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 | 物质性与个体化：网络热播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的话语机制及当代转化

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是近年来国产纪录片的重要门类，屡屡出现“爆款”，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题材的流行，首先与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和互联网所提供的传播平台密不可分。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纪录片的题材规划、制作营销和传播理念方面带来了显著变化，提升了产业资源和支持力度；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媒介融合则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纪录片提供了新的契机，影响到创作手法、资金筹措和视听形态等多个方面。众筹制片模式、UGC创作模式等，都让网络纪录片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与气质；陈晓卿、干超等重要纪录片导演也从传统的电视台转战互联网，利用互联网在资金和传播方面的优势继续引领纪录片的创作潮流。当下，互联网纪录片呈现出精品化、类型化、规范化的趋势，以及低视角、高颠覆、碎片化的创作特点，改变了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格局。

在“互联网+纪录片”的创作和播出模式下，传统文化成为一个重要题材，出现了《如果国宝会说话》《风味人间》等代表性的文本。这些纪录片作品不仅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成为了流行的“网红”和“爆款”，而且也提出了诸多学理性问题。本文关注互联网纪录片对于传统文化的视听呈现方式，探究这些流行纪录片在对传统文化展开陈述时所采取的话语机制。纪录片对于传统文化的视觉呈现和网络传播，首先改变了传统文化本身的存在方式，让其从一种依靠人的生命活动承载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一种经过了视听再现的公共话语。在这一媒介化的过程中，围绕着呈现对象形成了一套稳固的视听形式和话语策略，对于传统文化的呈现与评价也在这样的形式与策略中得以展开。最终，互联网让传统文化的上述视听呈现和话语方式进入到公共空间和大众视野中，影响到观众群体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本文认为，这些纪录片选择了传统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呈现对象，通过陌生化、日常美学和戏剧性的手段，在影像层面完成了对于文化遗产的再次赋义，也由此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

 “传统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对于特定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定义。本文的这一部分将首先针对传统文化的定义展开分析和界定，厘清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其次将综述互联网纪录片对于传统文化的呈现概况，从而为接下来的主题和话语分析提供前提。

（一）作为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的传统文化

 “文化”这一关键概念的出现，既是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生活发生广泛变化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被视为对于这种巨变的回应。进入二十世纪后，“文化”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扩散，覆盖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1950年代，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克洛伯（Alfred 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综述当时既有的文献，发现了164种对于“文化”的独立定义。对于“文化”概念的一个广为接受的梳理来自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四分法。在他看来，文化首先是思维的一般形式，其次被用来描述一个社会中整体智力的发展程度，第三个定义是对于文学艺术的总体指称，最后文化还是包括物质、智力和精神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

 “传统文化”的概念内涵与两类理论方向密不可分。第一个理论方向可以称为是文化实体论的，旨在探究和总结作为经验存在的传统文化。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对于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自由个体观念的反思，浪漫主义开始在德国、法国等地流行。这一思潮强调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性，“传统”被认为是一系列的由社会共同体共享和共同继承下来的文化要素。从群体内部的角度来说，在为个体提供了自我完善契机的同时，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是帮助个体认同于不同的民族和共同体；从群体外部的角度来说，传统文化的则为特定群体、尤其是民族国家提供了可识别的特征。例如，地域文化和地方传统都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大多数人口提供了在地身份认同和全球身份辨识的基础。第二个理论方向可以称为是话语建构论的，它的学术传统来自于历史哲学和遗产学。进入20世纪后，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破除了对于历史的“迷信”和“神话”，将历史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对于过往的知识。在这种思路下，传统文化既是实体，同时也是话语。在探究历史真相的同时，公共史学这一新兴领域开始讨论历史在当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致力于回答历史如何在当下获得意义、如何被大众文化所消费，以及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地使用历史这类问题。

本文所使用“传统文化”概念所展开的研究，同时包括了上述两方面的理论脉络。首先，将“传统文化”视作一种描述性的和实在的群体文化类别，是被传递下来的习俗和符号领域，以符号性的生产和积累为主要特征。接下来将要分析的手工技艺、历史文物和饮食文化，都属于这种习俗和符号性的存在，它提供了中国人借以形成身份认同和群体文化特征。其次，在历史哲学的启发下，本文还将“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产物和话语建构出来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当下社会用以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手段。将传统文化视作一种当代话语建构，尤其有利于我们思考网络纪录片这类大众媒介对于传统文化的呈现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话语机制及其反映出的当下社会文化特征。

（二）互联网纪录片中的传统文化

在描绘传统文化事项和建构“传统文化”话语的过程中，文艺创作和大众传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媒介产品可以看作是一种当代社会对于历史的消费（the consumption of history），而一个社会如何消费它的历史则有助于理解它当下的流行文化，以及它如何呈现自身，如何建构自己和社会的意义。作为一种非虚构文体，纪录片尤其形塑了个体对于传统、过往和历史的认同方式。在现代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另一方面，继承和改造既有文化，以充实现代国家的观念，又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关怀”。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正是在这样的二元认知中发挥作用，被寄希望于能够有机地统一现代语境中个体离散与精神还乡，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关系，进而为当下社会提供“价值回溯和文化确认的传统坐标”。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最新出现的传统文化题材的互联网纪录片是如何通过自身独特的视听语言和话语形式，来应对当下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情感需求的。虽然“传统文化”涵盖了诸如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宽广的内容，但互联网流行的传统文化纪录片对具体的文化事项有着比较稳定的偏好。这集中体现在以《风味人间》《我在故宫修文物》《了不起的匠人》以及《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代表的互联网纪录片中。这四部影片是近年来毫无争议的互联网“爆款”，不仅获得了很高的收看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也带动了一批同类题材和形态的纪录片的创作。其中，《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如果国宝会说话》都在电视台首播、流行于互联网平台，而《风味人间》和《了不起的匠人》则从制作到播出都是互联网化的。四部影片的流行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均可看做是互联网推动下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代表作品。

《风味人间》脱胎于《舌尖上的中国》。这一系列的第三季播出前，陈晓卿从央视离职并加入腾讯，新作《风味人间》于2018年10月28日起在浙江卫视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引发美食文化纪录片的再次流行。“舌尖体”还推动了为数众多的美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甚至启发了大量的UGC形态的美食短视频和直播。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典型地展现出互联网和青年群体对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推动作用。这部三集的系列纪录片于2016年1月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首播，但它的流行则主要归功于B站上以九零后为主的网络观众的热捧。由优酷制作的网络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同样关注手工技艺，第一季于2016年上线，至今已播出四季。《如果国宝会说话》由央视纪录片频道制作，用每集5分钟、每季25集的篇幅呈现了100件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前两季分别于2018年元旦和暑期播出，取得了优异的收看效果。影片开创出对于古代文物的新的呈现样态，用更加奇特的叙述视角和以文物说文物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从物质文化的微观角度来折射文明进程的宏大历史。

由上可见，在观众和创作者的共同选择下，饮食文化、手工技艺和历史文物成为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所集中关注的三类文化事项，这本身就展示出当下社会文化语境和媒介环境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偏好。总体来看，这些题材上的偏好都在拥抱一部分传统文化的同时重塑了过去，让它更加容易被公众接受、消费和享受。不过，上述三类文化事项都曾出现在传统电视纪录片中，题材选择本身还并不能完全解释它在当下流行的原因。社会学家认为，对于文化的理解是在物质实体与符号实践之间密切互动的 “中介过程”（mediation process）中完成的。因而，对于呈现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介产品来说，特定文本在社会语境中得以流行和脱颖而出，除了题材和内容外，也与这种“中介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它所依赖的视听话语形式。在接下来的主体部分，本文将着重分析对于上述三类文化事项的两个核心话语呈现策略，即个体化和物质性，并分析这两个视听呈现特征是如何将传统文化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从而在特定话语机制的作用下建构出新的意义空间的。

本文将纪录片对于传统文化的呈现，视作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于特定对象的视听叙述；话语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选择、甚至主动使用了一定的策略，其结果是形成了表征传统文化的话语机制，用以完成对于特定意义的稳定的表述。这些视听作品中的主导性的话语方式或者说视听语言系统，唤起和建构了传统文化的特定意义，在完成对于传统文化表述的同时也将传统文化当下化和文本化，从而实现了文化传承。

在对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话语方式展开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借鉴了批判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不论是“发送-接受”的线性模式，还是马克思式的“生产-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模式，传播实践的客体都是信息和意义，而传播实践的形式则是一种特定的符号机制和符号操作。在展开符号操作时，题材内容和思想观念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要被话语的规则所制约和改变。另一方面，梵迪克等人则将话语视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关心语言是如何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表述出来的这样一个话题。本文将首先研究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在视听和叙事两个层面上的选择策略，确立在这种选择策略下所形成的核心话语要素和形式，最终探讨这样的话语机制是如何制约和鼓励了互联网观影群体去认识和建构传统文化的当下意义。

（一）物质性：视听层面的去语境化

近年来流行的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广为观众喜爱的视听元素之一是对于“物”的呈现；这些影片的创作者围绕不同的文化之“物”，设计出一整套视听表现策略和叙述方式，构成了这类纪录片的一个显著的形态特征。从《舌尖上的中国》到《风味人间》，饮食文化纪录片给观众带来第一冲击和首要印象的是陈晓卿所领导的视觉团队不断地开创拍摄美食的新器材和新方式；《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创新，也体现在通过解说词等手段为“文物”建构出的第一人称和主体视角。

本文将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中的上述话语呈现策略称为“物质性”（objecthood）的。这一概念部分地来自于李格尔的《现代文物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弗雷德的《艺术与物性》（Art and Objecthood）和福柯的《马奈的绘画》（La peinture de Manet）等关于文物和艺术的思考。上述学者在探究文物的价值和现代艺术的特征时，都不约而同地注重文物和艺术作品本身的“物质”属性。例如，弗雷德批评了传统的艺术观念中对于“物性”的否定态度，即只有当作为艺术品的“物质”被忘记“物性”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艺术；相反，他分析了20世纪中期开始流行的现代主义绘画和雕塑对于 “物性”的强调，对于文物与艺术的当代性展开了卓有建树的讨论。至少从马奈开始，视觉艺术领域就产生了表现特定媒介本身的物理属性的自觉意识。

这种暂时搁置物的符号性和象征性的精神指代、回到事物本身的物质属性的做法，同样地存在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中；一系列的视听和叙事手段，都将表现对象的“物质性”从它们的既定意义空间中剥离出来，阻断了既有的能指-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从而形成了“去语境化”的话语机制。

“物质性”的呈现策略首先体现为以特写镜头为代表的对于拍摄对象的视听表现方式。浅景深的特写镜头大量地出现在各类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中，它的使用和航拍等特殊拍摄手段一并，体现了互联网纪录片对奇观化效果的追求。这些镜头大多数是在新一轮的电视拍摄器材升级之后、使用可更换镜头的照相机或摄像机配以长焦镜头完成的。堪比电影的画质和精心选择的拍摄题材共同构成了奇观化的观赏效果，成为近年来纪录片提升品质和市场表现的重要推动力，体现出视听技术、商业化播出和互联网平台特点等外部要素对于视听话语形式的影响。例如，《风味人间》的第一个段落展示的是新疆库尔特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活和饮食，除了在《舌尖上的中国》中已经广泛存在的对于食物的大特写，如用刀割下来的晶莹剔透、充满弹性的手抓羔羊肉之外，还用特殊拍摄的方式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冬季入夜气温骤降之后马肉马肠极速冻结、长出冰晶的过程。这种极致的特写镜头广泛地存在于这部系列纪录片的绝大多数故事段落中，成为《风味人间》树立的新的视觉技术标杆，也是片方在宣传推广时用来代表这些作品的视听品质和观看体验的典型元素。以手工技艺为表现对象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和《了不起的匠人》中，也都有大量地展现木料、竹材等手工技艺加工对象外形与质地变化的特写镜头。

但是，奇观化只是特写镜头的表面效果之一，它在视听话语层面的更深层次的作用是将“物”形塑为个体心理认同的对象。二战期间，学者们已经开始用心理学的框架审视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媒介是如何影响观众的。在这一框架下，镜头和摄像机被视作拍摄对象和观众之间的某种心理桥梁和链接机制，视听语言也在这种假设下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不论是对人还是对物，镜头都设立了观众与对象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关系。另一方面，人与物之间的心理关系还与“物”本身在当前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中，“物”在生产和消费链条中被赋予了重要地位。鲍德里亚区分出了“物”的本义和引申意义，前者指由物质性和技术性的特征所决定的物的使用价值，后者则是物通过商品化、个人化等机制进入文化系统之后而承载的价值。很多学者认为，不论是从美学经验（如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还是从心理投射的角度（如Mihaly Csikszentmihalyi与Eugene Rochberg-Halton的The Meaning of Things），物都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不同的认同途径。

以 “物质性”的视听呈现方式为基础，互联网纪录片将“物”建构成为一种审美行为的对象，鼓励观众以美学或审美的方式对物展开认同。这种认同机制的产生，与视听呈现的“写实-审美”的二元结构密不可分。基于电影在多大程度上还原或者改变了真实的标准，视听风格的基本轴线可以被划分为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相对于自然主义力图模仿和复原现实生活的经验，后者最主要的效果是美学或者审美的。在视听呈现的上述二元机构的基础上，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物质性”视听方式首先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将物从它所处于的生产过程和生活语境中的剥离出来，通过“去语境化”的方式抑制了自然主义或写实复制的功能。不论是日常美食语境中的食材还是传统手艺语境中的金石，甚至是富含了历史信息的文物，都通过特写镜头暂时脱离了上述的实用功能和信息传递功能，并且在时间流中暂时地得到悬置。其次，被剥离出来的物通过极致的镜头形式呈现出自己本来的“物性”。而这种物性由于在日常化的语境中常常被其他的功能所遮蔽，因而对于观众来说是陌生的。最终，对于自然主义的抑制和对于物和陌生化和奇观化呈现，引导了观看者对于物性展开审美的关照。也就是说，“物质性”的视听特征一方面移除和抑制了观众对于物的现实主义的视觉姿态（visual stance），另一方面则强化了物的表现形式，从而唤起了二元结构中的另一端，即对于“物性”的“美学化”（aestheticization）和审美经验。

（二）个体化：叙事层面的再语境化

除了物质性的话语策略之外，纪录片对于传统文化的话语呈现中还体现出“个体化”的特征，这尤其体现在影像的非虚构叙事层面，即通过戏剧性的叙事手法和年轻化的角色选择，让观众深入参与和认同到影片所展现的文化事项中。正是叙事层面的个体化和视听层面的物质性之间的结合，构成了互联网纪录片呈现传统文化的话语机制，完成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当下定义。

“个体化”呈现特征的外部基础是纪录片从“记录美学”到“戏剧美学”的普遍转向，体现出商业化的制作模式和面向青年的互联网文化对于纪录片创作的影响。在具体创作中，除了戏剧性的效果之外，叙事还是一种意义实践的机制，是组合故事材料的某种特殊的方法。通过将人类的经验组织到线性形式中，叙事展示了一种连贯和统一的秩序，为变动的世界提供了持续获取意义的空间。作为意义实践的叙事不仅体现在小说、戏剧、电影等虚构文类中，而且新闻和纪录片等非虚构文类同样在报道事实的过程中通过叙事而展开意义建构。

传统文化题材的影视作品已经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叙事传统。一类叙事传统是以1920年代出现的《北方的纳努克》为代表的“自然史诗”的模式，可以被溯源到早期旅行纪录片，主要的视听和叙事元素包含了未被工业化破坏的如画风景、传统生活方式的浪漫化体现、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围绕生存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斗争。第二类叙事传统则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冲突模式，主要的叙事内容围绕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和传承而展开，往往透过代际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在城乡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来具体呈现，198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诸多影片都是这种冲突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情境中的呈现。不论是哪种叙事模式，影视作品都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具体的时空情境（如现代或前现代的，城市或乡村的，以及西方或非西方的），并且将叙事中的个体置于了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戏剧性冲突中（生存的威胁，认同的缺失），来陈述对于传统消亡和当代继承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取向。

本文将当下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叙事模式的特征归结为“个体化”的；它既与上述两个传统保持了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又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这首先体现在时空情境的日常化，被影像记录下来的人物活动主要发生在对观众来说具有接近性和现实感的现代日常生活情境中，而不再是隔绝于世的梦幻岛或传统与现代剧烈交锋的历史转折点。例如，互联网纪录片对于饮食文化的题材偏好本身就为“个体化”的叙事特征提供了内容基础，因为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食物在认知和情感上具有重要功能，它定义了个体的社会身份，传递了阶层、种族、生活方式等诸多信息。正是在个体的认知和情感维度上，《风味人间》包括更早的《舌尖上的中国》都将饮食文化还原到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三餐，关注的是季节性的食材与区域性的自然生态以及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食品加工和享用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家庭观念和血脉亲情。虽然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自然史诗的视听痕迹和现代化进程给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破坏，但《风味人间》等当下互联网对于饮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呈现，主要落脚在家庭价值观以及个体与故乡之间的情感羁绊上。日常化的时空情境激活了“在家吃饭”、“妈妈的味道”“每天能够吃到的就是最美味的”等普通人心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固有信念。

《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如果国宝会说话》同样地从日常化和角度重构了我们关于历史文物的认识框架。不论是在学术还是在传播场域，文物的基本属性是它的年代价值和历史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纪念性共鸣”。与此相应，展现宏大历史的纪录片具有悠久传统，直到今天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例如，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本世纪初复兴了围绕出镜叙述者的史诗类纪录片，为BBC制作了15集的单集片长一小时的系列纪录片《英国史》（A History of Britain，2000）。这部系列纪录片采取了电影化的和史诗化的路径展现民族国家的历史，服务于创作者心目中的严肃历史节目的崇高目标。相反，当下的互联网纪录片则不约而同地用日常化的方式阻断了文物与宏大历史之间的关联。《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示出满是瑕疵甚至被大卸八块的文物，对手艺人日常状态的耐心描摹甚至重构了故宫这样一个极具历史感的空间——当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和离开故宫里的文物修复部门时，就像是走进一条位于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葫芦和杏树，文物修复师们在放松自如的状态下走家串户。《如果国宝会说话》则赋予了文物主体性的视角，东汉时期击鼓说唱陶俑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缓缓讲述自己的遭遇甚至是自嘲身体上的缺陷，鹰顶金冠饰则以历史文化意象的描摹替代了具体的编年政治史。这些纪录片颠覆了对于文化的雅俗和高低的区隔，即使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也被置于了大众化和日常化的当下视野，在日常生活中开拓出对于历史的个体想象。

叙事方面的上述特点不仅让人倍感亲切，而且也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的新观点。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于世俗性和日常生活的再发现与重新肯定。针对20世纪70年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表述危机，来自于胡塞尔晚年所提出的“日常生活世界”或者说“经验世界”，成为了新的获得对当代社会认识的方式；在现象学的引领下，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都出现了从宏大叙事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而视听媒介由于它相比于抽象文字的具象化而体现出了在这种回归和转向中的积极价值。日常生活转向对于理解文化遗产来说尤其具有特殊的价值，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说文化传统，原本就是“被学者发现并表述出来的那部分日常生活”，这些特定的文化事项之所以能够从日常生活中脱颖而出，往往是因为“符合特定的体裁或文化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呈现文化遗产，视听叙事媒介可以从日常话题、公共事务和能动的个体三个角度来发展出对于生活逻辑和意义的发现与表达，进而形成特定的叙事结构。

以日常情境和日常生活为基础，当下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中的角色和他们的行动，尤其是与文化传统和传承创新相关的戏剧性事件，展示出一种个体化的趋势。在这些叙事中，角色不再是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中某个群体和价值立场的代言人，而是在微观生活环境中有着自己的“小烦恼”和“小幸福”的个体。《了不起的匠人》第一集讲述了益西德成带领藏族妇女用牦牛绒编制传统围巾的故事，故事主角是一位有着藏族血统但从小生活在美国的西方白人，在西藏从事传统工艺和现代奢侈品牌合作对她来说是寻找自己、摆脱焦虑、获得可持续的幸福感和尊严的过程。这一系列中第三季的《一个爆裂编手的诞生》记录了老何和小郭这对年龄相差近50岁的师徒围绕小何的创意竹编造型而展开的争论，《上海滩男人帮的西装定制传奇》讲述的是久居香港的西装定制师傅陈家宁退休后重回上海开店传艺的故事，其中穿插了他和帮他打理生意的儿子之间的反差。这两个故事都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模式，并将其投射在青年人与父辈的关系上；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戏剧性的冲突更多地被表述为个人性格与审美的差异——在竹编故事中是“相差半世纪的审美之战”，在西装故事中则是“标准与风格”之间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在这些叙事中，主要角色像当下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寻求自我表达和在社会中的个体位置，而父辈则呈现出虽然固执但不乏可爱的性格，他们的执念更多被归结为坚持、品质、规则等能够被当代社会理解和接纳的共享价值，而戏剧性和趣味性正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微观细节和性格碰撞中。

可以说，这些互联网纪录片展现出了传统文化从群体价值到个体感知的转向，或者说，通过个体化的视角重新关照和理解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群体价值。此前大量的历史纪录片和民俗电影都将情节和人物置于传统与现代这对二元关系中，它指向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这一宏大叙事以及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集体性的焦虑和情绪；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中，个体成为了民族共同体的代表——或是其中的典型分子，或是为群体提供镜像的叛离者。当下流行的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同样借用了传统与现代的结构，但它指向的是当下日常生活的场域，通过“看上去”、“尝起来”等个人化的生活经验的感知维度去建构出历史和遗产的当代共享价值；这时，历史的变革被简化为时间的流逝，传承的困境被投射到个体性格的碰撞中。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艺作品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乡愁体现的是未从群体中完全分离出来的个体所面临的分离焦虑的话，那么当下的这些流行纪录片所展示出的则是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新的语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在分子化和碎片化的当下社会中所产生的回归母体的情感和认同的需求。

本文已经展示出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两个核心的话语形式，即物质性和个体化。具体来说，在互联网纪录片对于视听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和拍摄技艺与器材更新换代的背景下，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在视听层面上展示出物质性的呈现形式。它采取了现象学式的回归事物本质的策略，将文化载体尤其是物质形态的能指从它既有的功能语境和历史脉络中分离出来。这时，既有的能指-所指的链条被陌生化和审美机制暂时阻隔了。而在叙事层面，有别于已经形成的关于历史变迁、民族身份和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叙事，互联网纪录片体现出个体化的特征，关注日常生活语境中青年个体的性格、情绪和自我实现的话题，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把挖掘人物内部生活的钥匙、而不是针对外部变化的凝滞性的力量。上述的核心呈现形式，不仅是创作者的主动选择，也与互联网纪录片对青年观众的重视和对于市场规律的主动适应密不可分。

互联网纪录片的这种话语机制，重新定义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提出了“国粹”的概念，来代替官方儒家伦理和政治哲学，他们希望从中国的社会史中寻找更加广义上的民族遗产，这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观念的重要内涵。不过，在物质性和个体化的话语机制下，互联网纪录片对于传统文化的核心界定不再是历史悠久和精英文化的“国粹”，而是延续了从19世纪起阿诺德的“文化”定义中就包含的伦理动力，将传统文化视作个体借以完善自我、达到平衡状态的渠道。这体现出当代大众传播和娱乐媒介的普遍做法，即将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视为一种教育的力量和效仿的对象。

物质性和个体化的话语机制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首先，手艺在个体日常生活中展示出新的表征功能。它不仅仅是传统社会中的一个职业类型和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生状态和人生哲学的具体承载者，它用一种日常文化的方式规范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在这里体现为对抗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带来的人性分裂和人类异化，重新回到浪漫主义运动所倡导的整体的人和具有深度的独立个体。其次，互联网纪录片通过传统文化题材的话语呈现形塑了当代人对于历史与传统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种通过符号形态表达出来并得到继承的观念；它不仅是复制和生产了历史与纪念性的符号，而且还蕴含了个体对于过去的信念、感触和评价。通过纪实影像的去语境和再语境化之后，当下个体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价值审视而更新了对于历史和传统的集体记忆和自我的身份认同。最后，互联网平台对于青年观众的重视与纪录片创作群体的视听革新意识，还共同建构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新的话语和诉说方式，丰富了当下社会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层次。这时，文化不仅仅指代了整体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意味着对于我们所有的共同经验的理解模式。《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的解说词被观众自发整理出来放在网上进行欣赏和模仿，“舌尖体”在社交短视频中的流行，都是这类互联网纪录片对于公众文化想象产生深远影响、并形塑共有生活经验和文化理解模式的生动证据。

原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