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张铮 周敏：“他乡客”如何“融新城”？ ——微信使用与当代都市流动青年地方感建构的关系探究

由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人口流动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至2017年的2.45亿人[1]，其中包含规模庞大的青年流动人口。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二字意味着地理位置的改变，流动青年对流入地的认知与情感将影响该群体在异乡的生活状态。同时，青年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流入地的融入水平和认同程度也将影响城市的整体运行。由此，流动青年与流入地之间的人地连结成为本文的关切。本文引入“地方感”这一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概念，用来衡量个体与地方的情感连接[2]，据此综合评估流动青年与流入地的连结程度。

既有研究表明，媒介使用对地方感建构具有正向作用。[3]当下，伴随愈加丰富鲜活的媒介实践，社交媒体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交往。其中，微信作为我国代表性的社交媒体，拥有广泛的用户。根据腾讯官方在2021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每日有10.9亿用户使用微信，7.8亿用户翻阅朋友圈。[4]随着应用场景的扩大，微信现已成为集社交通讯、消遣娱乐、新闻资讯、生活服务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媒介平台，在个体认识与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不可忽视的力量。流动青年微信使用与流入地地方感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成为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对于流动青年，在新城市中拓展社会关系是增强心理慰藉、适应流入地生活的重要方式，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提升个体对所在地的地方感。[5][6]而如今，微信作为提供在线社交服务的媒介平台，已成为个体维系人际关系、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工具。[7]鉴于此，在探索流动青年微信使用与地方感之间关系的同时，社会资本是有待考察的影响因素。

综上，本文旨在探索微信使用与流动青年地方感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在其中的影响机制，具体包括两个研究问题：第一，流动青年的微信使用是否能够正向预测该群体对流入地的地方感；第二，社会资本在微信使用与地方感建构之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

在回顾媒介使用与地方感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希望探究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具体影响机制。既有研究发现，微信使用能够拓展与维系个体的社会资本[22]，同时，社会资本是影响地方感建构的重要因素[23]。因而，本文在探究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影响的过程中，考察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的可能性。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在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积累的实在或潜在资源的总和。[24][25]Putnam基于社会资本的强度将其区分为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与黏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前者表现为个体间松散的弱连接，有助于连接外部资产和信息扩散；后者更多是与亲友间的紧密连接，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和稀缺资源。[26]在社会资本理论被引入社交媒体研究领域之后，Putnam 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和分类得到国内外诸多传播学者的认可。由此，本文依据这一分类，考察流动青年在流入地积累的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在微信使用与地方感之间的作用机制。

已有学者探究了社交媒体使用对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的影响，发现Facebook等社交网站均有助于两类社会资本的积累：一方面，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技术和平台，使之与现实中的熟人保持联系，这体现了社交媒体与黏合型社会资本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社交媒体通过虚拟空间使个体间潜在的联系转化为弱连接，则凸显了社交媒体对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27]在中国，微信作为全方位、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兼具现实社交与虚拟社交的特征。[28]微信不断更新的功能为用户维系旧的社会关系、积累新的社会资本提供媒介基础，微信用户的社交关系从由亲友组成的强关系网络向弱连接、泛工作关系网络拓展。[29]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本文所关注的流动青年为年龄在 14-35 周岁，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工作的年轻人。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随机抽样与实地发放问卷的可行性相对有限，本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获取样本，这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针对特定目标对象的抽样方法[34]。并且，在近年关于特定群体媒介使用的研究中，滚雪球抽样受到新闻与传播领域重要期刊较为广泛的接纳和认可。例如，钟瑛与邵晓关于城市新移民新媒体使用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35]，贺建平与黄肖肖针对城市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36]等，均采用了此种抽样方式。在本次调查中，研究者通过被访者的社交关系逐轮将问卷发放给目标样本，参与者覆盖全国多个地区，且基本位于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杭州、海口、长春、厦门、武汉等直辖市、省会城市或发展水平较高的非省会城市，这些城市符合本文研究对象——当代中国都市流动青年实际流入地的基本情况。因此作者认为，本次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能够有效支撑研究结果，支持研究者对总体情况进行合理推论。

本次调查最终有效样本数为379，样本回收率为 94.75%。其中，女性有226名（59.6%），男性153名（40.4%），平均年龄约为26岁，90%的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就职于生活服务业、金融业、文娱媒体业、教育业的参与者较多，月收入在5001-10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占比最多（38%）。大部分流动青年为跨省流动（66.5%），流动时长为1至3年的被试占比最多（30.1%）。

1. 微信使用强度：如今在中国，人们逐渐形成微信随时在线、随时使用的习惯。在此背景下，个体之间微信使用频率、实际使用时长的差异不断缩减，传统用以测量社交媒体使用强度的变量的预测效力趋于有限。本文借鉴 Ellison 等学者开发的社交媒体使用强度量表[37]，结合微信的具体特征对量表进行适度调整，通过微信日均使用时长、微信好友数量以及微信使用依赖性来综合评估微信使用强度。其中，微信使用依赖性量表包括“使用微信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会在固定时段使用微信（如用餐时、睡觉前等）”等 6 个态度题项（Cronbach’s α=0.794）。除了对微信日均使用时长、微信好友数量的测量，本研究所涉量表的填答均采用5点Likert计分方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2. 社会资本：本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借鉴由Williams开发的社会资本量表[38]，并参考Ellison等学者对此量表的改编[39]。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本文借鉴经Ellison等学者改编和简化过的桥接型社会资本量表与黏合型社会资本量表，两个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符合统计学要求，被诸多实证研究所引用。研究者根据本研究的具体情境，删减掉原有量表中4个基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特定背景的附加题项，并对题项表述进行轻微调整。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因子分析成功载荷出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但是在黏合型社会资本分量表中，“我对这座城市中的人了解不足，无法让他们做任何重要的事情”这一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低于0.4，在后续数据分析中予以删除。最终，本研究获得了由9个题项组成的社会资本量表，并且两个分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其中，桥接型社会资本量表涵盖“在这座城市，我总能接触到新的人” 等5个题项（Cronbach’s α=0.819），黏合型社会资本量表包括“在这座城市，我相信有人能够帮助我解决问题”等4个题项（Cronbach’s α=0.799）。

3. 地方感：本文关注基于“城市”这一地理尺度的地方感。关于这一变量的测量，本文沿用Qian等学者开发的城市地方感量表[40]，原有量表被用来测量城市外来人口对广州市的地方感，与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较为接近，它由三个子量表组成：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和地方依赖。研究者根据本研究的适用情境对原有量表的题项进行适度调整，未改变既有题项所表达的原意。具体而言，由于本研究未限定某一城市的流动青年群体，所以将原有量表中的“广州”替换为“这座城市”。因为原有地方认同子量表中“广州包容与整体化的城市氛围符合我的个人价值观”题项不适用于所有城市情境，改编为“这座城市的氛围符合我的个人价值观”，但在预测试中发现该题项存在被试理解模糊的情况，予以剔除。经调整，本研究的城市地方感量表包括11个题项（Cronbach’s α=0.927）。其中，地方认同包括“这座城市可被看作我的第二故乡”等4个题项，地方依恋包括“在这座城市中，我感到舒适和安全”等4个题项，地方依赖由“我的个人能力和知识能够在这座城市中得到加强”等3个题项组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表1），本研究中流动青年的微信使用依赖性整体较强（M=3.72，SD=0.75），微信已嵌入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参与者在流入地积累的黏合型社会资本（M=3.73，SD=0.68）略多于桥接型社会资本（M=3.57，SD=0.64），地方感整体处于中等水平（M=3.45，SD=0.72）。

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1），微信日均使用时长、微信好友数量与地方感均无显著相关性，而微信使用依赖性与地方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182，p＜0.001）。此外，微信使用依赖性与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均呈显著正相关（r=0.289，p＜0.001；r=0.220，p＜0.001），黏合型、桥接型社会资本均与地方感呈显著正相关（r=0.495，p＜0.001；r=0.529，p＜0.001）。因此，研究者将微信使用依赖性、桥接型社会资本、黏合型社会资本和地方感四个变量纳入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模型中。

为了探究流动青年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 Hayes 提出的Bootstrap方法对二者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检验[41]。具体操作如下：在 PROCESS v3.3 插件中选择Model4、5000 样本量和 95%置信区间，以微信使用依赖性为自变量，地方感为因变量，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作为平行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表2），微信使用依赖性正向预测地方感的构建（β=0.173，p＜0.001），H1成立；微信使用依赖性对流入地积累的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46, p＜0.001；β=0.201, p＜0.001），H2a与H2b成立；将微信使用依赖性、桥接型社会资本、黏合型社会资本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后，两类社会资本均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感（β =0.427, p＜0.001；β =0.335, p＜0.001），H3a与H3b成立，但此时微信使用依赖性对地方感无显著预测作用（β=0.001, p＞0.05）。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3），桥接型与黏合型社会资本共同发挥的中介作用显著，Boot⁃strap95% 置 信 区间不包含0（CI=[0.110, 0.236]），中介效应值为 0.172。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2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分别以桥接型社会资本、黏合型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的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中介作用分别为0.105和0.067。

在控制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两个中介变量之后，微信使用依赖性对地方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ootstrap95%置信区间涵盖0值（CI=[-0.080,0.083]）。由此表明，桥接型和黏合型社会资本在本次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发挥完全中介的作用。根据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绘制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影响路径图（图1）。

本文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背景，聚焦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工作的流动青年，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该群体的微信使用与他们对流入城市地方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微信使用能够正 向 预 测 流 动 青 年 对 流 入 地 的 地 方 感（β =0.173，p＜0.001），这一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而得以实现（β=0.172，CI=[0.110, 0.236]），即流动青年的微信使用有助于个体在流入地积累桥接型与黏合型社会资本，从而间接增强该群体与流入城市的情感连结。

本研究构建了微信使用通过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的完全中介而对地方感产生影响的理论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青年的微信使用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提升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本，帮助他们在新城市再度社会化，进而增强流动青年与所在地的情感联系。此前有学者在进行非京籍大学生的朋友圈使用与该群体对北京地方认同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关系资本具有完全中介的作用[42]，本研究支持了以往研究发现，下文将对这一影响路径进行讨论。

关于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既有观点主要有“替代说”与“强化说”。前者认为，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过去有助于形成和维系社会关系的活动逐渐减少甚至被取代，不利于个体积累社会资本，甚至可能造成潜在的孤立行为[43]。而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削减的原因之一在于个体聚合难度增大，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能够借助社会性工具实现相互连接[44]，应当正确认识线上社交和熟人社交间的交叉部分以及由线上社交所产生的社会支持[45]。本研究发现，微信使用有助于流动青年积累在流入地的桥接型与黏合型社会资本，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交媒体能够强化社会资本的观点。相较于面对面的人际来往，在线社交降低了个体间交流的门槛和障碍，帮助用户拓展社会关系[46]。

不可否认，使用社交媒体会在不同程度上侵占人们线下交往的时间，有必要关注现代人因过度沉浸于虚拟社交而出现的孤独症候。然而，如今“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惯习[47]。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人们工作与学习、生活与交往的网络化更为普遍。在我国，微信的便捷性、多功能使之超越了单纯交友性质的虚拟社交平台，成为多场景式的沟通媒介，成为个体与他人、与社会的一个基本连接。因而，微信交往更多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线上转移与延伸，而非对线下社交的取代。微信提供线上沟通的渠道，帮助人们维系因日渐萎缩的线下交往而愈加脆弱的人际关系。

本文将社会资本具体划分为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研究发现，微信使用程度能够正向预测两类社会资本。移动社交媒体成为流动青年重建和巩固社会网络的有效工具，该群体借助数字媒介与陌生人建立弱连接，同时维系与亲朋好友的关系[48]。值得注意的是，微信使用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相关性，以及对积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均大于黏合型社会资本，这印证了既有研究的结论，即Facebook等社交网站均有助于积累两类社会资本，但对于建立强关系的作用相对较小[49]。出现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社交应用使用户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建立并维系弱连接[50]。在微信中，私人与群组聊天、朋友圈点赞、附近的人等陌生人社交，为用户维系现有的弱关系或重建新的弱连接提供便捷途径。而强关系的建立则需要付诸更多的时间和成本，用户通常借助社交媒体维系现存的强连接，单纯依靠虚拟社交难以直接形成紧密的情感纽带和稳固的信任基础。

本研究具体探讨了桥接型社会资本与黏合型社会资本对地方感的影响，发现二者均能正向预测流动青年的地方感。社会资本是人地连结的重要心理机制，当流动青年进入新城市时，往往面临着与原有社会关系地理位置上分隔，新的关系网络尚未形成的局面，流入地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与他人形成关于当地的共同记忆，为流动青年融入地方提供社会支持和心理慰藉。一方面，由强关系组成、具有同质性的黏合型社会资本，包括处于同城的亲友以及在流入地新组建的家庭，为流动青年融入社会提供金钱、工作等稀缺资源以及更为紧密的情感慰藉，进而提升个体对所在城市的正向情感体验。而另一方面，过于依赖强关系不利于拓展和重建社交圈，甚至可能导致个体在新城市陷入“半融入”甚至“孤岛化”的境况，因而同时需要重视流入地的桥接型社会资本[50]。具体而言，诸如同学、同事、校友、同乡、趣缘群体等“弱连接”有助于流动青年在新城市中结识不同阶层的人群、尝试新兴事物、接触广泛信息，突破同质化的关系网络，从而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因此，帮助流动青年建立并维系在流入地中的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对于提升该群体的地方感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本研究验证了桥接型、黏合型社会资本在微信使用与地方感构建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揭示了在社交媒体使用与地方感的关系机制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如今，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成为流动青年融入新城市的重要工具。在本研究中，流动青年的微信使用依赖性较强（M=3.72，SD=0.75）。既有研究发现，出于维系社会关系目标的新媒体使用能够强化城市新移民与当地居民及社会的连接[52]，而新环境下的社会网络构建有助于实现个体间资源、观念和情感的传递，缩小流动人口的社会距离[53]，增进该群体在流入地的适应融合程度。这些研究证实了社交媒体对社会资本的正向积累作用，以及社会资本提升对于构建地方感的意义，但少有文献将社会资本作为中介来检验整体路径。本文探索性地验证了社会资本在流动青年微信使用与地方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从实证层面初步检验与搭建起这一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对既有研究与现实情况予以补充性的理论参照与解释，未来期望能够进一步深化和验证此影响机制。

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渐衰退，人才成为各地争夺的重要资源。如今许多应届毕业生选择去往一二线城市定居工作，成为流动青年的重要组成。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是推动城市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外地年轻人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面临落户难、购房难、生活成本大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人们对是否留在大城市等问题的探讨。近年来，诸多年轻人选择去往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即使是拥有丰富资源的首都，亦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威胁。2021年7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最新版《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放宽落户政策，加入城市“抢人”之列。如何留住人才，成为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关切。

如今，青年群体在选择流入城市时，会综合考虑工作机会、户籍制度、生活成本等硬性条件以及环境质量、文化氛围、公共服务、休闲活动等非物质要素，与此同时，受中国人情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社会资本成为影响个体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54]。本研究印证了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流动青年地方感的正向作用，简言之，即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化人与地之间的连结,这为当下城市吸引并留住人才提供一定的参照：除了在落户、住房、医保、资金补贴、配偶与子女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城市亦需要重视市民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交往，通过开展丰富的都市活动，为个体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提供契机，提升市民间的共同感、连接感和归属感，进而提升个体对城市的特殊情感以及在城市中的积极体验，形成城市人才支撑的长效机制。

本研究关注流动青年微信使用与地方感构建之间的关系机制，旨在探索该群体如何在流入城市实现从陌生到连结，从边缘到融入的积极转化。从研究对象来看，流动青年如今在中国已具备一定规模。伴随社会的整体变革，流动青年并不局限于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下、收入微薄的年轻工人，许多中高学历青年亦选择去往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对于个体，结束学业步入社会是人生的重要分界线，对于国家，青年一代是创意来源的主体与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关注该群体的生存状态极具必要性。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突出媒介在流动青年日常生活与交往中的作用，获取该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具象与城市生活实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学与人文地理学跨学科视域下的研究成果，同时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考察影响地方感的具体机制，对流动青年融入新城市以及城市吸引人才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诸多限制，研究存在一些遗憾：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推论，未来可以考虑进行纵向研究设计，对特定流动青年群体进行追踪，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予以关注。第二，本文将地方感作为研究的整体概念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可考虑分别对地方感的子维度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进行分析，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关系，预期将更好地厘清微信使用与社会资本对地方感具体维度的影响。最后，对于流动青年而言，原生家庭的支持、个体经济水平、户籍制度、房价收入比、政府保障等因素均有可能影响该群体对流入地的地方感，因而可能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中介作用发挥的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