华为在5G技术上的领导地位以及围绕其的复杂而漫长的地缘政治斗争。如今，传播领域和全球政治经济正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而围绕华为的这场激战只是其冰山一角。对许多人来说，这场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与中国之间的激烈争端标志着全球转型的加速，这种转型混合了地缘政治、技术、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动态变化，可能导致全球秩序重构。

在人们努力更新智能工具乃至整个知识体系以理解这个时代转型的本质时，我们意识到斯迈思的学术遗产，包括他关于技术的政治嵌入性的深刻洞察、他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连接起来的学术贡献、他对他的祖国加拿大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的批判，以及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性质和方向的认可，对于分析今天的数字化全球传播——其中中国是日益重要的一部分——变得越来越有意义。

这个特别专题构思于2022年，即达拉斯·斯迈思首次访问中国之后的半个世纪，旨在纪念他留给中国的学术遗产。我们出于多种原因呼唤达拉斯·斯迈思在中国的精神。

社会主义历史

20世纪的历史一直延续至21世纪。非线性的历史变迁常常被忽视。正如苏联的历史在持续的俄乌冲突中仍有重要影响一样，20世纪中国的革命遗产也在沉浮中延续。与当前英语学术著作倾向于绕开复杂的历史分析，将美中竞争简单地界定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Mirrless, 2024；Murdock, 2020；Sparks, 2020）不同，我们呼吁重新回到斯迈思的学术遗产，将对当前局势的批判性探讨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特别是重新回顾当代中国的建国历史。在我们看来，达拉斯·斯迈思对“依附之路”的批判，以及他对扩大民主参与发展和治理的国家主权的一贯支持，体现了一种旨在挑战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批判性实践，包括自我实现的西方中心叙事。正是以这种精神，斯迈思挑战了冷战以来强制推行的汉学东方主义，并参与到中国声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之中。

同样，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往往既掩饰又揭示了许多内容。历史修正主义以经典二元论界定了20世纪冷战——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未经定义的帝国之间的斗争。在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历史叙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不结盟国家运动或曰“第三世界”之间通常被设立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在这两种叙事中，中国都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边缘位置。然而，另一种观点是，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到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再到今天的南南合作，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身份和承诺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纠葛，跳跃到将中国视为另一个参与资本主义共存和竞争的霸权国家的观点，是轻而易举但不合逻辑的。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形成的历史复杂性，即经由二十世纪革命锻造的国家体系在经过市场改革之后仍然具有弹性，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革命产生的政治承诺在国家政治文化中仍然存在。

斯迈思的著作在传播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独树一帜，他不仅将中国视为全球历史不可或缺的创造者，在《依附之路》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中国革命标志着正式资本主义帝国的结束” （1981, p. 233），还认真对待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特别是，他发现1971年至1972年间，匈牙利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传播和文化的关系上存在差异，并指出“当时，到处都说政治挂帅，一个关键口号是中国将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苏联走的‘资本主义道路’” （1981, p. 226）。

斯迈思的思考在当代中国学者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特别专题中，张银浩和陈昶文各自丰富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扎根于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中。激进的土地改革以中国广大农民阶级为重点，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这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早期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志。正如张银浩所揭示的，通过土地改革实现的农业集体化，成为成功参与式发展的制度先决条件，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了大规模的扫盲。陈昶文则在斯迈思关于技术政治的洞察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国技术发展中阶级政治的复杂动态。当斯迈思质疑当时中国的技术发展是否是由无产阶级政治决定的时，陈通过对哲学研究时刻的研究表明，人们确实在努力重塑知识与实践、工人与技术官僚、劳动与技术/机器之间的认识论关系。

因此，尽管中国怀疑论者可能会声称“在其历史上，工人和农民从未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 （Sparks, 2020, p. 284），但对于那些不抱有一夜之间就能建立社会主义幻想的人来说，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边缘社会，大规模文盲的解放、集体土地所有权、工业化和本土技术发展无疑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是值得骄傲的重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国家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所做的努力，仍然是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同样，当今的数字化很可能激活在历史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知识、框架、价值观和主体性，与各种传播劳动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关联。

社会主义斗争

社会主义为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斗争依然活跃，并持续影响改革开放时代转型的轨迹。对于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之上的国家，如中国，发展至少具有一系列相关目标：一是民族主义目标，克服历史上的压迫，获取在创造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平等地位；二是社会主义目标，改革生产和社会关系以及伴随的政治-文化配置，以造福人民。在跨国新自由主义运动的高峰期，这显然并非易事。斯迈思在同意毛泽东关于中国通向社会主义斗争的曲折性和多样性的看法上是正确的（Smythe, 1981, p. 247）。除了支持摆脱依附的斗争，他在《依附之路》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确实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核心过程，并且是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冲突的关键” （1981, p. 230）。

斯迈思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写作，他担忧中国将发展对西方的依附并转向资本主义。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今天，在经历了近四十五年改革开放的转型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已经高度两极分化，中国官方话语与外界话语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中国官方话语坚持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领导层以更高的自信强化了这一主张。然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除了坚定的新旧冷战战士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遏制的国家外，知识界右派和左派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有着明显且日益趋同的认识。但是，对于中国知识界左翼来说，中国为了国家的自主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解放被压迫的人民，这些斗争是真实且持续的。华为创始人、中国最受赞誉的企业高管任正非，他最初是解放军的技术创新者，是官方公认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师。不可否认的是，任的个人经历也许是时代转型背景下中国历史延续性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体现。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混乱和破坏性的阶级斗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试图通过信息技术驱动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赶英超美”，并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价值链。虽然这条道路使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也产生了社会两极分化、道德衰退、劳动剥削、城乡分裂和环境退化等可预见的后果。用斯迈思的话来说，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屏障”显然从未完全建立起来以抵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业和消费资本主义的陷阱。事实上，已经公开接受跨国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回应他那象征性的问题“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时，改革开放的中国实际上用一声震耳的“当然是汽车！”作为回答，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拥有汽车和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

然而，这不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转型的唯一维度。这里的关键词是“矛盾”，这是斯迈思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一个哲学概念，伴随着它的，是由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发展的矛盾性质激发的党和国家内外的多方面斗争。例如，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私家车生产国的同一过程，也见证了它建设了世界上最广阔的高速铁路系统，这是斯迈思应该支持的集体利益。此外，中国还使自己成为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的领导者。伴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也被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在过去十年的媒体、文化和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官方政策和话语从商业化、市场化、资本化的鼎盛时期——简言之，按照好莱坞的形象重塑中国文化产业——转变为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并防止意识形态前沿受到跨国和国内私人资本的侵蚀。在中国本土，从智慧城市到数字乡村再到面向未来的数字项目，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的互动空间（Hong & Wei, 2022）。正如中国国家不懈努力驯服互联网所象征的那样，重建和翻新新媒体时代的“文化屏障”的驱动力已经相当有效，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并且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

简而言之，尽管中国共产党不再使用阶级斗争的语言，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口号与多重现代化共存的口号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外、中国国内外的不同战线上、不同规模地进行着，建构和重塑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转型进程。毕竟，在中国富有争议的全球融合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遵循并继续遵循多条轨迹，产生了政治经济的混合结构，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国家自我调控与超越现状的能力。在当前全球转型的关键时刻，曾经被边缘化的非西方知识、经验和实践为国家和社会开辟了一条与西方主导秩序所不同的道路。特别是，也许令斯迈思惊讶的是，中国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技术的拥抱以这样一种方式辩证地展开，正是美方策划的“脱钩” 让中国社会认识到资本主义融合的危险和局限，以及西方媒体的虚伪。由此产生的国家、市场、技术和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推动中国追求更自主的发展道路，并审视其传统和社会主义身份。

正如唐旻在她的文章中所争论的那样，从“自行车之后”到“移动电话之后”到“BAT之后”，社会问题在中国技术发展中仍然至关重要，而“中国如何追求一种可能摆脱甚至最终超越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ICT发展道路”不仅是一个基本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当然，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唐旻分析的BAT模式与跨国金融资本主义密不可分，受到利润积累的必然性的影响。然而，回顾过去，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中国建立发展了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并注入了持久的意识形态免疫，使得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在其新自由主义阶段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国家自治和社会发展。

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中国凭借其规模、文明的连续性和20世纪的革命历史，被视为从农业社会跃升为工业强国的一个全新类别。在社会方面，如果斯迈思要在中国进行新的实地研究，他可能会看到数字技术确实已被用于社会发展，并为下层社会阶层带来了切实的收益。在中国与所谓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不是从经济意义上定义的，而是基于政治术语铸就的。这种政治身份和中国相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体现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长王毅（2023）以积极的方式重新定义了零和的美中竞争框架：“我们不妨在国际上比一下，看看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桥梁，谁能为低收入国家的老百姓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体育馆。我们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底气。”。毕竟，在一个被区域战争、种族隔离和社会压迫严重分裂的世界中，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行动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喜闻乐见的，更不用说它努力扩展南南网络，并激发以人为本的全球发展议程。同样，那些声称与“万隆时刻”有着亲密性，同时又在今天对中国帝国主义大声疾呼的人，将需要面对以下事实：正是雅万高铁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共赢理念的成功象征。可以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引领实现万隆的发展启示吗？

社会主义想象

社会主义的想象在显见和世俗的环境中都活跃着。斯迈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业的批评，以及他对普通人最终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业陷阱的能力的乐观态度，让我们能够欣赏到科学、技术和发展的替代社会文化想象的重要性。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这些想象将在重塑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门槛的世界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一个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深刻矛盾所困扰的世界。

正如张慧瑜和吴靖在本特辑中的贡献所展示的，中国的媒体和流行文化领域已成为替代科学、工业和技术视野蓬勃发展的沃土，这些视野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社会主义情感。同样，在技术领域，中国正在从“追赶西方”模式转变为领导者，从而有能力在重要领域定义未来的创新规则，中国的文化生产者和网民不仅产生了与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工业美学共鸣的话语，这些话语提升了自力更生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而且还迅速从模仿好莱坞和接受西方中心的个人主义技术社会想象力转变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参与不同模式的政治、权威和现代性。从最近的科幻大片如《流浪地球》系列和《峰爆》，到任正非在媒体采访中表达的社会技术愿景，再到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社会技术的公共讨论，张慧瑜和吴靖看到了一个更加社会导向的中国技术分配方式，以及一种在危机时期让每个人都登上船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就像斯迈思一样，两位学者指出不能用一种本质主义和去历史化的视角，将社会主义抽象地界定为农民和工人天堂，而是应将其视为中国媒体和文化领域中的活生生的传统、价值观和想象。

结语

在当前深刻的全球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传播学都必将发挥关键作用，我们重新审视达拉斯·斯迈思的学术遗产，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清晰。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和经验对象，当前情况复杂且未完成。在激动人心甚至混乱的变化中，我们一方面必须抵制简化论和线性化的诱惑，另一方面是地缘政治的话语陷阱。活生生的历史、运转中的机构和行动的主体性构成了中国行动、交流和互动的背景。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建立跨国知识团结、以开放的心态和谦逊的精神进行现场实地调查、尊重中国人民的实践并仔细倾听他们的声音的精神来纪念斯迈思。我们希望这个特别栏目将引发对话和辩论，这不仅能够映射出大国竞争，也能够看到不断演变的社会主义斗争。

（翻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敖疏影）

   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Yuezhi Zhao & Yu Hong (2023)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t a critical juncture: revisiting Dallas Smythe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4, 351-358, DOI: 10.1080/17544750.2023.2285974

附：该专题目录

Revisit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 50th Anniversary Tribute to Dallas Smythe in China

Guest Editors: Yuezhi Zhao and Yu Hong

Special Theme Articles

Editorial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t a critical juncture: revisiting Dallas Smythe in China

Yuezhi Zhao & Yu Hong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on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aoist literacy movement

Yinhao Zhang

Revisiting Dallas Smythe’s “cultural screening”: Maoist class politics and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in socialist China

Changwen Chen

After “BAT,” What? Reimagining the interne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ost-crisis China

Min Tang

From industrial movies to social media discourses: alternative social imaginaries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Huiyu Zhang & Jing Wu

Techno-nationalism as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 infrastructural capitalism: media spectacles and cyber-situations in Huawei Meng Wanzhou’s extraditio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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