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2019，一座桥和一个中国家庭的迁徙史

1981年7月，一对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新婚夫妇刘大有和孙春丽站在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栏杆前，望着桥下开阔的江面和滔滔的江水，心中充满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四十年后，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孙春丽说：“我怀着孩子，站在桥上往下看，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条长江。那时候觉得长江真大，我们就商量孩子取名的时候要带一个‘江’字，如果是男孩就叫‘刘江’，如果是女孩就叫‘刘小江’。”

“第一次上大桥，早餐吃的午餐肉都吐出来了”

刘大有和孙春丽相识于洛阳轴承厂，一个是电焊工人，一个是绘图师，工厂组织春游的时候两人互相产生了好感，3月份刚刚结婚，紧接着孙春丽就有了身孕。夫妻俩决定趁孙春丽还没有显怀，请一个周的假期来南京旅游。

之所以选择南京，是因为孙春丽有个表舅住在南京。河南历来是兵源大省，孙春丽的表舅早些年去了部队当兵，一直跟随部队驻扎在徐州军区，六十年代表舅的部队支援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一修就是三年。后来大桥修完了，表舅在南京定居，就住在大桥底下，成了家乡人来南京的一个落脚点。快四十多年过去，关于那次旅行的回忆，孙春丽只剩下一个“累”：“以前没坐过电梯，从桥底上来是我第一次坐电梯，把我给晕的，上来之后直接吐了，早晨吃的午餐肉都吐出来了。”

“四十年了哇”

2019年6月的最后一天，刘大有和孙春丽站在当年凭栏远眺的地方，掏出手机，关掉还在大声指挥的百度地图，点开相机，冲着桥外的高楼大厦一通狂拍。现在，从南京长江大桥放眼向四周望去，鳞次栉比的大楼恨不能挤到一块儿，已经找不到一片光秃秃的地方。

今天是个周末，儿子刘江在公安局值班，儿媳带着五岁的小孙女回娘家了，夫妻俩像往常每个清闲的周末一样，跟着手机导航，跳上公交车，来细细游览这座儿子即将扎根一辈子的城市。“我们就住在那儿”，刘大有指着刚才还说四十年前“光秃秃”的地方，“江宁开发区，我儿子单位就在那儿。”

20世纪90年代，与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在资金短缺，设备老化、技术陈旧、机制不灵活等众多因素的困扰下，洛阳轴承厂陷入经营困境，亏损面在70%以上。1998年，刘大有和孙春丽，成了下岗工人。这一年，他们的独生子刘江正在读高三。两个人的颓败沮丧都不敢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来，刘江却对情况心知肚明。一次晚饭过后，他郑重地跟爸妈说：“我要去当兵。当兵挺好的，每个月还能领补贴。”刘大有急了，对儿子吼道：“我跟你妈虽然下岗了，供你上学的钱还是有的！别瞎想！”

儿子最终还是去当了兵，好巧不巧，还是在孙春丽的表舅当年当过兵的徐州军区，算是减轻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经济压力。

刘江部队转业以后被分配到南京市江宁区公安局，成了一名公安干警，娶了一个南京姑娘，在南京买了房，生了娃。五年前，老夫妻俩从洛阳来到南京，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帮小夫妻俩带娃。最开始是儿子儿媳带父母游览南京城，后来刘大有学会了看导航，再也不愿意麻烦孩子们，一部手机，两张公交卡，把每个周末的小出游安排地明明白白。“听说这个地方一直在修，今年才重新开放，我们拿手机导航自己就找过来了，”刘大有望向远处长得望不见尾的大桥，拍拍栏杆，“四十年了哇！”

“上次来的时候没有条件照相”

日历翻回到1981年的6月底，河南洛阳的刘大有和孙春丽还在做人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前的行前准备，刘大有往袋子里塞了三罐午餐肉，因为怀孕的妻子常常挑嘴儿，却唯独对午餐肉情有独钟。同样是1981年6月底，27日在北京，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一个周后，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头堡上，那对河南来的新婚夫妇对着毛主席的高大雕像瞻仰许久。

七个月后，河南洛阳轴承厂的宿舍里迎来了一个叫刘江的新生儿。

十八年后，那对河南的夫妻双双下岗，开始自谋出路；他们的儿子刘江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区徐州军区的一名新兵。

三十八年后，夫妻俩趁周末游览这座已经和儿子一起居住了五年的城市，再一次登上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距离上次上来，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他们的孙辈在这条大江边出生，他们的表舅早就在这条江边去世。

在栏杆前，刘大有和孙春丽请一位路人帮忙拍摄合影。“上次来的时候没有条件照相，一口河南话也不敢请别人给咱照，现在请人帮我们拍张照吧。”刘大有把手机递给路人。“阿姨再笑得大一点啦！”路人提醒道。刘大有轻轻碰了一下孙春丽的肩膀，比了一个“耶”的手势，孙春丽看向他，噗嗤一声笑了。

大江大河不动声色，静静从桥下流过。修桥的人，登桥的人，守护这座桥所在城市的人，都是一个个在普通不过的人。

普通人的力量，怎么能抵得过时代浪潮的涌动呢，于是他们学会织成一片片帆，拧成一股股绳，在江湖里同起同落，散布成星星点点的帆船——一代代普通中国人在大时代里的淘洗和迁徙，都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