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指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世界交往”的论述把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并置，认为个人能否超越地方局限，取决于他所处的交往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断言，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使物质与精神产品都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文学将汇聚为“世界的文学”。这些论断把传播史嵌入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提示今日所谓“全球化”并非全新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内在结果。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全民传播提供了指南：传播既要坚持立场，又要回到人的全面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唯物辩证法则帮助我们破除“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立”的机械二分，看到二者在更高形态上的“融合”与“竞合”，以“全球，全民，全媒”的理念推动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系统性变革。
通过耙梳近代以来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发展历程，史安斌表示，梁启超百年前关于“世界之报”的设想，体现出清华新闻学自诞生起就带有世界主义关怀，毛泽东同志“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批示，彰显了国际传播不仅要发出自身声音，更要传播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诉求的国际主义立场。这与“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在精神上相接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并且要“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为新时代国际传播确立了实践坐标。
把视角切换到全球，史安斌从帝国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三个阶段简述了全球传播的历史脉络。十九世纪的电报网服务于殖民帝国的治理；二战后的无线电广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实力—影响”竞赛；卫星电视与互联网兴起后，传播主体由国家扩展到企业、个人，议题也从现实政治扩展到文化认同。与此对应，全球化叙事经历了“英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到“新全球化”的递进。前两者均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前提，用技术和资本巩固霸权；“新全球化”则试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用“赋权”替代“支配”，把提升共同福祉作为评价标准，传播范式也从单向灌输转向对话与参与。
史安斌表示，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数字华流”正升级为“数智华流”。中国AI大模型的低成本、高性能，为南方国家提供了绕开传统技术壁垒的现实路径。技术赋能的意义不仅在于内容生产效率的提升，更在于为“全球南方”争取话语权提供基础设施。与此相应，2025年英国发布的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总体排名升至第二，其中，“可信度”“友好度”“慷慨度”等人格化指标上升幅度最大，这说明世界对中华文化的接受正在从器物层面向情感—价值层面深化。
“南方转向”与“人际转向”是当前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势。史安斌强调，传统国际传播理论建立在“东西对抗、南北发展”的二元框架之上，而“南方转向”要求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超越简单粗暴的“全球-地方“二分法，以“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为前提，在报道战争、贫困、气候等议题时提供替代性叙事。拉美、非洲、南亚的若干媒体已着手“再框架化”新闻生产，以建设性、发展性的视角取代西方商业化媒体的冲突式框架。中国在此进程中既需用自身经验帮助南方国家发现共同议题与共享价值，也要警惕西方把中国排除出“南方”阵营、将其援助与合作解读为“模式输出”的舆论陷阱，通过多渠道、立体式格局展开协商对话。
在人工智能时代，“谁来讲”比“讲什么”更为关键。算法可以生成文本、图像，却生成不了信任，信任只能建立在人与人的持续互动之上。史安斌认为，未来国际传播的核心资源是“人脉”与“人气”。中国故事的全球表达，需要让外籍创作者以“我”的视角参与内容生产，通过摄影、短视频、音乐等多模态形式，在科技、美食、旅行等日常议题中呈现真实、可亲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中央媒体、地方机构与社交平台也正在尝试“一起看中国”“中国故事共创会”等人际传播实践，在共享经验中建立共同感知与共同感情。签证、航班、支付、通关等制度细节的优化，使“人到人”的传播成为可能，国际游客、留学生、外籍创作者成为新的叙事主体。人际交流、社群互动等新兴国际传播实践正在突破传统的“机构化国族中心主义”框架，以“平台化世界主义”的理念为引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史安斌表示，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及国际传播知识生产与实践发展的引领作用，意识到AI赋能国际传播的多样化可能，把握“南方转向”和“人际转向”趋势，共建全球文明共荣社区，打造数智华流传播矩阵，引领全球数智治理，充分延展国际传播的理论想象力和实践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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