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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
编者按
清华文科的恢复与发展,至今已走过四十余年的历程。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其中提到,清华文科复建的初衷,是“密切结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曾提出,成功的文科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当“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今后中国有价值的建设者”。
时代洪流滚滚而来,大学教育理当秉持教育初心、不断自我更新。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寻找这样一份答案:在清华文科建设的悠久历史中,强基书院的设立带来了怎样的革新?大礼堂穹顶上那块上书“人文日新”的牌匾,如何在此投下新一代的照影?
三年前,七字班的柚子从其他文科院系推研到人文学院,回忆这一过程,“还是挺惴惴不安的。”柚子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本系的同学想推研都不算容易,会淘汰掉很多人,更别提从外系保过来。”面对十分有限的可能性,她早就做了多手准备,“托福考试都约好了,就是想着如果推研失败,立刻开始准备出国。”所幸,柚子“了却了这桩心愿”,而无法全额退款的托福报名费,是她“损失得最开心的一笔钱”。
2020年,清华大学成立五大强基书院。其中,作为文科书院的“日新书院”,负责历史学、哲学、汉语言文学和古文字学方向的本科人才培养工作。2023年9月,第一批强基学生的推研落下了帷幕。
和三年前不同,对日新书院零字班的同学来说,“继续留在清华本校读书”不再是极少数人才有的幸福。今年,虽然面对老师数量有限、招生指标不够等难题,但书院付出很大努力,基本实现了第一届强基推研的圆满结局,总体推研率远超强基改革前的人文学院。
这世上本没有路。在落实强基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各高校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培养方案、课程设计、推研政策等一系列的革新,“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做到的”。成效是可喜的,争议也必然存在。日新书院作为兼容了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强基书院,既承担着强基计划选拔基础学科人才的使命,也接续着清华文科辉煌而悠久的历史,这并非一项一蹴而就的事业。
从GPA到“代表作”
大一入学时,与其他强基书院一样,日新书院零字班的同学尚不知道三年后推研的具体政策。根据人文学院前几届同学的经验,“绩点特别重要”。七字班的柚子回忆,除了认真上课,希望再提一提绩点之外,她从大三下开始就买了该专业的“考研教材”,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因为不知道保研究竟考什么、有没有笔试,她只能像准备考研一样准备保研。
然而入学第二年,零字班的同学收到了截然不同的消息。“我们不看绩点,推研也看不到绩点和排名”,日新书院院长在零字班推研说明会上特意强调。“不用卷绩点”也成为了一、二、三字班同学刚入校时就接收到的“指南”。
绩点的有效性大为下降后,推研应该看什么呢?
零字班的霏凡第一次听说“代表作评议”制度是在大二的时候,不过,关于消息来源的记忆有些模糊,“好像是开学的全员大会,也可能是几个关系好的老师说的,同学里也有一些讨论”。以代表作深度、个人成长幅度为标准评价学生的学术志趣潜能,将成为日新书院零字班推研的考核重点。不过,由于缺少往年的案例参考,部分学生感到难以把握“代表作”的评价标准,吃不准自己能否在这一指标上达到院系的要求。因而,自侃为“小白鼠”的霏凡说,很多学生“绩点也不敢放,只能两头都抓”。
直到今年日新书院推研结束,据参与的师生反馈,同学们只需要进行自我陈述、代表作展示、评委问答。绩点与排名,面试方确实看不到。
虽然“代表作评议”制度是第一次在日新书院用于学生推研评价,但作为一种“破五唯”的评价体系,它其实早已在学术界被使用和推广。2011年前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高级职称评聘中率先推出了学术代表作评审制度,被视为扭转学术论文粗制滥造、打破核心期刊“神话”的重要举措。同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中,开始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坚持以研究成果为主要评价对象,大力推行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等各种有益做法。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
图源: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将“代表作评议”移用到推研评价,体现了“强基计划”对学生学术志趣与学术能力的较高期待。但相比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一位人文学院的老师认为,在推研的“代表作评议”中,“老师们更看重同学们是否踏实读书,对所学知识、所在学科有哪些思考和探究。”推研面试中,洛伊没有被提问代表作相关的问题,“老师主要问了我关于这个方向的思考,以及我读过的书。”
对学生来说,虽然推研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其作品来源,但“代表作”一般脱胎于课程论文,不限类型、题材、字数,不要求发表。对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它反映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不如说,它为同学提供了在所选学科内部沉潜、反思、挖掘的契机。历史系零字班的学生噗噗笑称,“我也不好意思说是‘代表作’,只能说是习作吧。”即使事后“不忍再读,会觉得羞耻”,但这份作品确实记录了她对专业的认知和个人发展规划的变化。西元来自哲学专业,她的代表作酝酿于一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欧美现代小说》,“期中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在阅读的那些文本里面选一本写一个小论文,我选了加缪的《局外人》。”
代表作的写作方式、时长也因人而异,没有固定套路。被同学称赞“富有中国传统丽人气质”的洛伊就交上了一份尽显个人特色的代表作,她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重新阐释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文本,“整个(写作)过程花了一年”。她说,开始时只是一篇完成度不是很高的课程作业,略作修改后于去年十一月参加了第三届清华国际数字人文论坛,但这还没完。“(作品在)写作初期就得到了领域内好几位老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论坛专家评审之后,又重新调整了核心问题和框架结构”,经过几个月的打磨,字数从五千增加到一万,最终于今年六月发表在《数字人文》集刊上。
第三届清华数字人文国际论坛海报
图源“清华人文”公众号
而不太主动与老师交流的噗噗,基本一直在自己写作,“写完了,如果比较认真的话,就发给老师看一下,让老师提点建议,我再优化。”不过她并未尝试参会或投稿,完成后也只暂时将作品“弃置”一边,“等到快提交代表作时,再翻出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细节的错误,或者有哪些可以填充的地方。”
人文学院的老魔老师认为,与传统的知识考试、读书报告、文学创作相比,论文形式的代表作更具有科研导向。问题意识的形成,前期文献的梳理,论证框架的搭建,都是对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极大锻炼。此外,撰写、修改代表作的那些时间,也是学生探明学术志趣的过程。噗噗入学时抽签分到的导师是明清社会经济史方向的,引导她在领域内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步入大二、接触了更多学科后她一时陷入纠结,“自己对于社会理论也挺感兴趣,(不知道)以后到底是读社会学还是读历史学。”后来,正是在代表作写作的过程中,她逐步确定了答案:“我在写明清史课程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历史社会学的一些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回到历史学的语境中去探索,要经由历史学的上游学科,去反思和检验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学术导向下的新培养模式
金无足赤,“代表作评议”带来的考察方式改革也存在争议。部分老师、学生认为,采用“代表作评议”作为推研考察方式,可能会降低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考察力度。
老魔老师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推研,“面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复述柏拉图《理想国》十卷的内容。”即便修读方向是中国哲学,也要回答西方哲学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基础”。七字班的柚子回忆当年自己的推研面试现场,气氛十分紧张严肃,老师直到最后还在问:“为什么转系?为什么不读原来的专业?”面试里还有不少英文问题,老师们都盯着她:“这个你学过吗?它的理论渊源是什么?”
老魔老师认为,“老派”的文科培养在本科阶段对论文、学术作品提倡较少。另外一些老师也认为“对于文科来说,本科生的科研水平是比较虚的评价指标”,更多是理工科的科研之风“席卷”文科的产物,与文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有些相悖。
回望推研前的三年学习经历,噗噗有时也会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希望自己本科有更多通史的积累,把该读的史料读了。”不少老师也认为,聚焦于特定的研究领域是硕博阶段的定位,本科生更应该多读书,做基本的学术储备,然后顺其自然地寻找研究方向。“路还长,为什么本科就要产出代表作呢?”对此,噗噗自己尝试给出的回答是:“可能是现在整个环境节奏就很快,大家都有点急,急于出成绩,而文科最显而易见的成绩就是论文成果。”
不过,这时的讨论其实已经跳出了考察方式的范畴,转移到了学生个人追求学术目标的方式、以及院系的培养路径和理念上来。代表作制度反映出书院的学术导向,而想要让一名“从零开始”的本科生在三年之内完成一份有足够思考含量的个人学术作品,必须为之提供全面、系统的学术训练体系。因此,和推研考察方式共同变化的,是日新书院整体的培养模式。
书院模式的核心在于师生“从游”,导师制、从游节、经典研读课程等都是增加学生与老师交流机会的具体方式。日新书院院长王中忱在新生寄语中谈到,“在不同阶段都有老师以不同方式导游和伴游,或论学术,或谈人生,积极求问,必有所得。”
选择直博(注: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洛伊认为,与老师多交流不仅能在某一特定的学术领域迅速扩展研究视野,也可以提早与心仪的导师“磨合”。“导师在推研时不会随便接受一个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因为这意味着未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彼此适应;对学生来说,在对导师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作出影响未来至少五年的选择,也是有风险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推研已不单单是大三下学期那个时间点的考核,而是一个长期的培养、磨合、选择的过程。虽然推研时提交代表作也能体现出学生学术水平的差距,但“更多还是(看)平时表现,老师通过平时的作业已经了解到学生的水平”。老魔老师常举前些年的典例,以鼓励同学们多与老师交流:“有个学生推研,一进来所有老师都跟他打招呼,让他不要紧张,因为彼此都很熟悉,大家都已经一清二楚水平怎么样了。”
日新书院培养的另一大特色,是“个性化的课表”。在日新书院官网的“院长寄语”部分,王中忱院长提到,虽然大家共有一份培养方案,“但具体到如何选课,怎样分配时间,则需要每位同学自己费心考量”。目前,除了体育、思政等必修课,人文基础、专业必修、交叉深化三个专业相关的课程板块都取消了必修课的限制,只需分别在对应课组中任意修够27、36、21学分即可。
清华大学日新书院历史系的培养方案(部分)
图源:清华大学日新书院培养方案手册(受访者供图)
选课自由度的提高增加了学科视野融合的可能性。学生们能在本专业之外的课程中,领略不同学科的风景,丰富学习的视角。选择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洛伊选修了不少中国史的专业课。因为“虽然古典文献学主要是研究古典文献,但它跟历史文献考证也是密不可分的。”噗噗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我提交的代表作,就有尝试将社会科学的概念和历史学研究结合,以寻找新的学术点。”
在《欧美现代小说》的课程中,西元的文本分析跳出了单纯的文学范畴,从加缪的社会与历史处境切入,对《局外人》中“阳光”“沙滩”等叙述进行解读。通过阅读大量材料,如加缪的日记、散文、当时的新闻报道、传记材料等,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他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是生活在法属殖民地的法国人;但同时,他又不是作为殖民当局统治者的法国人,而是与很多阿拉伯人住在一个街区的、较为底层的人,这就导致他的身份认同处于模糊的地带。”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对“荒谬”的解读,是“距离”,而这恰恰就是加缪当时面临的状态,“他没有办法认同任何一种话语,所以他失语了”。
加缪《局外人》
图源:豆瓣
除了“隐性”的视野融合,“选课自由度的增加”还为学生探索新兴交叉学科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数字化时代应运而生的“数字人文”,是典型文理交叉的新学科。它借助计算机和数据科学等方法进行人文研究,在文献处理、数字化呈现、研究范式等方面颇有建树。洛伊在课程中尝试用数字工具对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进行文献考证和文本阐发,未来也有志于数字化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她旁听了计算机系的《计算语言学》课程,学习机器学习相关的知识,也在自学编程、统计学。
“未来,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科技潮流的冲击”,洛伊说,“我希望自己和更多的人文学生能够掌握数字技术,这样在二者接轨时,我们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研究方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文领域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被数字裹挟。”
基础学科的当代道路
需要承认,科学上的新理论、新发明、新技术,经常是出现在学科的边缘或交叉点上。书院在课程设计、研究方向上都鼓励学生充分利用清华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广泛汲取知识营养,作为对基础学科的丰富和补充。但“基础学科”四个字也意味着,一些根本性、奠基性的东西不能改变。
从现实情况来看,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找到自身的基点。已经在历史学领域深耕五年的Reicon回忆,“在我看到历史学强调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时,我对交叉学科第一次有了具象的感知”。但他反复追问自己,“这种充斥着理想主义的交叉意义究竟何在?”最终,Reicon放弃了交叉,回归明清史的考据研究,“起码我心里很踏实”。
即将面临硕士毕业的唐唐是满怀激情踏入“文学现象学”的,现在却感到举步维艰。“没有学长姐的帮助(师门独苗)、导师研究领域并不完全重合、自身资质平平,既没法评估研究成果处于何种水平,日常也时时担心被相关领域的内行人抓住漏洞。”他逐渐意识到,学科交叉看似是交集,实际上是“两个知识领域的并集”。
目前,日新书院的培养方案中有一部分是“交叉深化”课组。是先交叉,再深化;还是先深化,再交叉?学术大厦从何而起?没有强制必修课之后,这些问题完全需要由学生自己去探寻。
面对选课时的迷茫,洛伊在大一时问过导师,“学语言学要不要学文学的课?学文学要不要学语言学的课?”她记得当时导师非常惊讶,因为“以前根本没有这样的自由”。即使是现在,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学科,依然有规定的专业必修课。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必修课程
图源:北京大学教务部网站-北京大学本科教学计划(2023)文科卷
网址:https://www.dean.pku.edu.cn/web/download.php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推研环节中,专业课完整度也是一些老师默认的考量标准。一位历史系的导师直接指出:“如果没有相关课程的学习,知识不够,硕博阶段做不出成果,就会面临毕业的难题。”零字班推研面试与外校推免考核结束后,部分老师发现,书院的同学在“宽厚的人文素养和跨学科的视野”上有更大的优势,但在知识结构的完整度和专业训练的强度上,“外校优秀学生明显强于本系的学生”。
某种程度上,强制必修课能搭建体系化的专业知识,为日后细分领域的研究打好地基。老魔老师回忆起本科刚入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每门课上两学期,期末是实打实的闭卷考试。”相较于如今日新书院的培养,专业基础的打凿力度要超过不少。他有些担忧,“书院里有些同学文章写得很好,但由于哲学史知识不足,在对话关系的把握上以及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上是存在问题的。”
这些担忧将会如何化解,需要在实践与时间的检验中才能呈现出清晰的答案。目前能够确定的是,在通过体系化的培养模式将更多的学术成长路径的自由度开放给学生之后,院系需要进一步提供各方面引导,加强学生对学科、对学术、对个人发展的思考与理解。
并且,应当达成共识的是,无论是“我的课表我做主”,还是“我的课表他做主”,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始终应当让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人文学科的发展永远需要脚踏实地、志趣坚定、“为国强基”的人,至于是创新探索、视野交叉、多元发展,还是坚定学科本位、深耕细分领域,在这些涉及主观选择的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矛盾。
清华大学西湖游泳池旁的石碑
图源:记者摄
从外校来清华人文学院读博的汉堡王回忆起本科时代,“当时年轻,身体拼得动,十门课的时候也可以保证每个月读书不少于十本。课少、阅读经验丰富之后,每个月十到二十本应该不难。本科毕业大概读了四百多本小说,才算比较理解这种文体。”虽然他自身大力提倡本科阶段多读书,打实基础,但也认为“大学生发展的方向可以有很多种,还要看自己的规划安排,比如绩点也是比较务实的考虑。”
不论是推研考察标准的变化还是学术培养模式的革新,都不是单向度的。“代表作评议制”扭转了“唯GPA”的内卷风气,也带来了本科生学术“何以繁荣”的疑问;强制必修课的取消响应“新文科”的号召,带来传统教学模式的转型升级,此时学生多元发展的自主性得到了鼓励,而选择权的增加却也难免给经验不足的年轻人造成迷茫。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教授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谈到清华文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建的过程,认为,不论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一代一代交接、叠印下去的,是“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新文科倡议之下,清华文科的改革之路尚未行至半途,强基书院的学生们在自主成长的空间里,探寻着“人文日新”的当代方向。
清华大学大礼堂牌匾
图源:张永生摄
参考文献
[1]李永刚.(2021).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实施学术代表作评价制的挑战与构想.大学教育科学(02),71-78.
[2]清华找回另一半,中国青年报,2011年04月13日,12版.
注:根据被采访者要求,文中柚子、霏凡、洛伊、噗噗、西元、Reicon、唐唐、汉堡王、老魔老师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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