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物质性研究拓宽传播学视野

2022年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媒介物质性研究拓宽传播学视野”为题对第三届媒介物质性论坛进行头版报道。第三届媒介物质性论坛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论坛以“人类之后，未来之前”为主题，开展了一场跨越时空、跨越物种、跨越人类的媒介物质性讨论。

以下为文章全文。

媒介技术日益深刻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日，“人类之后，未来之前：第三届媒介物质性论坛”在京举行。各学科学者围绕反思媒介物质性研究等主题展开研讨。

近十年来，伴随着文化研究的“物质性转向”，物质性研究进一步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观念整合起来。尤其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无论是有形的基础设施，还是无形的通信协议；无论是接口界面，还是平台算法，媒介的物质性问题都更加凸显。物质性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媒介变化、剖析文化场域的重要维度。

面对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表示，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为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也为新闻传播学学科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打开了新通道，各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不断被打破。希望相关研究能通过更多元的视角，促使人类和媒介进行有机再联系，充分激活新闻传播的学术想象力。

“技术是解决起源问题的关键。”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表示，技术是人类起源的关键要素，但是技术被单调化，很容易产生忽视工具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联、忽视身体技术等缺陷，难以发挥技术应有的作用。

“媒介具有中介力量，具有连接、转化和生成的作用。这些可能性塑造了人和媒介的关系，塑造了人类的看、听和交往行为习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黄旦谈到，媒介又是一种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理论视野，从而凸显出媒介研究的价值。媒介与技术并不是本体论的区别，恰恰与这样一种视野有关。媒介角度可以使不同学科的媒介研究相知相通，聚合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媒介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本身存在双重面向，即媒介的“连接”中包含“断裂”，“显现”中存在“遮蔽”。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姜宇辉提出，在这种双重面向下，媒介学应深入研究的是媒介表层物质性连接之下的深层次精神性连接。

伴随可见性问题在传播研究中的复兴，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可见性问题的讨论逐步增加。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提出，目前，中国传播研究领域存在三种“可见性”：媒体的议程设置、受众的“关注度”、媒介技术控制的后果。媒介的可见性既是对存在的表征，也是对存在的形塑，注定将以表象意义上的正确、合理、有用等因素取代存在本身。媒介的呈现意味着用高度明晰的可视性掩盖了组织和建构世界的本质，因此媒介的可见性恰恰意味着遮蔽和不可见性。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朱振明表示，在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视角下，传承不再是单独媒介的媒介化结果，而是由人（组织机构）和非人（技术支撑）元素搭建的中介化网络促成的。媒介本体呈现出关系性特征，这就需要在关系层面研究传承中不同动力元素的中介化作用，以内动的视角来观察中介化所实现的文化传承。

数字技术的崛起使物质性和虚拟性的关系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状态，技术外化人类的历史到达一个转折点，即人的无机化、机器系统和社会的有机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表示，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设施的交流系统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以智能终端为媒介实现连接、转换，不断生成新型状态。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袁艳以传统纺织技艺为例，探讨了织纹作为一种存在于媒介中的技术图像的过去和未来。她表示，“技术图像”指代那些“由装置创造的图像”。技术图像与传统图像的区别在于“装置”和“程序”替代人成为图像生产的主体。这一概念颠覆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开启了通向媒介物质性的图像研究。

在中文语境中，“桥”具有促进不同事物、不同状态、不同意义之间连接和转换的力量，具有中介性质，并与媒介存在相通之处。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媒体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郭建斌阐述了“桥”与“媒介”之间可能的意义关联。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媒介意涵，这对于实现中西方话语在学术层面的融合，具象化媒介学、媒介物质性研究的某些抽象话语，实践中国传播研究的“在地化”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钰表示，媒介物质性研究要避免“泛媒介化”和“琐碎化”，应获得更宏大的理论关切和更深入的人文关怀。

记者｜段丹洁 孙美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