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丨赵月枝 冯韦隽：“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 ：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中国经验的斗争性

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记者杂志 ，作者赵月枝 冯韦隽

我们将在“清华传媒评论”公众号定期推出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撰写的论文，期待与学界、业界同仁共同讨论切磋，推动新闻传播学发展。

本期推介赵月枝教授与冯韦隽撰写的《“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 ：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中国经验的斗争性》，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4年第04期。本文重新追踪冷战发展传播学中民主参与问题的全球史脉络，并将中国革命的历史意涵带回这场发展传播理论所谓“范式革命”的重新语境化中。

“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 ：

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

中国经验的斗争性

赵月枝  冯韦隽

一、

引言

1976年4月，“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罗杰斯在Communication Research刊物上发表著名的《传播与发展：主导范式的消逝》一文，宣告了过去被作为主导范式的现代化理论的失败。他写道，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似乎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主导范式在亚非拉地区已经过时或需要进行重要修改，而“中国模式，或者至少是特定的组成部分，已经(并且正在)被其他国家采用”[1]。

这一宣言构成了发展传播从主导性的现代化理论，向强调地方参与、自我发展的参与式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在同一期Communication Research主题特刊的卷首语中，罗杰斯特别提到了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新发现”等因素迫使研究者思考“什么是发展”的问题[2]。除了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所指外，罗杰斯在此使用“重新发现”一词的用意为何？更具体而言，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经验为何在此时，以及以何种方式进入美国发展传播主流理论家的视野？

综观学术史，不少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传播经验及其跨国影响。除了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如何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斯迈思的有关研究，刘兢的早期工作钩沉了夏威夷东西方中心、MIT国际研究中心等海外中国研究重镇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播与发展研究成果，细致展现了冷战背景下海外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语境[3][4][5][6]。Chen重访了斯迈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审查资本主义技术的“文化甄别”概念，从毛泽东阶级政治的思想考察了大众参与技术发展背后的路线斗争和“群众学哲学”运动的政治意涵[7]。王洪喆和孔煜也用“潮汐车道”来比喻中国与西方之间突破冷战铁幕的知识流动过程：他们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70年代以社会主义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发展经验被纳入西方主流范式；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吸收了横向去中心化等社会主义中国发展遗产的美国未来学、保守主义政治和发展传播话语却反过来变成改革时代中国要走向的“未来”[8]。

基于这些具有全球视野的传播思想史工作，本文希望将研究问题继续推进一步，从而追问：社会主义中国源自革命传统的发展传播经验经由知识流动进入海外研究者视野时，是否触发了资本主义知识霸权自身的“文化甄别”机制？换言之，原本旨在抑制第三世界革命、维系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现代化理论、发展传播理论与实践，具体以何种方式吸纳/过滤中国发展传播经验中的革命要素？

在强调断裂性的范式革命叙事之外，本文试图重新梳理冷战发展传播学中民主参与问题的全球史脉络，并将中国革命的历史意涵带回这场发展传播理论所谓“范式革命”的重新语境化中去。为此，下面将结合冷战史材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传播领域的主要理论写作与相关海外中国研究，对上述问题一探究竟。

二、

“重新发现”参与式的

另类传播经验

在《传播与发展：主导范式的消逝》一文中，罗杰斯归纳了第三世界国家所涌现的另类发展经验。他认为，政府自上而下地决策、实施和说服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开始让位于自下而上、强调地方民众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参与式模式，减少了单向沟通和对政府的依赖。他以中国的赤脚医生与计划生育为例，阐释参与式模式下中央和地方的新关系：“中国无疑支持赤脚医生和集体计划生育的想法，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我发展活动来传播和实施的，并有大众传播的直接辅助。上述这些自我发展方法的关键要素是参与、群众动员和群体效能，而发展规划和执行的主要责任在地方一级。”[9]

罗杰斯的此番看法和他两年后参加农村卫生系统代表团访华调研后的所见所闻形成呼应。罗杰斯在1978年的中国调研发现，赤脚医生制度将公共卫生的工作重心从卫生部转移到地方的生产队、公社、县和省等层面，一方面由国家监督进展和提供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地方出现的创新则借助典型学习、经验交流会、大众传媒等传播方式横向扩散，在地方适应方面更具灵活性[10]。

有趣的是，罗杰斯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地方活力的肯定性关注，和早前海外许多观察者对中国发展和传播模式的看法与立场并不相同。根据刘兢的总结，美国的中国传播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议题是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整合和动员过程中的宏观角色，而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些海外中国研究者以“对‘文革’雾里看花的浪漫‘憧憬’展开对中国发展传播经验的挖掘”，企图将被他们放大的中国经验在美国传播学框架内予以解释[11]。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统合性的威权主义国家，而非富有主体性的地方民众参与实践，是五六十年代海外中国研究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想象。

更重要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海外中国研究者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经验多持有怀疑态度，认定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比如MIT国际研究中心的刘平邻（Alan P. L. Liu）就认为，中共对传统媒介现代化改造之后，“戏剧、讲故事和唱歌谣的政治化意味着它们不再是人民的艺术，而是党的艺术，它们现在完全属于统治阶级，即共产党”，从而“断绝了媒体与人民的联系”[12]。刘平邻甚至直接否认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可能：“共产主义中国对大众传媒系统的破坏说明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制度的更大问题……在工业国家，像大众传媒和志愿组织这样的现代机构深深扎根于社会，能够独立于政治领导人的特质所带来的冲击。但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媒体没有获得这样的能力。”[13]无独有偶，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白鲁恂（Lucian W. Pye）60年代在编纂《传播与政治发展》一书时，也否认了中共能够在人民中间长期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与团结。他认为，中共对于面对面传播手段的使用似乎可以消除大众传播与非正式的人际传播之间的差距，但无法产生现代传播体系和连贯一致的社会结构；“从短期来看，共产党的方法似乎可以缓解过渡社会中固有的一些困难，但最终我们所描述的现代化的考验必须得到满足。”[14]

除了海外观察者对中国发展经验从消极到积极的态度转变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发展传播的民主参与设想拥有更漫长的历史脉络，参与式问题绝非20世纪70年代由罗杰斯等人承认之后才出现在美国的冷战发展项目之中。与化约的印象不同，在发展传播的主导范式里，施拉姆和勒纳的经典理论并没有完全剔除参与的因素——相反，民众的政治参与被视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关键目标。在那本负有盛名的小册子《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中，施拉姆勾勒了传播在国家发展中所承担的监测、政策和教育等三种功能，相信有效的传播系统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参与到发展决策中，促进政治领导人与民众、不同社区的民众之间的对话，并且通过让人们看到城市与乡村、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来刺激发展的需求[15]。类似地，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特别强调了“移情”的情感投射机制如何培育现代化所必需的流动性人格，帮助人们走出传统环境、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分工协作之中，因为现代社会恰恰是一个共同治理、形成共识的“参与者社会”[16]。

不仅如此，以社区为单位的发展方案实际上在美国对第三世界发展战略里长期存在，并非发展研究出现“范式革命”之后才突然被推向历史前台。冷战史学者雷迅马对于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和平队”志愿者与社区发展的研究表明，数千名美国青年志愿者在1960年代被派往亚非拉地区传授工程、农业、医疗等知识技术。除了具体的救济事务之外，1961年至1965年全部和平队志愿者中约30%从事社区发展工作，工作包括“在社区层次上传授民主；鼓励当地人民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齐心协力地工作……一个社会终于认识到它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种通过培育新的参与型伦理、推动欠发达社会的民族国家建构和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工程，希望能够引导“期望增长的革命”，以参与和民族主义来避免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极权主义制度”[17]。

美国冷战发展项目关于农村社区参与的政策方向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挑战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将中共的胜利归因为美国的传教士、基金会和专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把印度作为从失去中国的崩溃中恢复过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机会与示范基地。随后，美国国际合作署（ICA）成立了社区发展部，帮助启动或支持正在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锡兰、尼泊尔、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南越开展的项目。到1961年，美国花费了大约5000万美元在30个国家支持名为“社区发展”的方案[18]。但在1961年古巴群众扫盲运动获得广泛认可后，约翰逊政府在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建议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压，要求将社区发展的扫盲方案重新界定为面向职业培训和自由市场的“功能性”扫盲，而非鼓动政治社会意识、与共产主义相关联的“群众性”扫盲[19]。

梳理至此，新的问题开始浮现：既然在所谓参与式范式出现以前的主导范式就已经包含了“参与”“社区”等因素，那么发展传播理论的“范式革命”一说是否成立？或者说，主导范式下的社区参与，经由哪些因素的中介，从而演进到参与式范式？

三、

主导范式的焦虑与

战后帝国秩序的内外危机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主流的发展理论家们不得不承认，遵循西方发展路径的现代化理论并未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预期的效果。施拉姆和勒纳1964年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召开了第一次传播与发展主题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汇编成《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发展》出版。根据会议论文集的记录，勒纳在会场上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现代化理论失败的沮丧。勒纳指出，自1949年杜鲁门总统提出有关发展援助的“第四点计划”以来，许多地区旨在促进快速增长的发展计划陷入停滞乃至倒退。虽然东方稳定的传统社会已经解体，但失衡的社会再也无法整合在一起，“社会稳定所依赖的‘欲得比’（Want：Get Ratio）已经失去了平衡……我们15年前满怀信心地庆祝的‘期望增长的革命’，在东方和西方的许多地方已经产生意想不到的回旋镖后果，转而成为‘挫败不断增长的革命’”[20]。

讽刺的是，从全球视角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见证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的挫败，同时也是美国战后福利国家日益失去合法性的时刻。基于现代化理论、推崇传播与国家发展的“主导范式”对应的其实是二战后更大范围的知识气候与美国国内的共识秩序。现代化理论默认了一个强调技术官僚、福利提供和促进发展的国家，这种“社会现代主义”国家既是自然的终极目标，也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来源。国家能带来丰裕社会，同时美国能够成为后殖民世界未来的发展道路的信念反映了美国的民族自信和乐观假设[21]。也正因此，我们可以从施拉姆的《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直观地解读出这些发展传播的主流理论家在二战后初期对国家在传播与发展中重要性的积极强调，同时也就理解了前文刘平邻、白鲁恂等人为何彼时从民族国家整合的角度评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与传播模式。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国内的社会运动使得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战后发展模式日益遭到美国社会力量质疑。美帝国内部的紊乱与帝国边缘第三世界的危机相互呼应：第一世界危机导致福利国家不断被侵蚀，意味着国家主导发展理想的合法性在第三世界逐渐丧失。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种族骚乱、印尼和拉美国家发生冲突等事件，以及美国国内的激进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医疗私有化与新传染病的出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败等共同组成了特定的时代感觉结构，表达出对美国战后自由现代主义的失落与对技术官僚的厌倦，致使号称“自由、理性、世俗、技术官僚的、以福利为导向”的美国现实与第三世界发展愿景最终同时崩塌[22]。在反国家主义等意识形态氛围下，“自私自利”的国家行为者的活动被认为是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开始取代福利和充分就业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而社群主义者则拒绝接受理性的技术官僚利用国家工具来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进而重新强调“公共价值”、通过社区自身提供这些产品[23]。

正是在与国家相对、而非像过去那样被国家自上而下地整合的意义上，地方性的社区参与再度被纳入发展传播主流理论的考量。在此背景下，参与式范式的登场，不仅仅反映出发展传播理论家们对于现代化理论失效的不安，更笼罩着美国维系战后帝国发展秩序的焦虑。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国内部危机外，这种危机情绪的刺激因子还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起的挑战。在1975年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第二届传播与发展研讨会举办一年后，罗杰斯出版了《传播与发展：批判性视角》。此书纳入了来自拉丁美洲、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创新扩散个案，更直接地向发展传播的旧范式发起挑战。这本书的写作源于罗杰斯20世纪70年代初参与和了解到的几场发展主题相关的会议，这些会议受到当时诸如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崛起、不结盟运动、石油禁运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等等事件的影响。考虑到这些外部影响和反帝、反发展主义话语在拉美等地的广泛传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罗杰斯认为主导范式正在消逝[24]。

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新秩序的系列运动，很快招致美西方国家的反击。美国和英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该组织内部薄弱的发展基金使其推动发展传播日趋乏力。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与随后的市场自由化改革减少了国家决策者的控制，这导致传播不再是政府资助的重点，国际传播理论也从20世纪7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依附的批判转向了80年代以后个人和地方社区参与及赋权的行动口号[25]。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思想的批判与发展理论对自上而下发展方法的批判汇流，取代了家长式、官僚主义的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政策，地方或区域一级运作的私人基金会和公司被认为比政府机构更接近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日常问题，更能灵活和有效地作出反应[26]。

此外，信息传播的技术革命也响应了发展传播的范式革命。在1975年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发展传播研讨会上，勒纳批评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部门缺乏能力满足民众的消费需要，随后他肯定了夏威夷大学发起的PEACESAT卫星网络，相信这种双向多边的通信卫星系统能让欠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27]。与勒纳类似，美国电气工程师拉莫（Simon Ramo）在会议上主张以信息技术推动自由企业发展，避免迈向“没有自由决策、个人主动性或个人激励的自动化社会主义”；公众可通过全国计算机网络参与双向交流的“即时民主”和市场交易，“政府将扮演一个自然的角色，而不是私营部门的竞争对手”[28]。

然而，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光明愿景投射出发展传播旧范式的阴影。信息社会的参与式传播仍设定了后发国家赶超的普适道路，继续依靠传播媒介增益民众的流动性和政治参与。现代化理论的后遗症在于，对美式启蒙始终抱有乐观态度的信心，将问题化约为技术性解方，引发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实验[29]，只不过“从中心化的努力转向了更地方化的努力”[30]。

正如王洪喆等人所认为的，第三世界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激进发展经验被美国“右翼新政”的信息主义所吸收[31]。勒纳和拉莫此时所阐述的参与方案，与第三世界原本的激进参与形成尖锐对比，前者旗帜鲜明地显示出“反共”色彩，祭出国家与社会对立的二元论述作为理解第三世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斯迈思在中国考察社会主义另类传播道路时所建言的“双向电视”相比[32]，两种参与思路看似共享相近的技术基础，但在技术政治方面截然相反。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中如此回应主流理论家们的参与式想象：PEACESAT项目其实是大城市和白人主导参与，以向第三世界提供技术援助的幌子掩盖了信息的单向流动。斯迈思提醒道，“要实现成功的水平传播需要满足如下条件：本土群体必须掌握控制权；这些群体启动相关项目并加以主导，同时设定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展开斗争”[33]。

至此，发展传播从现代化理论到参与式范式的语境变迁轨迹逐渐清晰。可以说，发展传播的范式更替不是按照辉格史观那般走向理论内部的自我更新与目的论进步，而是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互相关联的政治经济转型与相伴随的知识流动的产物。

但尚未处理的问题是：考虑到现代化理论及其信息主义版本对于共产主义的警惕，那么原本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备受怀疑的中国参与式发展经验，为何在70年代被“重新发现”，成为推动发展传播参与式范式正式到来的另类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革命斗争实践是如何被处置的，此间是否存在某种“政治折扣”？

四、

霸权的文化甄别：

被过滤的中国革命经验与结构功能主义幽灵

继首位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学者喻德基（Frederick T. C. Yu）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1964年举办的首次传播与发展会议上发表《运动、传播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一文后，施拉姆的弟子、华人传播学者朱谦（Godwin C. Chu）在1975年的第二次会议上报告了论文《中国大陆的群体传播和发展——社会压力的功能》。朱谦的报告结束后，施拉姆和朱谦、喻德基针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发展传播经验，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中国经验是可以转移的吗？

他们认为：

第一，社会制度越相似，中国经验的某一特定部分就越有可能令人满意地转移到其中。

第二，如果愿意在社会、政治、经济上付出代价，与中国制度不相似的国家可以转移尽可能多中国经验的具体做法，但这些代价包括必须牺牲既有精英支配重新配置资源，需要国家指导和激励自力更生的合作化，以及忍受被“控制”的文化与言论等等。

第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吸取的一般性教训在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应当参与规划和管理自己的发展，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施拉姆等人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理念和地方人民参与发展的具体做法实用主义地加以分解，基于此给出如何移植中国经验的回答。一方面，三位作者承认中国发展传播模式和革命锻造的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体性，“如果在没有相关部分的情况下借用了该制度的任何重要部分，其结果必然是一种即兴创作，不太可能像在中国那样奏效”[34]。但是在文章末尾，三位作者又强调，除了愿意付出前述代价的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发展传播的具体做法外，“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借鉴的是一般性的见解和理解，而不是具体的。对于具体的项目,包括传播的许多用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必须从任何可用的例子中找到自己的方法来完成这些”[35]。

事实上，喻德基十分清楚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发展传播经验背后的历史条件。他在会场上呼吁未来要加强对中国案例的研究时表示：“毛的发展计划是要在中国最落后的要素——农民而非最先进的‘精英’基础上建设中国。再问一遍，有多少发展中国家愿意这么做呢？”[36]在1976年出版的、主题为《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首期Communication Monographs上，喻德基还总结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五个特点：其一，中国变革以社会组织和中国人的彻底变革为基础；其二，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角度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其三是讲究矛盾的观念；其四是根除个人主义观念；其五是强调主观意志的重要性[37]。

不过，喻德基和朱谦、施拉姆在1975年的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却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传播的“一般性经验”可以被大范围转移和复制，但支撑自主性发展的国家塑造与促进社会公正的系统性变革将会是沉重的“代价”，再三叮嘱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后者加以慎重考虑。易言之，这些发展传播领域的研究者们试图从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里抽象出自主发展的观念原则，虽然认可每个发展中国家寻找自己的参与式进路，但是在建立自主参与式发展与革命斗争之间的链接时，又展现出暧昧踌躇的姿态。

如何理解朱谦、施拉姆等人在这里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验所展开的、祛除革命色彩的“文化甄别”？众所周知，冷战时期兴起的发展传播理论和实践从诞生开始就以规避第三世界激进革命的发生为目的。早在1964年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会议上，勒纳就曾直言不讳地表露现代化发展模式跨国交流背后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图：“除非发展政策在东方去政治化，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规划方面的专业精神，因为发展政策在西方基本上已去政治化……反西方的口号或许能让人们更容易在政治集会上欢呼，但它们肯定会让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变得更加困难。”[38]勒纳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认为发展模式的跨国传播“是最高级别的国际传播……如果卡尔·马克思能够理解先进社会向发展中社会传达‘他们自己未来的图景’这一概念的含义，他就可能避免由于过度依赖阶级冲突作为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而导致的一些严重的预言错误”;勒纳还声称，如果马克思在其理论框架内更多地强调发展图景在全球偏远地区之间相互传播的话，“他就会更准确地预见我们今天的全球境况，并且获得成为‘国际传播之父’的资格”[39]。

经受第三世界反抗与依附理论批判后，西方现代化图景开始黯淡，基于阶级革命传统的中国发展经验，此时却被挪用来化解发展传播理论旧范式的危机。经由资本主义文化甄别机制过滤后的“中国经验”被试图输出到更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继而抑制革命、维持动荡世界秩序的稳定。李金铨曾对70年代海外中国传播研究作出评判，指出这些具有结构功能论倾向、维持社会稳定的理论架构与“文革”时期讲究矛盾斗争的现实并不符合[40]。这说明，发展传播虽然被声称经历了从现代化理论到参与式范式的变迁，但从理论内部细查，结构功能主义思路始终贯穿其中——从美国“和平队”时期社区发展使用“结构-功能”分析和实证主义方法确定欠发达国家的文化缺陷、推动渐进变革[41]，再到70年代主流发展传播理论家吸收社会主义中国群体传播、地方社区横向参与的发展经验的范式革命时期，维持稳定而非鼓励斗争的历史延续性与政治保守性一直潜伏在发展传播思想史的跨国互动进程中[42]。

除了延续性外，我们也应看到结构功能主义在发展传播参与式范式中的形态变化。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外观察者主要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理解与评估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体系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以自下而上的地方视角考察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同时实现社会变革与结构稳定，便成为此时中国研究者的基本问题意识。虽然国家建构、社会团结依然处于视野中心，但自下而上的视角促使海外观察者寻找社会主义官方政策与地方政治运作之间的张力，并且主要诉诸地方而不是中央来探查化解冲突的可能与困境。

1978年1月，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举行了“中国的传播与文化变迁”会议，会议论文以《移山：中国的文化变迁》为书名结集出版。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这本书试图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在革命剧变中的延续性。该书认为，“中国人正在建立一个与他们自己的过去有着内在联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上的新的政治秩序”[43]。朱谦和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如此发问：“毛有没有可能意识到，把中国人维系在一起超过20个世纪的文化纽带如此牢固，以至于在他有生之年不会解体?”[44]

中国文化变迁有如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地方实践中传统结构的韧性或地方相对于中央决策的能动性。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发现，地方通过就近安置下乡青年、后续安排城市部门吸纳等方式提供了某种社会稳定的手段，革命的利他主义新价值和个体利益的考量并存于“上山下乡”的运动之中[45]。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则分析道，与苏联集体农庄相比，集体单位拥有基于传统农村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凝聚力、相对自治与混合激励，这种地方能动性是“中国集体农业相对成功的关键”，计生、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中央政策与本地需求呼应时更容易被采纳与更具活力[46]。但怀特（Lynn T. White III）从社会与国家间错位的角度认为，地方报纸的内容往往与中央报纸不同，更多呼应地方性兴趣，但在将地方社区融入统一、进步的民族国家中时，中国的国家传播系统面临着传输管道有限、信息失真、地方需求和中央需求不一致等困难[47]。许慧文(Vivienne Shue)对土改的研究显示，当获得土地等物质激励效果逐渐减退后，村干部往往会利用“诉苦”“算账”等旧价值观念动员农民参与阶级斗争、民主批评和推动农业合作化；在既有文化结构基础上塑造的社会主义农民新文化表明，环境系统、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同时发生变革需要漫长的过程[48]。

这些海外中国研究者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是处理激进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路线的传播回路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群众路线视作一种维持中国社会结构功能稳定的策略。罗德明（Lowell Dittmer）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路线斗争破坏了组织纪律从而制造了一种不安全的气氛，体制内部的派系分裂削弱了传播活动的有效性与为人民服务的公共利益。他因此提出，“能否安排它在恢复秩序和纪律的同时，还能适应‘文化大革命’期间引入的对权威的更民主的态度?”[49]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论称，不同的派系团体试图控制通信系统的各个部分，并在努力动员大批追随者时发出相互竞争的信息，这将不利于“小组”传播网络的发挥，使得小组在信息上下传播方面与理想存在差距[50]。

总而言之，结构功能主义的幽灵还是长期盘桓在中国转折时期的海外观察者视野上空。在1977年出版的《毛时代中国经由传播产生的巨大变革》一书中，朱谦以社会结构分析进入毛泽东时代中国传播与发展经验的论述。他在开篇清楚表明了自身的研究假设：“全国范围有效而普遍的地方传播网络”和群体传播形成的社会压力被“用于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人力资源训练的机构、快速传递主要政策决策，解决动荡变迁内在的冲突，以此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可行性做贡献”[51]。朱谦将规范性的群体传播视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缓冲器，除了传递党的指示，同时也在具体执行方面为地方群众参与提供自由空间。

朱谦甚至将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模式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和市场机制相类比。他认为，在公社化运动中，计划经济能借助意识形态和群众的情绪评估政策效果，发挥了如同市场机制决策反馈一般的作用，中共借此减少了公社试验失败的损失；而中国大量草根层面的传播活动发挥了像美国民意测验和立法辩论意义的功能。通过干部下村与农民沟通、鼓励张贴大字报、允许小部分批评、读者来信，党了解社情民意，小规模的冲突能够在严重扩大之前被注意，“一旦冲突被公之于众，冲突中的派别将在直接沟通中寻求解决办法”[52]。

1983年，朱谦等人编纂的《中国的新社会结构》一书出版。从朱谦撰写的导言可以看出，他虽然认识并强调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冲突性与斗争性，但他仍然把问题意识落脚在社会结构的稳定上。在他那里，毛泽东的目标不仅在于引入政治整合的新秩序，更要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但“新的机构将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满足同样的系统功能要求。毛同时希望整合和结构转变”[53]。

《中国的新社会结构》专辟若干章节，收录了传播与央地协调、地方矛盾调解相关的论文，以此论析中共在地方治理中维持社会稳定的历史经验。例如，朱谦等人认为，编读信件往来提供了“缓解紧张局势的潜在功能”，为人们表达地位和资源的不满提供空间，维持了体制的恰当运转和运行能力[54]。在关于大寨横向动员与冲突解决的研究中，迈斯纳（Mitch Meisner）指出，陈永贵拒绝在“大跃进”中谎报生产数据，努力维持村庄内部团结和地方横向交流，而地方干部的非正式的横向沟通和政治联系在应对中央等政治冲突局势中发挥重要作用[55]。卜约翰（John P. Burns）则认为，派驻地方的工作队在政治整顿或经济生产方面的议程和农民利益之间构成了连续体，在非群众运动时期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况下，工作队能够较好地充当农民利益的表达渠道，此外工作队内部出现分歧时农民诉求也能有机会向上传达[56]。巴特勒（Steven B. Butler）的组织传播研究发现，县、公社、生产队等各个地方单位相互依赖与组织协调的传播活动中出现了目标分歧和标准化等问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大量行政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限制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巴特勒据此推测，市场调节的策略将越来越比行政指令更有吸引力[57]。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聚焦于中共中央文件面向干部和群众的双层传播过程，他发现，中央文件在不同省份的传播效率及地方部门选择性传播的内容均存在差异，这可能是有意保持灵活性的策略；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控制了《人民日报》等媒体，“文化大革命”后行政传播系统的恢复可能将有助于增强中央领导人对地方重大事件和政策感知的协调能力[58]。

需要指出，也有个别研究者捕捉到中共传播与发展经验反复变动的斗争性而非静态的结构稳定性。例如肖尔（Charles P. Cell）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出发，提示出冲突与结构化之间的辩证运动在毛泽东时期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政治运动的根本目的不是牺牲人民利益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控制，而是让更多人更平等受益的社会变革，“一场运动的传播技巧必须强调改变、承诺、说服以及最终的参与，而不是控制、维持和整合功能”，需要长期的耐心[59]。费根海默（Victor C. Falkenheim）进一步讨论了群众路线的成因及其与此前乐观的反馈模型存在的较大差异，指出“党在特定时期选择强调团结或冲突的程度随政策背景和自身的变化而变化”[60]。

但总的来看，朱谦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问题意识，在后续几年继续牵引着海外研究社群对中国传播和发展问题的理解。这些论述试图把群众路线的方法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论争中分离出来，作为改革时代促进社会整合和稳定团结的方法论，以解决领导层与群众脱离的问题，恢复“共融”（Communion）的国家与社会关系[61]。因此，朱谦和许烺光以此收束对中国新社会结构的评估：

“尽管过去的每一次重大整风运动都扭曲或削弱了全国网络,但地方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影响。尽管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荡，但这一体系仍未崩溃。最近政策从意识形态灌输转向务实发展，对中国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传播网络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来动员中国人民，满足四个现代化的要求？”[62]

五、

找回参与问题的斗争性：

重新定位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传播经验

可见，海外中国研究者和发展传播理论家们虽然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式经验背后的革命逻辑，但他们的诸多思考仍受到冷战社会科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思维影响。同时在处理地方参与的能动性时，中央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二元思维很大程度制约了他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境遇的总体把握。

通过回避革命斗争的现实问题，在所谓参与式范式框架下所理解的中国发展和传播经验，大多停留在参与式经验的实用技术层面。由此，参与式发展传播的理论和实践长期被物化（reified），过于简单地将传播与发展项目的关注点从国家线性转移到所谓的地方社会，在大量强调地方对于上层决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时，却忽视了革命政权在斗争中锻造的组织能力恰好是地方参与的前提。

罗杰斯在1978年调查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创新扩散时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和美国在创新示范上的差异。他承认，美国技术创新的高技术投入、私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得美国的技术难以同时兼具实验性和示范性，因此无法像中国那样，在低技术投入条件下却又同时实现实验性和横向经验交流的示范性[63]。不无遗憾的是，罗杰斯没有进一步点明中美发展传播体系背后的根本性差异——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有组织地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地方之间横向去中心化的示范性交流才得以更好地实现。王维佳对于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健康传播经验的梳理发现，中国、古巴、委内瑞拉、印度、坦桑尼亚等国家利用业余医护资源、再造传统医学、发动知识分子走入基层、去中心化的社群参与等另类发展传播经验背后，“整体政治统筹的计划性与‘去中心化’的分权执行、民众参与常常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这是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谋求自主和整体发展的重要特征[64]。

第三世界出现的、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旨归的双重革命不是抽象、孤立地发生的，而是坐落在冷战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当这种限定性条件和复杂政经关系被遮蔽时，“重新发现”第三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另类参与式经验的海外学者就难免容易滑入浪漫化或管窥蠡测的局限。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另类参与式经验被主流的发展传播理论家们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思路重构并扩散后，却屡屡遭遇实践的困境。

应当看到，左翼民主的发展方案从革命、建立再到运行和巩固的过程中，包含了相当复杂、长期持续的斗争。华勒斯坦认为，对抗历史资本主义体系的劳工—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等“反体系运动”与既有的历史资本主义体系具有难以拆解的矛盾性。反体系运动在进行夺取政权的动员时不得不建立与反体系无关者的战术联盟，而夺取政权后又被迫在历史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牵制和世界资本积累的压力下运行，故反体系运动在“革命后政权”仍会不断出现。华勒斯坦因此认为，反体系运动促成的“国家结构的变化改变了积累的政治，却无力结束它”[65]。华勒斯坦利用“历史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而非抽象的规范性愿景的层面，为我们呈现出在该体系下国家内外种种竞争、斗争与不平衡状况：即便是夺取政权、改组国家的激进努力也难以回避这些困境。

现实政治经济条件清除了对任何“另类经验”加以浪漫化的空间，促使发展传播研究者与行动者直视和检讨各种脱离历史社会关系思考参与式民主的形而上思路。比罗杰斯等人更早到访中国调研的斯迈思，在撰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传播现象时，也不忘澄清和削减自己的浪漫化倾向。他否认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乌托邦，并强调了未来阶级斗争的曲折程度。他警示道：“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66]考虑到“进一步，退两步”的斗争过程、国内外变动不居的政治经济情势，以及革命与发展议程的多线性，策略性的调适和战略性的历史定位将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参与式发展的走向与结果。

经由中国革命锻造的参与式发展与传播经验，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动态进行的斗争辩证法。汪晖认为，在中国与世界的特定条件下，中国20世纪革命不但延伸了19世纪现代化的国家建设、政党建设、政权建设、城市工业化等诸多使命，同时又把这些任务建立在敢于自我否定的“不断革命”逻辑之上。在矛盾运动中，向未来敞开的行动、政治和战略中体现了强大的政治能动性[67]。而“通过群众路线，政党与大众运动之间的边界模糊，但并未消失，从而保持了通过大众运动改造政党、又通过政党政治重塑大众运动的张力”，“在上述条件下，政权不再等同于传统的国家机器，而成为一种植根于政党和大众运动的政治结构”[68]。20世纪独特的中国革命历史脉络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参与式发展和传播模式，这构成了任何想要移植中国经验的人都应当注意的背景知识。

当然，海外中国研究者的一大贡献是探讨了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式经验在地方实际运作情况上的多种面向，特别是种种非预期后果。王绍光曾将中共的群众路线理解为一种“逆向的政治参与”模式，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69]。群众路线设想了一种动态反复、螺旋上升的参与式传播模式，为了应对官僚制的惰性与人民参与的政治淡漠，群众路线把革命政党动员下的主体意识形态塑造作为保障自身有效运作的重要手段。不过，在历史现实的语境中，群众路线的实际运作成效与理想规范之间难免存在张力。

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中国研究者们对于国家内部复杂性以及地方社会对中央国家的能动反应的发掘，确实超越了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作铁板一块、无孔不入的“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范式；而那些把群众路线视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缓冲器的观点，虽说结构功能主义色彩浓重，但也一定意义上远离了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观点[70]。然而，不论是按照西方政治的利益集团或派系模式，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斗争化约为物质利益斗争而忽视了意识形态斗争及其阶级主体转化的潜能，或者把群众路线的传播失效与地方参与的形式化看作“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抵抗，抑或是乐观地期许“群众路线”的沟通技术从斗争中剥离后将万无一失地运转，都将会是对中共革命斗争境况和参与式经验似是而非的误读。

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式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无法简单从制度设计的技术性方案去加以解决。相反，从革命斗争中孕育而出的群众路线，需要长期斗争来推动其有效落地。这里的斗争，指向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出现的不均衡矛盾与敌我冲突。对此，除了组织传播的制度变革和物质资源的再分配外，群众路线还要求干部和技术专家等知识分子不断从思想观念上“自我革命”，避免在科层运作中脱离群众；另外，则是在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革命”时，注重从思想意识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在人民内部形成富有活力的政治互动，尽可能抑制群众参与的去政治化和形式化。这些斗争特征，植根于革命政治的意识自觉在社会主义发展工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毛泽东超越“经济决定论”和“社会阶段论”的“持续革命”的辩证唯物史观[71][72][73]。

与其说革命的移山之艰支持了既有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不如说反证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漫长的革命”。对于华北土改“诉苦”和调查研究的社会史研究，就反映出中共通过斗争向农民传播现代阶级观念，促进革命参与式发展的困难。例如，李放春发现，沟通农民的个体性“经验”（苦）与革命政党的普遍性“知识”（阶级剥削）之间的巨大隔阂，继而塑造革命主体性，成为教化权力的运作空间。李放春特别指出，“‘翻心’这个动宾结构的表述很容易夸大革命（‘翻’）所能释放的能量，而低估了处于被动地位的‘心’的韧性与反复性……不论是由于旧的‘复辟’还是新的‘滋生’，‘世界观的斗争’都必须继续进行”[74]。除“诉苦”外，方慧容认为，以量化方式重划阶级成分的“权力式调查研究”需要不断质疑考证，以具体数字评估个人占据的生产资料、剥削情况与当地革命政权建立时间，判定个人阶级成分是否改变。动员者和调查者所追求的“事件真实”通常会与农民日常生活缺乏细节和严密因果的“无事件境”发生矛盾，但不管怎样，“诉苦”和调查研究所重塑的农民心态都将成为游动的权力支点，重组分化农村各种社会关系的权力功能[75]。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实现意识形态改造、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传播活动还是被融入工业化等各种发展计划之中，体现出物质进步和意识进步的辩证法。和朱谦严重的结构功能主义倾向相比，喻德基在1964年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会议上更直接地表露革命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中的核心意义：“此时人们不禁要问，群众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服务于北京的发展计划？这是一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不同的群众运动，并有不同的方式来检查它们……1958年的后院高炉通常被西方嘲笑为工业化的惨败。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不仅仅是为了生产钢铁；他们还旨在培养对工业化有新观点的新人。”[76]在喻德基看来，中共罕见地采取了一种革命的发展政策，它既不是简单地通过发布命令来要求群众追随服从，而是要求群众运动中每一个参与者理解工作的政治意义、培养热情支持工作的合作者，而意识形态工作培养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难以融入西方国家建设或经济发展模型的变量[77]。

革命斗争的政治哲学和大量的意识形态工作，最终通往群众路线的“赋权”方式。与此相配合，中共群众路线的赋权方式特别强调将政党的组织化与群众的参与有机结合在一起。中共建立了一种兼具组织化和去组织化、列宁主义式政党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网状结构，基层扁平、去中心化的群众团体组织呈现出半自治化的组织形态，这种模式从根据地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78]。在识字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让工农兵参与发展文化传播事业，离不开中共对知识分子强有力的组织与改造能力，以及通过工农兵群众“知识化”来使其更多地参与新闻通讯写作与群众文艺活动，“政党通过群众路线组织了群众和知识分子，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组织和自我更新”[79]。在延安时期，党报通讯员的群众参与通过宣传教化、组织调控、典型示范、通讯竞赛等细腻繁巨的动员技术，让新闻活动打破了专家知识分子主导的狭隘局面[80]。参与式的发展传播活动与组织建设之间相辅相成，但在面临组织僵化与参与乏力时，基于历史现实、实事求是的斗争则是激活组织和群众之间互动关系的肯綮。

质言之，赋权群众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更不等于结构功能主义、技术性的授权。如果上述讨论成立，那么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实践便不只是扩散新知识技术，而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新参与主体的生成与转化。单从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媒介形式来看，第三世界参与式实践其实普遍共享了基层群众利用歌谣、戏剧、广播、黑板报等媒介技术参与发展、吸收现代知识的经验。但在中国革命所孕育的赋权群众的媒介与传播活动里，重要的不只是低技术条件下就地取材、土洋结合的务实做法，而是背后所依托的长期、有力的政治动员和斗争体系，同时这一体系并没有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因政党轮替或军事政变发生巨大变动[81]。在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性的压力下，该体系进而又通过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方式识别体系可能出现的僵化、政策偏误的风险与复杂多变的群众需求来敦促执政党不断进行组织的自我革命，而不是结构功能的循环调节。

六、

结语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施拉姆等人在1975年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提问：中国的经验可以转移吗？

本文认为，发展传播参与式范式的历史实践，很难生成一劳永逸的理论论断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经验。西方主流发展传播理论家和海外中国研究者没有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和社会主义实践展开系统、持续的评估，很少正面处理“群众路线”的复杂性和斗争性，而是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惯性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甄别回避了革命与解放问题。溢出了冷战两极构造的中国革命遗产与民族国家发展主义诉求下的知识流动，为世界走出危机提供了独特思想和实践资源[82]，但以斗争为历史底色的中共群众路线参与式经验，并不能被去政治化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参与方案所完全吸纳。

重新定位社会主义中国的参与式发展传播经验，并不是简单地回到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照搬其参与模式，而是需要在新的历史斗争中，不断发展真正的参与式实践。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超越二元对立思想，建立一种避免官僚主义、强制命令的参与，以基层党组织引导群众积极自愿参与的“参与式社会主义”，规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种极端偏误，促成更高程度的民众参与和社会公平[83][84][85]。在21世纪的今天重提群众路线，需要面对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政党国家化、多元社会政治团体参与等催生的“后政党政治”的现象，这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在其开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基础上，修复政党代表性机制断裂，重新创造出代表普遍利益的代表性[86]。在当前中共中央提出“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87]的语境下，重新把握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传播参与式经验的辩证逻辑及其历史境遇，进而超越冷战社会科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去理解“赋权”“参与”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斗争性，是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应有之义。

本文无意倡导某种中国中心论或例外论，而是强调需要将包含是非成败的特定历史经验放置在变动的社会政治脉络中看待。承认斗争性之于发展问题的前提性，恰好有助于召唤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视野，在全球相互关联的横向网络之下，历史化地处理国家、社会、个体参与和传播之间的关联与冲突，而不轻易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处境抱有结构功能主义的浪漫化想象，也避免采取地方社群与中央国家相对立的二元论来鼓吹发展传播范式的线性更迭。诚如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传播的历史经验兴许能更好地得到批判性辨识与总结。

（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冯韦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的写作得到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刘兢在材料搜集上提供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4年第04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月枝,冯韦隽.“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 ：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中国经验的斗争性.青年记者,2024(04):53-64.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