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

讲中国故事之我见

来源：清新国新

为期六天的国情调研结束，坐在电脑前翻看着在六天采访中用完的笔记本，回想起每天从睁开眼那一刻起观察到的一切，我感到自己对中国的乡镇一级基层治理，精准扶贫政策和落实情况，以及金寨作为中国著名将军县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次国情调研，现阶段的我很难有机会深入基层，与国家政策的执行人和受益人进行沟通。这让我意识到，参加实地调研是我们了解中国国情比较直接和高效的方式。

作为国际新闻硕士生项目班的学生，我在本次调研中的角色除了学生，还有对外传播工作的实习生。对于本科期间学习英语专业的我来说，本次调研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用中文进行特稿采写。因此，在这为期六天的采写过程中，我每天都在实践中学习，时常被巨大的信息量“轰炸”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切入口。但正是这个学习的过程让我能有机会沉下心来，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什么是值得讲的故事，怎样讲最聪明。通过每天的采写实践和阅读国新同学们的作品，我对这几个问题有了一些新想法。

采访新河社区工作人员

我们为什么要讲中国故事？

我们之所以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因为中国故事值得让世界知晓。

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都在国际话语场中被“他者化”，被动接受他国的评判。在常年被评判的过程中，我们自身也潜移默化地开始进行自我评判，在不知不觉中站在了西方的视角，质疑中国的过去和当下。虽然适当的质疑是进步的动力，但在国际信息流由西向东、信息传播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把握质疑的“度”，从而失去了自信。

事实上，我们应该以科学和公正的眼光看待中国当下的制度和政策，承认我们所获得的成就，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曾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政策延续性比部分西方民主国家强，而且国家政策从制定到实行的周期也比较短。在上学期的国情教育讲座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也曾说，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举国体制。中国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次调研中对金寨县精准扶贫政策的部分就让我深深切切感受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首先是政策执行速度快。2014年，精准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甫一出台，各地就立刻做出反应，开始筹备政策落实工作。根据我们对金寨县县委、贫困村大湾村和千坪村相关领导干部以及一些贫困户的采访，各项扶贫工作都是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有了新的实施方针和执行强度。其次是执行力度大。金寨县各贫困村均采取了党员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贫困家庭的扶贫方针，确保贫困户的精确定位和帮扶到位程度。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贫困村民几乎都说“管扶贫的党员干部经常来我家嘘寒问暖”，有的甚至觉得扶贫干部比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还要亲。第三是政策实施效果好。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金寨县各贫困村对于脱贫都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指标，通过确立时间脱贫节点来激励政策落实。目前，大湾村和千坪村的脱贫计划正在按照计划进行，千坪村甚至提前了脱贫时间点，将于今年实现完全脱贫。

在精准扶贫这项工作上，金寨县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金寨县只是中国扶贫工作中的一个代表，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上演着脱贫致富的故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势，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的资本。这样的故事传播到世界话语场，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借鉴和参考，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我国的话语地位。

我们应该讲怎样的故事？

我们要讲有人情味的故事，有温度的故事。

在本次国情调研的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有光伏企业的工程师，有党校授课老师，有天堂寨景区的环卫工人，有因供两个孩子上大学而致贫的贫困户，有外出打工后返乡开展农家乐产业的商人，还有皖西博物馆的讲解员。这些人物拥有天差地别的性格，背景和经历，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鲜活、真实和可爱。

国际传播中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需要跨越的最大鸿沟，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是纵使世界被地域、语言与文化所分隔，但是生而为人，我们所面临的事，经历的情感，大抵相同。不论我们来自哪里，生活都是柴米油盐，都有喜怒哀乐，没有一个人的悲伤比另一个人的更刻骨，也没有一个人的快乐比另一个人的更高尚，人性永远是相通的。

新闻价值要素中的“接近性”，不仅仅指的新闻事件与读者的地理接近性，还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如果想要打动读者，必须要写出与读者的生活与情感需求相近的故事。比如我们采访的千坪村贫困户陈礼华，他家是村里第一个走出两位大学生的家庭，可是为了供两个大学生读书，身体不好的他和妻子陷入了贫困，好在政府的扶贫政策缓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这就是一个能够引起世界读者共鸣的故事。在世界各个角落，下一代的教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当务之急，也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世界上几乎每个有孩子的人，都有拼命努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精神条件的经历和感受。因此，陈礼华的故事对于外国读者来说是有接近性的，也能够反映出政府对每个家庭刚性需求的关注。

我们该如何讲故事？

讲故事要用脑，更要用心。

世间的故事种种色色，有让人开心的故事，也有让人难过的故事；有的故事充满正面情绪，而有的故事则指出了问题。但是检验故事好坏的标准是是否打动人，而与故事本身的笔调（tone）其实并没有关系。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常会遇到一些选题困境：国际传播是不是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正面报道？哪些故事能够算作正面报道？如果只有正面报道，新闻的客观性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在国情教育讲座中，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卢新宁曾说，做正面宣传要有问题意识和过程意识，不要变成“成就宣传”，其实找到了问题再解决也是一种正面宣传。确实，大部分故事不是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好事有可能暗藏危机，问题可能预示着转机。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要着眼长远，不拘泥于过去发生的事，而更多关注事件的当下和前景。

在采访花石乡千坪村的扶贫政策实施情况时，党支部书记步永权不讳言地指出了政策推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步书记在村里工作的19年中，有时会遇到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的村民。他曾为一个贫困户村民留下了1700元钱，供他购买床等室内家具，但是这个村民把书记给他存下的钱全部变成了赌资，赌光了钱就在木板上放了两层被子当做床。还有的贫困户在已经迁到政府为其建造的新房后，又要求返回其已经难以居住的旧房。贫困户对政府产生依赖这个现象的确存在，我们在采访贫困户的过程中也有所察觉。但是国新同学们在进行报道的时候，没有拘泥于问题本身，而是将角度转向基层干部对于复杂情况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基层干部的耐心和工作能力。

参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