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指出，传统意义上被视为 “黑暗时代” 的中世纪，实则孕育着三次文艺复兴的基因。从铁锤查理击退阿拉伯帝国、开启加洛林文艺复兴，到 1059 年教宗选举法确立打破世俗对教权的干预，中世纪教会与王权的博弈催生了知识生产的新形态；1088 年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标志着以 “文法医神” 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形成，这种由学者自发组织、兼具行会特征的教育模式，为后来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化发展埋下伏笔；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的崛起，则展现了大学如何通过学术自治与知识创新，成为文明演进的引擎。
在对比中西教育传统时，李老师指出中国古代官学、国子监与书院虽与欧洲大学形式相近，却在理念上存在根本差异。晚明传教士引入 “大学” 概念后，中国近代教育直到洋务运动才真正开启转型。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建立东京大学等现代教育体系，其经验凸显了教育制度变革对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从盛宣怀创办北洋西学学堂到京师大学堂的演变，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碰撞，而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存在，更成为中西教育理念交融的历史注脚。
针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现状，李老师提出当前高等教育面临学术生态失衡、实用主义泛滥等挑战。国际期刊撤稿数据背后，折射出功利化倾向对知识纯粹性的侵蚀。他强调，新闻传播教育需回归 “知识圣殿” 的本质，在本科与硕士培养中明确 “追求真理” 的定位，而非沦为就业的附庸。在数字文明时代，学科更需要在技术迭代中坚守人文内核，将 “传播中国声音” 的使命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既要掌握前沿传播技术，更要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底气。
李老师认为对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未来的发展路径应兼具历史纵深感与现实洞察力 —— 既要从欧洲大学发展史中汲取学术自治的经验，又要在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中总结本土化实践的智慧；既要应对技术革新带来的传播生态变革，又要肩负起构建中国特色传播理论的时代重任。唯有如此，才能让新闻传播教育真正成为文明对话的桥梁，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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