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 | 以“课”为启 以“思”为径：《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程首次跨级博士生共话学术思考与实践

《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程师生合影

一、俞雅芸：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

俞雅芸分享的是《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基于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扩展个案研究》，该文章于2024年7月发表在《开放时代》第4期，后又于12月发表《作者札记：乡村、时代与中国学者的视角》，由赵月枝教授、俞雅芸和陈佳逸共同完成。

在本次分享中，她首先深入阐述了数字劳动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的理论困境，指出这一最初由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提出、并发展的概念，在中国学界的应用过程中面临着三重困境。首先，数字劳动概念的混乱是一个关键问题。最初，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和文森特·莫斯可在延伸文化与传播劳动边界的基础上，将数字劳动从“生产文本内容的工作实践”拓展为“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中的所有劳动过程”。这种宽泛的定义虽然能够包容各种类型的劳动，但也因此根据研究对象不同产生分野。特别是，如若将专业劳动者和产销者这两类劳动模式不同、理论资源各异、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则无从“阅读”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生产与消费在国家、阶级维度上的不平衡分布。

其次，控制与反抗的框架重复性也是当前数字劳动研究中的另一困境。目前数字劳动研究中普遍使用“控制与反抗”的二元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虽然在初期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价值，但后续研究难以突破“控制—反抗”剥削分析框架，因此大多虽得以在实证与经验层面作出贡献，在学理层面却始终无法突破单一的分析框架以推动理论创新，呈现出特定问题研究集中化、甚至重复化的趋势。

最后，语境迁移的不适用性也是数字劳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福克斯和莫斯可最初提出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揭示了全球南北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关系，但随着中国数字平台的兴起，学者们将西方的分析框架直接移植到中国语境中，结果导致了“去语境化”的问题，忽视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背景。俞雅芸认为，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内部同样存在剥削行为，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深度接轨使其也开始涌现出全球体系的“普遍”问题与基本矛盾；但若以单一的剥削框架概述数字中国多重现代性中的劳动、生产，未免有一叶障目之嫌。

针对上述困境，俞雅芸进而介绍了文章所提出的以“社会主义+乡村”的理论重构路径。具体而言，数字劳动的研究应超越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分析框架，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和实践经验，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劳动理论。例如，中国国家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数字产业的宏观调控等，都为数字劳动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条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数字劳动或得以呈现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单一构成不同的发展形态，也就是文章标题中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

文章的核心部分是关于笕川村电商的拓展个案研究，基于田野的实证研究资料表明，不论是宏观维度数字劳动的生成条件、中观维度的劳动关系与组织、微观维度的劳动主体价值与锻造，都与西方数字劳动理论截然不同。从劳动主体而言，西方研究框架中的“资本-工人”二元主体完全无法满足对于中国当下现实的解释，基于田野案例的数字劳动主体至少应当包括快递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外部大资本，“数字乡村新精英”、“数字小生产者”等地方小资本，于电商公司中从业的“数字雇员”，在其中发挥统筹角色的国家与地方政府。同时，“控制-反抗”的劳资关系理论也无法描述乡村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高度混融前提下数字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乡村集体彼此交织的状态。而若是简单套用“剥削”逻辑，则有可能得出“劳动者剥削小生产者、小生产者剥削父母、群众剥削地方政府与国家”的荒唐结论。

最后，俞雅芸指出，面对数字劳动这一丰富、复杂、日益变化的学术议题而言，难言该文章已经作出定论意义上的判断。可以说，研究团队所做的数字劳动社会主义范式转型探索仅是一个开端，唯愿能够引起更多师友的讨论、甚至争论。她特别强调了中国学者视角对于知识生产的必要性。即，学术研究不能单纯复刻、移植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而应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学术研究的前沿样本，以构建超越“浅薄去西方化”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体悟萌生于数字劳动的学术探索中，但同时也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其他学术议题一脉相连。

赵月枝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这项研究不仅在学术层面做出了理论创新，更在方法论上体现了扎实的田野研究与批判思维的结合。她特别强调了学术研究要有深度和批判精神，认为本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是长期学术积累和教学过程碰撞产生的成果。她提倡教师与学生之间应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合作，而不是单向的题目指导，这样才能更好地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结合本文的写作体验和发表过程，她指出，初稿时，不妨有针对性地大胆表达观点，而在后期修改时，则要适当调整，使观点更圆润委婉、更严谨和更有逻辑性。她说，如果一开始就过于保守，可能意味着作者自己尚未完全理解问题，也没有把问题看透，反而加大了后期修改的成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2级博士生俞雅芸

二、张智鹏：格伯纳“培养理论”的碰撞与融合

张智鹏带来了他于2024年8月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在批判与经验之间：格伯纳培养理论的范式接合与实证扞格》。他的分享以格伯纳的培养理论为核心展开，主要探讨了该论文的研究起源、核心概念、研究方法以及在当代的应用和争议。

首先，张智鹏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灵感主要是源自赵月枝教授《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这门课上有关格伯纳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的分析和她对研究格伯纳的呼吁。格伯纳的培养理论和对美国电视暴力的抨击影响很大，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同时，培养理论在功能主义和批判传播研究两种不同范式中均有出现，形成矛盾点，促使他回到原典研究。

他强调了对格伯纳关于讯息、传播、传播效果和文化的基本理解的重要性。格伯纳对传播学基本概念有独特理解。讯息是社会历史决定的表达，包含命题、假设和观点，并非中立；传播是通过讯息互动，承载社会观念和价值；传播效果是社会结构、讯息系统和印象结构间的互惠关系；文化是管理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讯息和印象系统，传播创造并受其驱动。

其次，张智鹏分享了格伯纳尝试建构传播学研究领域范围，提出“格伯纳模式”，其目的在于将对传播内容的分析从行政效果研究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把传播学定义为关注人和社会通过讯息互动过程的学科，并且认为这个领域处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外围，没有处在任何一个社科学科的中心。比如把该理论与拉斯韦尔 5W 模型相比，拉斯韦尔将信息简化为 what 的做法在格伯纳看来过于简单和单向度，同时，格伯纳借用拉扎斯菲尔德批判研究和行政研究分野的说法，认为自己的传播学研究是一种批判转向，区别于传统的相对简单片面的传播学认知模式。

另外是关于“文化指标”的项目，随着电视的出现与发展，其将印刷媒体和大众运输制造出的现代的大众化公众转移至家中，将广泛异质的和匿名的群体纳入其讯息系统内。电视最大的功能被格伯纳认为是娱乐，而娱乐有着潜移默化、不可抵抗的教化作用，人们看电视往往是按照时钟来的（by clock）而非按照节目。因此开展 “文化指标” 项目，如同社会核算，监测文化环境变化，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该项目采用三角凳式研究框架，以讯息系统分析为核心，分析文化模式、制度过程及对公众的培养效果，着眼于制度性行为在文化领域的记录。

再者，张智鹏分享了格伯纳的“暴力画像”系列研究。暴力并非一种单纯的行为，而是事关强力角色和正义分配的公共假设，它能告诉我们谁是施暴者、谁是受害者，谁在跟谁的对抗中可以通过什么方式逃脱，并演示了谁拥有权力而谁必须顺从这种权力，所以电视暴力充作现实中权力和社会关系的脚本，是最简单和最便宜的展现权力游戏规则的戏剧化方式。该研究通过复杂指标体系进行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暴力指数计算复杂，培养效果是长期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研究表明电视节目风格未改变权力结构，电视暴力带来的对社会暴力的恐惧才是最终威胁，它维持权力并强迫顺从。

最后，张智鹏回到了培养理论与格伯纳本身的分享。他指出，培养理论秉持着批判立场，却又坚持量化实证取向，将宏大理论命题与庞杂琐碎的量化实证分析技术进行了结合，并且始终保持整体的、系统的工作框架。然而，这一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其三角凳式的工作框架中，制度过程分析一直处于缺位状态，没有开展相关的实证工作，导致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有所欠缺；这种框架声称要研究整体的意义模式和观念培养，但在实际操作时不得不进行抽样，进而又陷入了客观经验主义的窠臼之中；此外，在社交媒体时代，其 “共同文化” 的主张是否依然成立也受到了质疑。

这一研究脉络或许跟格伯纳身上两种传统的碰撞也有关联，张智鹏解释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犹太人的身份从匈牙利辗转逃到美国。在匈牙利大学期间，他的兴趣主要在民俗学和文学方面；来到美国后，他又在南加州大学教育学院的视听系完成了博士论文，接受了实证分析训练。不过他巧妙地将宏大叙事和实证主义研究二者动态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播这一文化行为看作真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行动所在，并且将培养理论的现实目标指向了社会政策的制定。然而，由于商业集团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合谋，使得电视生产的社会文化总是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权力结构，因此，培养研究不可避免地将媒介效果的争论政治化了。格伯纳的目的是通过对电视文化环境的研究，影响政策制定，期望改变美国当时单一文化环境的政策，推出更有助于多元文化环境的政策，只是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他的这种期待在当时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在论文的尾声，张智鹏还分享了从写作到论文发表的挑战与感悟，这篇论文整个过程耗时近两年。他坦言，投稿阶段充满波折，即使面对不同类型的投稿人，也要放平心态，认真答复和修改。张智鹏还建议，投稿者需要摒弃轻视心理，踏实研究，以提高发表成功率。

在分享结束后，赵月枝教授首先肯定了张智鹏作为一个博士生在从写作到发表过程中的努力与坚持，尽管这一路充满挑战，但最终能够在顶尖期刊上以独作的形式发表文章，这也是所有学生梦寐以求的成果。接着，赵老师指出，张智鹏在论文写作中的探索和困惑，尤其是对批判研究与经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问题的探索，体现了他对学术深度的追求，也彰显了在美国语境下批判研究和经验研究在融合方面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她尤其强调指出，从赫伯特·席勒到格伯纳，美国批判学者在美国学术体系中推进批判传播研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努力未必取得完全成功，但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但生产出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几代批判传播学者，推动了学术领域的多样性。赵月枝教授最后提到，学术探索不仅仅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看如何在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为学术发展历史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2级博士生张智鹏

三、冯韦隽：“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

冯韦隽分享了2024年4月在《青年记者》上发表的《“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中国经验的斗争性》一文，探讨了在专业内卷和非历史的知识生产中，为何仍需讨论革命、历史与传播问题。

在分享开篇，冯韦隽试图重新检讨“革命”的概念。他指出，在当下新闻传播的学术场域中，“革命”的相关口号颇为流行，一系列的“传播科技革命”以及连带的“范式革命”话语，正聚拢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和拥趸。然而，以一种“革命”代替另一种“革命”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相比于传播科技革命，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似乎长期处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边缘位置，多局限于新闻史领域的专业讨论。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呼唤更多的跨学科、跨专业研究，媒介和传播学者有必要深入打捞和省思被遗忘的历史经验。

面对繁杂的一、二手历史材料，冯韦隽提出问题驱动与思想文本的语境化是十分重要的方法与思路。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既有的、线性演化的解释，而要把历史语境带回到研究当中。例如在探究发展传播范式变革为何从现代式范式转向参与式范式这一问题时，只有将历史语境考虑进来，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发展传播的所谓“范式革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而非其他时刻兴起。同样，问题驱动能帮助我们不被海量的一、二手材料所淹没，而是有针对性地去梳理、挖掘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提炼出思想运动内在的线索。

回到自己的习作本身，冯韦隽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在六、七十年代美帝国的内外危机语境下，资本主义国家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经验同时，又开展了“文化甄别”，继而在跨越阵营的知识流动中产生 某种“政治折扣”，使中国革命的斗争性在跨国流动中被过滤。对中国社会主义参与式经验的吸纳，在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中融入西方自由多元主义、基于公民社会的参与范式。第二，冯韦隽认为，不论是20世纪中国的乡建运动和中共革命实践，抑或是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实在发展的技术性措施层面共享了诸多特征，如动员群众参与物质文化生产、就地取材、结合本地传统推广现代知识技术等。但在技术性措施背后，中共革命的关键差异在于持续且复杂的组织锻造和“斗争性”。这些“漫长的革命”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顽固的旧结构延续与反复滋生中，将“私心”转变为“公心”，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斗争和调整的辩证法下，以群众路线来维系系统的活力。在此意义上，中共革命所催生的参与式经验，也和基于私有产权与利益相关方的公民社会参与存在本质不同。

冯韦隽还分享了他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初步思考。首先是有关思想史中的“误读”。他认为，在跨越时空的思想流动与接受中，误读并不罕见，解释“误读”为何出现，比简单指责海外中国研究者和西方主流发展传播理论家的“误读”更为关键。通过探查“误读”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势，才能将思想、知识体系的变动语境化，置于关系、过程脉络中加以考察。另外，在发展研究中，“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进与务实的缠斗，反映出不同发展方案的竞争、分流或汇流。为何一种方案胜出，而另一种方案失败？这需要在历史进程中进行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具体分析。此外，冯韦隽还探讨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和反目的论阐释，主张在全球史的横向联系下进行更为充分的比较分析，再来定位中国经验；在考虑历史经验的是非成败后，摈弃静态的解释模型，也避免浪漫化的单一想象，才能为未来供给真正的参照资源。

最后，冯韦隽提倡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走出思想/理论的拜物教，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而避免“物化”，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与发展传播经验。他指出，发展传播的经典理论家勒纳在1964年提出，发展模式的跨国交流是“最高级别的国际传播”；那么在后冷战、亟需“去帝国”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能否被跨国复制，是值得被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分享末尾，他也反思了自己的习作，并计划在未来深入更多一手历史档案，寻找更具原创性的议题，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处理复杂面向的解释框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3级博士生冯韦隽

赵月枝教授对三位博士生分享中所体现出来的全球史框架中、尤其中外理论与实践交流与碰撞中的新闻传播思想史演进结构感到特别兴奋：俞雅芸聚焦的是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流变，张智鹏聚焦的是西方内部的理论思想史追踪，而冯韦隽所聚焦的是西方学术范式变迁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三者以这样的次序和结构化关系在课堂上先后呈现，在赵老师看来，也是偶然中的必然。她认为，这是一场具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分享，充分体现了她所设计的《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起承转合课程结构中的“合”之意。她说，发展融通中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构建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的清华学派，需要大家的努力，这门课最后的“合”单元的三次课，先由她自己领头，然后由三位历届博士生接力，最后由本届选课博士生集体讨论结尾，可以说是真正体现了她的教学相长理念，也体现了跨级学生之间的学术传承与创新。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言，这不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种搭建知识共同体的创新路径。

供稿｜《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课程全体师生

编辑｜魏小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