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国叙事的原乡 

寻访中国叙事的原乡 2017-07-29 清新国新

2017年的这个7月，对于江淮大地来说，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头的7月都要更热一些。当我和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班的15名同学穿行在大别山深处的市镇乡村时，最常听到的拉家常第一句话就是，今年这天好热啊。

金寨很热，热到许多人都来到这里，寻找时代叙事的重要样本。而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选择安徽金寨县，作为2017年国情调研的目的地，原因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在这块土地深处的乡村市集里，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甚至比今天的硕士研究生年纪还要小，就已经开始传播中国革命早期思想，并且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打响中国革命的枪声。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丝毫不怀疑这些年轻人的赤胆忠心。

同时，革命与财富之间，在这块土地上完全不能画上等号。今天这里仍然是全国贫困县，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试验田，也有着2016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访的边远乡村。这里的人民很淳朴，他们相信生活会一天一天地变好，尽管变得很慢，甚至赶不上命运给其中少数人带来的当头一棒。但他们依然在和我们的叙述中，用各种方式描绘了他们所希冀的社会和未来，也就是主流媒体所描述的小康。

图为周庆安在参观金寨县红军纪念堂

在过去的7天时间中，我们就是这样在革命叙述与当代叙述中不断的穿行，从一个世纪之前筚路蓝缕的年轻人，到坐在我们身边熟知乡村事务的年轻人，我常常感到穿越的是，他们其实怀揣着同样的一种梦想，在跨越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去努力实现同样的一种场景。换句话说，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中，中国叙事的主题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富强作为一种力量的延伸，既代表了这个民族曾经的辉煌记忆，又代表了近两个世纪半殖民史之后的复兴渴望。

但如何叙述这个主题，以及主题背后的中国主体性，一直在困扰中国的国际传播者。在一个极为强大的现代性语境中，东方民族自身的主体意识往往会被埋没在现代化的指标中。更具体的说，尽管我们一直在用东方主义、麦克布莱德式的宣言反抗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谁”，但很少有一个时候，我们可以清晰的阐释“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其实这就是中国叙事的多样化原点。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原点实在是太重要了。离开了原点，就仿佛离开了故乡，所有的话语都在空洞的全球化中漂浮。西达·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引用了温德尔·菲利普斯的名言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同理，变革是一个社会感受到结构性压力的时候多种力量的自然选择，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这样自然选择中的历史使命。在一百年前，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立夏节起义，在一百年后，是同一个地方的精准扶贫。

随着2016年国际政治的黑天鹅事件不断上演，不少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时代叙事的样本和参照系。民粹主义的抬头，对全球化的反抗，甚至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激进和极端思潮，都让人们在一个似乎十分确定的年代，感到了无休止的焦虑。我们丝毫不怀疑，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任何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其财富积累速度是祖父辈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我们怀疑的是，这种积累就是现代化的叙事吗？

这恰恰是因为，现代化的叙事，也在逐渐远离它的原乡。启蒙运动中那些对人类理性的弘扬，工业革命下生产力的倍增，人们走出神权之后对自由解放的追求，都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叙事中被逐渐遗忘。更为简单的说，就是话语权的集中和财富的集中，让这个世界艳羡难以企及的远方，却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现代国际体系的无数成就，却无法对冲失去了原乡的无限焦虑。

图为周庆安在指导学生调研

令我非常骄傲的是，金寨的这些日子里，孩子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在40多度的高温中不断追问最简单的故事，你家里几口人，你种了什么，每年收多少斤，吃不饱怎么办，看病的报销哪一天能下来？中国叙事恰恰在这种穿行中，回到它的原乡。没有一百年前革命者对于封建权力结构宿命式的反抗，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困农民所精打细算的每一个日子，就没有今天中国叙事所应该呈现的复杂、多元、精彩和悲伤。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忘记了中国故事的原乡，恐怕我们也无法说出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一百年前的他们，一千公里外的他们，一万元每年不到的他们，离全球化很远，但是离我们每个人的原乡很近。把他们的故事真实的呈现给世界，就是在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也让这些故事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就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影子，也是他们的日子。讲好这些故事，于他们，无怨，于我们，无憾。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周庆安

2017-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