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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
第1章 郝枫:不确定的未来
导语:有一群和郝枫一样的一群回族女孩,他们在走出本民族人口较密集的家乡之前,没有遇到关于民族身份的冲击,能够轻松找到清真的食物,身边的人们也大多习惯了“多数服从少数”,尊重回族人的禁忌,甚至沿袭了相似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郝枫来到北京求学,她发现从前以为的“民族认同”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当这种便利性受到挑战,她开始质疑从前习以为常的宗教仪式,质疑家乡关于婚姻对象选择和装扮的约束,她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有信仰的回族,却从未想过排斥民族身份,也对未来接受宗教身份持开放态度。
1.1 民族初印象:葬礼
时隔近二十年,郝枫依然记得那年参加爷爷的葬礼,宁夏平原上冷冽而带些湿意的风,在那一天分外安静。
“他是78岁去世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村子里一个德高望重的回族去世了之后是什么样一个场景。送葬那一天早上,我是坐在车里面跟着人群往前走的。前面绵延着一百多米的队伍,全都是带着小白帽的男性,村里面嘛,都穿着那种老式的中山装,或者是深色夹克。我忘了那时候是春天还是秋天了,反正是一个相对温暖的季节。前面有人抬着那个(埋体),队伍一直绵延着往前走,特别安静,特别肃穆,就只是往前走啊走,感觉一点都不悲伤,真的一点都不悲伤,反而觉得有什么美感。因为我爷爷是主麻日去世的,而且爷爷生前没有重大疾病,大家都说是个有福气的人。”
到了入葬的地方,郝枫坐在车里,她看到爷爷周围跪了一圈一圈的人。周遭很安静,只剩下诵经的声音。她听不懂,可是莫名地觉得喜欢,“就像在唱歌一样。”这样的仪式让郝枫觉得去世只是一个人人生的终点而已,像是一场马拉松或是一场电影,有结束的那一刻,却一点都不悲伤。
之后家人们回到爷爷的老宅,炸油香、宴宾客,气氛像是一场节日。“据说是要让亡人感觉到这个家就算没了他,日子还在有序地进行着,让他毫无留恋地轻松离开。”这种生死观影响到了郝枫未来的态度,让她一直以来觉得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葬礼中的一切井然有序地、安静地进行,每一个参与者都平静地去迎接死亡、告别亲人。“这种场景不是回族的人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这样的葬礼是郝枫印象中离别的方式。
1.2 认同感:女孩儿很难有信仰自信
郝枫在童年参与的宗教活动屈指可数。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次家里宴请阿訇都是由男主人们出面作陪,而女主人们会下意识避让,“女孩子没有机会正式地和宗教领袖接触,这让女孩缺乏对信仰的自信。”作为从小被宝贝的独生子女,郝枫有时候会被允许上桌和阿訇同坐,可她总是带着坐立不安的尴尬,“阿訇从来不会主动和女孩聊天。”这种场合下,她不会被要求戴头巾,“穿短袖也无所谓,在城市里面大家都会互相理解,不会去过多地责难。”
她对头巾持开放态度,“头巾可以戴,但有些人戴得太丑了。”她认为头巾也是一种时尚,应该在颜色和配饰上认真挑选,“可是我自己戴着真的不好看,我妈妈说我戴着不像(回族)。”她认为,回族女性应当和在一些世俗化伊斯兰国家一样,在有些场合可以选择不戴头巾,在另一些场合又有戴的权利。
传统回族中对于女性不露羞体、婚后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等等要求,在郝枫眼里是不合理的束缚。“在一个全球文明高速发展的时代去恪守这些东西很奇怪,因为找不到一个根据来支撑。”在郝枫看来,对猪肉的禁忌在现代医学上和健康上是有支撑的,但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是该被抛弃的。她期待中国当代的宗教学者可以站出来严肃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看到。”
1.3 族际通婚的恐惧
2009年,郝枫进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在开学第一天的破冰活动上,辅导员让大家做自我介绍,郝枫成为了全班同学记住的第一个名字。她的开场白是姓名,家乡和一句“我找对象不找汉族”。这个“自我介绍里找对象”的姑娘在学长学姐中出了名,“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大汉族的民族尊严受到了挑战。”
郝枫也说不清何时就为自己画了一个圈。生活在饮食便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她第一次体验到民族身份带来的冲突感,是少女时代的情窦初开。那时,上高中的郝枫有了喜欢的男孩子,却在心中遗憾“他为什么是个汉族呢?”,在幻想“他有没有可能入教呢?”,她从未想过打破自己的身份去迁就对方,更加期待对方能够因为他做出这样的改变。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郝枫最喜爱的表姐长达八年的“通婚奋斗史”落下帷幕。郝枫用“腥风血雨”定义了那段故事——表姐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家人们视族际通婚为一种耻辱,认为那是会让家庭在家族和家乡抬不起头的行为。为此,一家人的矛盾一度升级到断绝关系的程度。十五岁的少女见证了这段坎坷,也暗暗地在心里留下了注脚——“代价真的太大了。”她摇摇头。
大一时,她曾拒绝过一些汉族男生的追求,理由都是一贯的“民族不同”。一整个学期,清真食堂成为了她出没最频繁的地方。于她而言,这里更像是另一个家:“每天都和这一群人吃饭,清真食堂是我大学交际圈里感情仅次于宿舍的地方。”郝枫觉得,这种家庭感来源于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大一下学期,她接受了食堂同届男生的追求——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在饭点遇见、曾经一起参加过许多次食堂组织的出游。他们在两年前组成了家庭。
父母没有给她明确的择偶标准要求,但从小,妈妈就会有意无意地跟她分享一些族际通婚后的婚姻不幸,“那会年纪小,价值观特别容易被塑造”,郝枫听着这些故事,下意识地对这种不确定产生了恐惧,开始给自己划下择偶时的民族标准。回忆起这些,她无奈地耸了耸肩,“现在再想,那些困难(族际通婚)和婚姻中的其他困难相比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1.4 宗教身份:“有成为穆斯林的可能”
郝枫出生在90年代的银川市,在她看来,和身边的回族家庭相比她的家庭“不是特别传统”——祖父辈还戴着回族标示性的白帽子,按时完成穆斯林每天五次的礼拜,“非常虔诚”,而父母一代定居城市,交际圈中汉族居多,已经很难从服饰上判断出回族身份,“和那种保守的穆斯林家庭相比,我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郝枫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他会在周五去清真寺参加“主麻”,但不会像老一辈一样把宗教信仰相关的词语挂在嘴边。在郝枫看来,父亲现在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有所顾虑:“因为共产党人应该是没有信仰的,他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郝枫曾经思考过回族这个身份对她的意义:“我觉得没有(这个身份)好像也可以,但是有了它之后,我会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她不愿意抛弃本民族的饮食习惯和家庭观念,“但不是宗教行为,”她强调,“就单纯地不想去挑战这个身份。”回族身份对于她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归属感。“我从没想过因为我不信仰就可以吃猪肉,或者说我不信仰所以可以找个汉族男朋友。”她不会当面去反对爸妈的宗教行为,但是对于下一代的宗教信仰,她持开放的态度,“不太有所谓,我会给他塑造这种家庭的氛围,但是他是否选择是他的权利。”
虽然不对下一代的信仰设限,但郝枫觉得,在未来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穆斯林。“这种可能一直存在,而且这种自我剖析的轨迹会越来越清晰。因为我发现很多长辈年轻时跟我一样无所顾忌,但是上了年纪后都选择了一种信仰。”郝枫计划着等年龄稍长再去读《古兰经》,“才能更好地理解我父母和祖父母一些行为吧。”这种预设也不单单来自周围人的引导,在北京的奋斗历程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思考:“我现在对人类的能力和品性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因此也会更加相信有一种高于人类智能的世界意志存在。”
郝枫最近被一件事情困扰——她去河北参加丈夫奶奶的葬礼,远远地就听到了哭泣声,他们刚一进门,就被人套上了白色的孝服,再被拉着跪在一边,接着被要求哭泣。郝枫颤抖着后退,20年前她为回族葬礼贴上的印象标签瞬间崩塌,面前是她不曾想象的另一种可能。关于信仰,郝枫的初印象和问号都对应着一场葬礼,她开始思考,那种宁静祥和的生死观,究竟源于宗教还是民族。她想到一种可能性:因为男友家身处中原地区,葬礼便沿袭了中国传统里哭丧的习俗。“那么,我当年的好感究竟是对这个宗教还是这个民族呢?”她现在还不知道答案。
第2章 西雅:回不去的家乡
导语:与郝枫不同,有相当一部分西部学子是通过在“内高班”的学习考入大学的,因为地域特色,其中不乏回族学生,西雅就是其中一员。四年都在高中小小的清真食堂窗口填饱肚子,她提前感受了内地饮食的不便,但至今仍然坚持只吃“清真食品”。毕业后,面对着家乡便利的生活条件,她选择了留在北京,其中有着怎样的考量?和郝枫对自己的定义“是回族但不是穆斯林”不同,西雅认为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那么她又为何质疑宗教中对于女性的种种限制,表达出抗争的欲望?
2.1 疏离:“回族女孩骨子里的要强”
6年前,西雅从苏州为新疆学生开设的内高班考入北京交通大学,然后因为出色的英文成绩保送研究生来到了清华。“内高班”这个词,是许多生于新疆的大学生关于青春最美却也最艰辛的记忆。15岁时,西雅离开乌鲁木齐,在4000多公里外的苏州开始了高中生活。同学们都是新疆人,这些孩子之后四年的时光的只有一个主题,高考。
高中四年里,西雅常常能第一个打到食堂清真窗口的饭菜——食堂的碗柜是按照成绩的排名摆放的,西雅的瓷碗一直放在最前面的柜子里。有一个画面一直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午餐时间,一些同学需要像百米冲刺一样奔向食堂的另一头取碗,带着面上的麻木和脚步里一点点迟疑的自卑,“可想而知,那些排名在后面的孩子过的都是什么样的生活。”许多汉族朋友也喜欢去饭菜更可口的清真窗口吃饭,这时候他们就会和西雅讨论今天饭菜的质量,这让她觉得不舒服,直到她有一次冲同学吼道:“老跟我说有什么用,我是回民可是窗口又不是我家开的。”西雅觉得,自己生气的真正原因,不是同学的抱怨,而是她觉得,在这种抱怨之后,她感觉到了同学在她与其他人之前划出了一条也许不自知的界限,“这让我觉得疏离,不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小学课改,西雅直到初中进入外国语学校才第一次上英语课。课上,她眼睁睁看着同学和外教顺畅地沟通,却只能听懂零零星星的单词,她开始发奋追赶。“可能是回族女孩骨子里的要强吧,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把这件感兴趣的事做到最好。”后来的日子里,西雅“不能接受英语成绩的第一名被任何人取代”,英语于她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语言”这个技能点帮助她在研究生第一年就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如今,她在一家线上英语培训机构授课,也是公司的管理中层。
和人们传统概念里回族女孩乖巧温顺的概念不同,在西雅和丈夫的相处中,她一直是“野蛮女友”的角色。“我觉得女孩子真的不能太顺着男生来,让他觉得你非常好掌握。”从大二时丈夫追求她一直到相恋结婚,西雅都坚信,两个人一定要保有独立的人格,在自己的事业上寻求最好的发展,“无论是父母还是丈夫,长大了以后依靠谁都是不对的,只有自己最靠得住。”
工作带给她很大的成就感。西雅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拯救那些英语不好的孩子。”每次讲课都是一次教学能力的提高,而她看到带着的学生们在各类曾经无比困扰的英语水平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她觉得自己被需要,也就更有了一种责任感。
2.2 选择:“我根本就回不去新疆”
西雅的父母已经年近七十,姐姐和姐夫定居无锡。父母会经常来北京,在公司为西雅和丈夫租的套间小住。每段父母来的日子里,西雅和丈夫不用再纠结晚上吃什么,迎接他们的是打扫齐整的家,母亲手下的大盘鸡和白皮面总能慰劳两颗“吃货”的心。而晚餐之后,洗了锅老两口出门散散步,西雅和丈夫就可以安心备课,“说是他们养老,我却觉得自己仍然像个宝宝。”正当西雅以为父母可以完全适应北京的生活,开始考虑如何攒钱在北京买大套一点的房子的时候,母亲的一次叹息又让她意识到不易。
西雅一家租住的小区是海淀区一个老居民区,一次,西雅妈妈戴着头巾出门,被站在楼边晒太阳的几个老太太指指点点,“你看看你戴的这种帽子”,露出鄙夷的神情,西雅妈妈回了一句“关你什么事”,然而回到家,却坐在沙发上久久不能平息。一次短暂的矛盾,让西雅重新开始思考接父母来北京养老的可行性。“老年人本来就安土重迁”,西雅欲言又止,“我自己在北京有文化认同,可是他们没有。”
父母的习俗得不到尊重,生活也不够便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西雅,让“尽孝”和“发展”在天平两端摇摇晃晃。她也曾考虑过回去新疆,就像她内高班的许多同学最后的选择一样。“可是我根本就回不去新疆。”
“我觉得那里的年轻人们和我想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房子,车子,孩子,今天吃什么,明天买多少钱的包......西雅厌倦了这些话题,而她在新疆的实习和社交经历给她最大的感受是——别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很好就高看你,反倒是会将你划为格格不入的异类。“环境太重要了”,她摇摇头,“就跟你在一群学渣中间,你学习好并不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一次在乌鲁木齐的亲戚聚会上,一位亲戚对着西雅说“上好学校也没什么用,在乌鲁木齐,没有关系的话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类似的言论西雅已经听到了许多次,这一次她意识到,“他们不是因为你在一流的高校接受教育而嫉妒你才这样说,他们是真的觉得这不重要。”没有因为文化、知识或是能力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这是西雅无法接受的生活状态,“回家乡的话,要么找一份没有挑战性的工作苟延残喘,要么找一份除了能赚钱一无是处的。”她曾经想过在新闻学院读博士,然后会新疆大学任教,然而她无法想象回到新疆以后的工作和社交,这让她想起了高中时,一个人在自习室里对着小说流泪,身边却没有任何人能交流想法的孤独感。
“我再也不想要过那种孤岛一样的生活。不是因为我真的有特别具体的梦想或是追求,而是我真的回不去家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西雅沉默了许久,说出这句话,笑了笑。
2.3 矛盾:虔诚信徒与女权主义者
回头看过去二十多年的人生,西雅觉得是一个顺利而幸运的过程。除了自身的努力,她把这种幸运归结于父母在每次礼拜时为她向安拉1的祈祷。高中时,西雅觉得不知道安拉的存在是否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信仰比不信好,因为信的话我就和爸妈是一起的,而不是分裂开的”。
慢慢长大,她开始觉得人是应该有信仰的。在她的概念里,信仰可以是一个宗教,也可以仅仅是一些道义,但都代表着一种敬畏,“我会发现,所谓的无畏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做事情是会让人害怕的。”信仰带给她一个天平,“让我知道永远不能选择去伤害别人,反而要反思自己。”在她看来,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状态的时候反而不幸福,她再也没有想过去质疑“穆斯林”的身份,“没有质疑的必要,它让我往更好发展。”
然而,伊斯兰中有一个让西雅非常排斥的要求——戴头巾。谈起这个话题,她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为什么女性的头发就是羞体,男性的头发就可以露出来?”一直以来,她不会选择穿太裸露的衣服,夏天也大多是宽松的长裤半袖,但这更多的是基于爸妈从小给予的生活习惯。“虽然我对于这个宗教是基本接受的,但我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西雅经常被初次见面的人误认为维吾尔族。圆润而有神的双眼,卷曲而浓密的睫毛眨动的时候让人想起吐鲁番缠缠绵绵的葡萄藤。时而温柔地低头笑,露出一个酒窝,甜得像熟透了的哈密瓜,乖顺地像书里歌里描述的那种“南方姑娘”;时而藏不住西北女孩的豪情万丈,朋友们说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刺猬”。
在西雅看来,男性能做的一切事情,女性都可以做。“这的确是在违背我的宗教对我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我在其他的方面也没有那么不虔诚,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吧?我按照教义的要求,从来不害人,尽我所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争取女性权利)这一点还是能够抵消的吧?”
作为一个质疑者,西雅这样的表态很容易被看做是一种“异端行为”(Bi’dah),然而这是否才是身为一名现代穆斯林应该有的态度呢?她在对于所属社群的传统进行理性的检讨,进行身体力行的抗议,实际上很多回族女孩也未再遵循一些服饰传统,但西雅是那个选择说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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