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

在非洲，认识世界——专访哈拉雷非洲论坛主席赵月枝教授

来源：清华传媒评论作者：清华传媒评论

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南方传播研究，作者哈拉雷非洲论坛

编者按：

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系列活动于8月15日至21日在津巴布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乡村发展与现代化”为主题，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和中津交流中心联合主办，获得了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本文对哈拉雷非洲论坛主席、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进行了专访，听她讲述本届论坛的幕后故事，以及“在非洲，认识世界”的初心与愿景（论坛新闻报道详见《“乡村发展与现代化”：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系列活动在津巴布韦成功举办》）。

赵月枝主持2025年哈拉雷非洲论坛主旨演讲

王欣钰：赵老师您好，2025年哈拉雷非洲论坛系列活动刚刚圆满举行，这已是第二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了。作为这一论坛的主席和主要创办者，请您介绍一下，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创立这一论坛？论坛从萌芽到诞生，再到建立年度机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赵月枝：

创办哈拉雷非洲论坛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是因为这个念头最早可以追溯到26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的年轻学者，应邀到意大利贝拉吉奥（Bellagio）参加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学术会议。会议地点在米兰北部科莫湖边的洛克菲勒庄园。那里湖光山色，环境优美，但是，会议氛围非常精英化、封闭化。白天，我们在庄园里高谈阔论节目；晚上，我们穿着华服，享受着精美的晚餐。整个会议期间，除了在湖上短暂游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与意大利社会接触的机会，谈论是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议程框架中的媒介与民主化议题。记得我当时就感叹，在这样的地方，只能谈美式民主，而资本主义这样的词汇，你甚至没法说出口。更令我觉得违和的是，会议期间，我居然和一位国内来的女学者在坐在庄园的山岗上，讨论中国乡村传播的问题。当时我就觉得有些讽刺：两个中国学者，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跑来讨论一个和当地社会毫无关联的议题？尽管贝拉吉奥（Bellagio）的学术会议许多学者趋之若鹜，那一刻我就觉得，学术会议应该有中国自主的议程，应该走向社会现实。如果说，在贝拉吉奥，全球学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从事学术研究和讨论，影响着世界学术议程，那么在那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涨的年代，在另一个风景如画的欧洲小镇瑞士达沃斯，在著名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金融界的精英们每年聚会，在更高和更广泛的层面上，畅谈着世界未来。这两个会议放在一起，就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从政治经济到学术研究的全面主导的象征。

当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必然带来反向运动。在全球南方，出现了“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印度、委内瑞拉等地召开，它冲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而来，由全球左翼知识分子和全球南方的民间社会运动人士推动，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和全球南方的议程。但在这个活动的内部，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且其主基调往往只是批判而缺乏建设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华人学者，我早就注意到，除了几位有强烈社会正义意识的中国左翼学者外，中国声音在这个论坛上是缺席的。

在这样的对比中，我产生了一种想象：能否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论坛形式？它既能回应世界社会论坛的全球南方议题，又不陷入无政府主义；既能像贝拉吉奥会议那样保持学术深度，但又不封闭在象牙塔里，而是实现政产学研跨界联合，推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真正走进社会调研、与现实互动。

基于这样的认识，2014年我回到故乡浙江缙云县办了河阳乡村研究院，那里有深厚的中国农耕文明沉淀，有堪比欧洲小镇的优美自然风光，更有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抓手的乡村发展实践。我尝试把自己设想的“贝拉吉奥+世界社会论坛+乡村调研”模式落地，创办了“河阳论坛”。到去年，这个论坛我已经办了整整十届，虽然因为各种条件、疫情、资源限制没能实现国际化，但也锻炼出了一批青年学者，更形成了跨学科、重实践的会议风格。

2024年10月在浙江缙云的第十届河阳论坛参会者合影

2022年，我正式加入清华大学，有了新的平台。2023年夏天，作为我的跨文化传播政治学落地“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实验，我牵头组织了“中国-津巴布韦缙云跨文化对话”活动，推动津巴布韦学者和中国学者在共同的乡村调研中进行跨文化交流；2024年，我和胡钰老师一起带着清华全球胜任力实践课程的本科学生、以及以河阳乡村研究院名义组织的缙云团队（其中包括几位清华的硕士和博士生，缙云的青年文化工作者，以及一位获得全国脱贫攻坚优秀个人称号的乡村女企业家），共同赴津巴布韦调研。作为此行的高潮和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召开了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实现了河阳论坛的“转型升级国际化”。之所以选择津巴布韦，还有一个偶然因素——我一直有一个特别的“津巴布韦情结”。1980年4月18号，作为一个15岁的中国农村中学生，我在晨读的时候，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以激昂的声音播报的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的新闻。这激发了我的“第三世界”想象，更对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2023年疫情刚过，我在缙云一个山村组织的“过大年”活动中，偶然遇到也应邀参加活动的浙江大学津巴布韦留学生米莱。我们一拍即合，当年夏天，就有了将中国与津巴布韦学者团队结合起来的跨文化调研，这也最终成了哈拉雷论坛的诞生的第一步。

2023年8月“中国-津巴布韦缙云跨文化对话”活动参与者

此外，还离不开津巴布韦在地合作伙伴的关键推动。杜学志是我在西蒙菲莎大学指导的博士生，我一直鼓励他到非洲做国际传播的田野调研。多年来，他不仅通过参与组织河阳论坛理解了我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理念，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组织经验。在协助我组织津方学者来华调研后，他就前往津巴布韦做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并结识了中津交流中心主席赵科，一位在津巴布韦深耕近30年、非常有影响力和情怀且致力于中非人文交流的企业家。杜学志很快意识到，中津交流中心与我创办的河阳乡村研究院在宗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坚信我和赵主任之间有合作的可能。在他的积极牵线搭桥和在地努力下，我们一步步实现了让河阳论坛转型升级为哈拉雷非洲论坛的计划。凭借赵科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他的团队在津的深厚网络，首届哈拉雷论坛不仅获得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的高度认可，还迅速打入了津巴布韦主流社会，赢得政府高官、学界和媒体的广泛支持。首届哈拉雷论坛就非常成功，且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意义，我们不办第二届都不行啦。

可以说，哈拉雷非洲论坛是我二十多年前在贝拉吉奥会议上产生的“另一种国际学术会议”梦想的实现与落地。它汲取了河阳论坛的十年经验，实现了其国际化转型升级。

2024年7月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主要参会者合影

王欣钰：转型升级后，哈拉雷非洲论坛的宗旨和愿景是什么？希望实现哪些目标？

赵月枝：

如前面所说，我最初就有办国际论坛的梦想。几年前，我应邀在丽水市社科联的年会上发表特别致辞，还讲过这个故事：在意大利贝拉吉奥开会时受到触动，就决心要在我的家乡创办这样一个论坛，用中国的学术立场和实践经验引领国际学术议程。现在，虽然这个国际性的论坛最终落地在了哈拉雷，但我的宗旨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地点，而这个地点转变本身也极有意义。最初，我是希望把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带到中国来，以中国的乡村为田野，通过用学术的语言讲好中国乡村的故事来讲好中国故事，探讨全球南方发展的未来，现在把论坛办到非洲，一方面能让中国学者、学生和各界人士“走出去”，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与当地社会有更好的连接。同时，我也能通过组织国外学者到中国研学实现“走进来”。第一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这样的一个“双向奔赴”的结果。会议上以米莱为代表的津方学者所提供的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调研报告，与中国学者和乡村建设者的分享相辅相成，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总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的宗旨始终是文明互鉴、双向交流、双向奔赴。

哈拉雷非洲论坛论坛主席赵月枝与秘书长赵科

从缙云到哈拉雷，在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中，深化全球南方认识论，提升我们的自主知识生产水平, 一直是我的愿景。在河阳论坛的创办过程中，我就提出了“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学术会议理念模式，希望搭建政产学研的跨界平台，培养具有社会主义主体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传播学人，同时推动学界和社会跨界交流，建设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平台，服务于全球南方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更公平公正的全球传播秩序。我还为河阳研究院提出过一句口号——“引领学术界，教育教育者，影响媒体人，辐射文化圈”。虽然河阳研究院很草根，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宏大，但正如俗话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相信，从高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一边有远大目标，一边脚踏实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步一步去做，总能有所成。

参加2025年哈拉雷非洲论坛的浙江缙云青年企业家朱凯向津巴布韦农村儿童赠送书包文具

王欣钰：您还为哈拉雷非洲论坛提出了“在非洲认识世界”这句口号与旗帜，可否详细阐释它的内涵？能否举例说明，为什么“在非洲”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呢？其中，中国、中国学者发挥着什么样的角色与使命？

赵月枝：

“在非洲认识世界”这句话是我提出来的，它体现了我的心声。这其实受到了“在乡村发现中国”的启发。我在缙云从新闻传播视角做“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田野和学术实践的十年间，国内其他学科以温铁军老师为首的许多学者早就致力于赓续中国百年乡建传统，在乡村从事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术工作了。其中，周立、潘家恩等学者组织了一个叫做“在乡村发现中国”的活动，其理念和河阳乡村研究院很类似。当然，他们注重更深入的田野调研和学术知识生产，参与学者的层次也更高。我读到他们第一期调研成果时，就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2023年，我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除了去福建屏南调研，还把团队拉到缙云来“田野我的田野”。 2024年，我又加入团队到山西调研。而当时，我已经开完首届哈拉雷论坛，正在酝酿第二届，所以，很自然，我就提出了“在非洲认识世界”的口号。可以说，它是“在乡村发现中国”的拓展和姐妹篇。正因此，我特别高兴今年哈拉雷非洲论坛还吸引到了周立教授、潘家恩教授以及去年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及第十届河阳论坛的张谦教授加入。

从左至右分别为：张谦、周立、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周鼎、赵月枝、潘家恩

为什么是“在非洲认识世界”？因为非洲的特殊性。非洲既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受殖民主义破坏最严重的大陆。民族国家建设的困难、现代化的挑战、债务、气候变化等问题，在非洲都表现得尤为突出。换句话说，世界的问题在非洲往往有最极端的体现。雷蒙德·威廉斯有个词叫做“militant particularism”，即“激进的特殊主义”，因此在非洲看待问题，不仅能看到特殊，更能由特殊通向普遍。这就是我认为“在非洲认识世界”的含义。当然，这句口号并不止步于“认识世界”。河阳论坛也好，哈拉雷论坛也好，我始终希望推动学者“走出书斋”，参与社会实践，在正确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做出改造世界的小小努力。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中国？前面提到，世界社会论坛的议程与诉求我很认可，但它鲜有中国的声音，而且早就难以为继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很多时候，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NGO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不是存在盲点，就是持有偏见。我觉得，世界社会论坛所留下的空间，正是一个需要中国学者参与和引领的空间。我们要把全球南方的诉求和社会正义议程与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让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全球南方的社会运动力量看到中国的故事，使包括中国乡村振兴在内的中国发展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否则，他们很容易与西方右翼形成“左右合流”，一起批判中国，而看不到中国模式以及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价值。

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参会者调研中津农业合作示范村

世界社会论坛有一个口号叫做“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我一直认为“另外一个世界就在脚下”，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当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实践——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国家所代表的另一条道路以及世界各地零星的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哈拉雷论坛这样的平台，我希望能为全球左翼的团结提供一个契机，让他们跳出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偏见，通过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道路的实践看到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因此，我觉得有社会主义理想和情怀的中国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学者不应满足于只是去西方主导的常规国际学术会议上“走个过场”。哈拉雷非洲论坛希望能帮助各个层次的学者真正深入非洲开州展调研交流，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经验，直接传递到非洲学界、政界、商界、民间社会和华人社区。这也是“在非洲认识世界”的题中之义。

王欣钰：相比去年的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今年的论坛活动有什么不同之处？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显著发展？有哪些重要成果与亮点？

赵月枝：

今年的论坛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最高端的学术会议与演艺中心——哈拉雷庆典中心举办，除了参与者比去年翻番，有超过200多人的规模外，论坛比去年确实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初步达到了我二三十年前想象的模样。首先，在学术主题上，我们很早就发布征文启事，聚焦的依然是乡村发展。我们始终认为，乡村问题虽然常常被忽视，却是非洲国家乃至整个全球南方发展中最关键的议题。如果说“在非洲认识世界”已经是一种激进的理念，那么在非洲的乡村去思考和认识世界，就更能触及问题的深刻层面。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乡村与非洲现代化”，这与去年论坛以及我一贯倡导的“通过讲好乡村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一脉相承，同时，这也呼应了我提出的“用全球乡村的视角来互补全球南方”的思路。今年我们不仅提高了学术主题的聚焦深度，还首次设立了优秀论文奖，组委会严格筛选，评出一、二、三等奖，确保学术参与的质量和水准。

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主论坛现场

其次，在形式上我们也更加丰富。正如去年中国驻津巴布韦周鼎大使对我说“不要把哈拉雷论坛办成另外一个学术会议”，我自己的初衷也从来不希望哈拉雷论坛只是单纯的学术汇报。今年的主论坛除了主旨演讲和六个学术论文平行会议，我们还设置了四个圆桌，分别是企业圆桌、媒体圆桌、妇女圆桌和青年圆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把学术论文当作参会的唯一条件，让更多津巴布韦乃至非洲其他国家的非学者参与进来。换句话说，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既有学术研究，也有实践参与。

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主论坛特别圆桌现场

第三，今年主论坛的规模和层次都有显著提升。去年的主旨演讲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今年我们精心、严谨地邀请了五位高水平的发言人，他们既有理论研究者，也有实践者，国家身份的代表性也非常广泛。比如清华大学乡村振兴与社会创新中心的周立教授，从殖民与解殖的视角切入非洲现代化问题；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津巴布韦裔学者温斯顿·马诺教授，从知识去殖民化的角度讨论了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张谦教授，则围绕中国农业和乡村发展的经验，挑战西方汉学界的偏见，并提出中国经验对非洲和全球南方的启示。这三位是理论层面的代表。此外，我们请来了两位实践者：一位是中国驻津巴布韦的农业专家组组长赵珂，他手把手教农民养鸡、建合作社，是深入一线的援非专家；另一位是肯尼亚一家咨询公司的加拿大籍女总裁鲁比·阿尔坎塔，她长期推动影响力投资，把资本引向性别平等、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等领域。这五位主旨演讲的水平非常高，真正实现了“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和津巴布韦妇女事务、社区及中小型企业发展部部长莫妮卡都提到希望得到演讲者们的发言稿，这些反馈让我觉得特别骄傲，说明我们的主旨演讲能为中津两国的高级别官员提供理论借鉴，证明我们的论坛确实有引领性和现实价值。当然，这也说明了我们论坛所具有的吸引力，能够得到这样的高水平学者与前沿实践者的支持和倾情奉献。

另外，今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我们得到了更多机构的支持，也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更多切实的中非交流机制。比如，中国国家外文局所属的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成了联合主办单位，他们在论坛上推广了相关的系列图书。我们也发布了我自己编缉的2023年津巴布韦学者在中国乡村调研的报告文集《见证：乡村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为参会者提供了从乡村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与此同时，论坛还推动了一些机制建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南方传播科研与教学实践基地向中津交流中心正式授牌，此外还发布了“中非学者”计划，成立了津巴布韦在华留学生协会。这些都使本届论坛不仅是一次会议，更在实践层面留下了成果。

与津巴布韦妇女事务、社区及中小型企业发展部部长莫妮卡·穆茨万格瓦（左四）合影

更让我感到振奋的是，今年在中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论坛吸引到了津巴布韦至少六个国家政府部门的部长级和司局级官员参加，包括妇女部部长、旅游部前副部长、农业部教育司司长、非洲青年大会主席、文化局长、以及多位津巴布韦国会议员。此外，在乡村调研环境，也有津巴布韦总统办公室的官员参加，并详细了解了论坛系列活动的情况。这对一个主要由中国和华人民间团体主办方发起的会议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吸引来了津巴布韦的民间社会代表，比如反制裁联盟的女性领导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企业家、来自英国的学者和新加坡高校的美国学者，甚至还有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年轻学者。可以说，无论在学术水准、参与广度，还是影响力方面，今年的论坛都比去年有了很大突破。新华社以及津巴布韦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论坛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左一为智利学者卜睿哲（Renzo Burotto），右一为津巴布韦学者Achieford Mhondera，两者分别于2024年、2025年受赵月枝邀请成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王欣钰：本届论坛邀请了多位学者、官员与实践者发言，呈现了丰富的思想与视角。您个人最受触动的观点有哪些？

赵月枝：

这次论坛的所有主旨发言都非常精彩，他们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但又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乡村的重要性、未完成的反殖过程、中国模式的引领意义，以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可能性。最令我高兴的是，主旨演讲中，学者与实践者相辅相成，而实践者中，中国农业专家赵珂的援非实践恰好与鲁比的发言对接，理论思考与实践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关系。

如果要说最有影响力的，我觉得从理论层面，张谦教授的发言最能提供“批判的武器”。他自己说，这是“赤裸裸的真相”（naked truth）。他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说明：西方主流的汉学研究和发展研究对中国极不公平，中国的故事——特别是农业减贫的成功与城乡融合的成就——在他们的框架里长期被忽视乃至抹去。他把这一点揭示出来，并讲述了中国乡村发展的成功经验，这对于理论武装和实践指导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鲁比的发言作为压轴，从实践角度给了我很大触动。她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不同角色。她有一个观点特别有洞见和启发性：中国不是来填补美国和西方国家援助非洲的空隙，而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引领非洲工业化，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授人以渔”的道路。她的这种解读，很多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必能看到。她这样一位实践者，正在期待看到中国在西方整体对非洲援助模式减少和失败的语境下，中国在非洲能做什么？而通过她的第三方视角，中非合作的新模式和“双赢”的故事被讲得非常通俗易懂。

当然，赵珂的发言同样动人，这也是为什么张谦教授在听后感叹：中国农业专家组在非洲的故事为什么还没有更多人知道？当然，从一开始，周立教授和温斯顿·马诺教授的发言就为整场主旨演讲定下了高屋建瓴的宏观基调。所以我很难说哪一位是“最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都不可或缺、环环相扣，我对所有主旨发言者的贡献都非常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特别致辞的官员也同样非常精彩。周鼎大使的发言不是一般的欢迎致辞，而是一篇高水平、有深度的演讲，兼具政策高度和学术含量，对中津关系有很强的针对性。大使还谈到了中国古语“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用英文说就是“没有乡村的繁荣，就没有国家的昌盛”。津巴布韦妇女部的莫妮卡部长更是令我感动。她原本因为内阁会议不能参加上午的会议，但下午特意赶到场，而且已到场，就立刻就要我们向她汇报会议进展，不但逐页翻看议程，还要求我们给她提供主旨演讲的内容。在她自己准备的热情洋溢的、有实质内涵的讲话中，她不仅表达了对中国的成就有深刻的理解，也强调了中津两国在反殖与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情谊与后殖民联系。她和周鼎大使的发言相辅相成，既体现了双方对乡村问题的高度共识，也展示了对我们会议主题的深刻认可与重视程度，他们对会议的思想引领与贡献让我彻底佩服，由衷感激。可以说，无论是学者的发言，还是中津官员的致辞，这种重视和投入，都远远超出了我对一场学术会议的预期。

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期间，赵月枝向莫妮卡·穆茨万格瓦部长赠送《见证：乡村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文集

王欣钰：除了学术讨论和正式议程，本次论坛期间是否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或者感动的故事？

赵月枝：

确实有不少让我非常感动的故事。最让我动容的是几位年轻人展现出的决心与意志力。比如，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几位硕博研究生和来自缙云的青年企业家朱凯，在路上就遇到很多磨难。中非之间的交通本就不便，他们买的航班需要经香港和第三国转机多次，先是到机场就被告知需要第三国签证，否则上不了飞机，等这个问题解决了，又恰好又碰上香港和北京的暴风雨，航班先是延误，后来又被取消。记得当时我正在肯尼亚调研，学生们当时几乎快哭着跟我说情况，但最后，他们还是互相鼓励，无论如何要到津巴布韦。尤其是一直负责最繁琐的会务工作的我自己的硕士生魏明，虽然年纪最小，但表现得很有主心骨。最终，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抵达津巴布韦。这种坚持不仅体现了会议的吸引力，更体现了他们要到非洲的决心。

在首都机场遭遇航班变化的参会者们及其所携带的在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上发布的文集

最让我感动和印象深刻的还有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生张霞。为了这场论坛，她一个人辗转四趟航班才赶到哈拉雷。而且她当时正面临秋招压力，学习任务非常重，所以没能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主论坛前后的文化考察行程，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赶来，仅为了参加主论坛的学习。这种无论如何也要来非洲看看和“来论坛学习一下”的精神和毅力让我非常受到鼓舞。

除此之外，我也很感激清华和中津交流中心会务团队的幕后努力。比如杜学志，他放弃了自己修改博士论文的时间，提前一个多月就到津巴布韦，全程盯着论坛的筹备，确保各方面顺利进行，因为要在非洲组织这样一个会议是极不容易的。还有米莱，他大半个暑假都蹲在中津交流中心，投入大量精力联络动员，努力让更多津巴布韦学者参与到会议中来。津巴布韦的学者们经济条件有限，对这种论坛形式也并不熟悉，要吸引他们参与并不容易，但他付出了很多心血。

2025哈拉雷非洲论坛部分参会学生及论坛工作组成员

王欣钰：未来，哈拉雷非洲论坛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哪些新的设想和计划？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下吗？

赵月枝：

明年我们一定会继续办哈拉雷非洲论坛，而且要办得更高、更好，更“顶天立地”。这不仅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两年的经验，更因为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对这项活动来说，意义重大。

首先，在主题方面，我们意识到技术对乡村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明年的主题拟定为 “乡村、社会技术与现代化”。我们会重点探讨传播技术、清洁能源等各种社会技术，在非洲尤其是乡村现代化中的作用和潜力。

第二，在学术环节上，我们希望征文更加聚焦和有思想、政策引领性和实践性。我们不鼓励那些方法论至上、纯为学术而学术的论文，而是欢迎有思想、有洞见，能对中非合作与非洲现代化提供切实指导意义的文章、观点与案例。我们会继续设立论文奖并争取加大支持力度，但筛选会更加严格。

第三，在调研环节上，明年我们将更“小而精”，更深入、更细致。我们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更强调实地考察后的研讨总结与成果产出。
第四，在妇女赋能和中津“双向奔赴”上，我们计划在2023年“中津缙云跨文化对话”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明年春天组织一个津巴布韦妇女农村发展研学团到浙江调研和交流，然后在明年的论坛上分享她们的体验。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津巴布韦乡村调研，我已经对邀请什么样的津巴布韦基层妇女有了一些初步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