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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

当大学生和新冠正面相遇

作者:王一璐

12月3日凌晨1点,龚真到达了位于西安的方舱。他于11月30日从清华大学返回西安的家中。12月2日晚上,他得知早上的核酸检测结果异常,随后被救护车转运到方舱。


这是他大学以来第三次坐救护车——前两次分别在大一的寒假和暑假,分别赶上西安和北京疫情,都是救护车把他从高铁站“转运”回家。“我前几天还感慨来着,这次总算没被转运,结果今天就来了。”


就在同一个夜晚,严梓的父亲回到了西安的家中。“爸爸回家,说方舱不盖了。开会通知,陕西省内所有方舱停建结算。”就在前一天,她的父亲还为方舱忙了个通宵,预计“接下来一个月工期里可能都要早出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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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真在家里看到转运他去方舱的救护车

龚真 摄


到12月10日凌晨,龚真已经在“11号楼34层”待满了7天。他的母亲、妹妹和父亲分别在12月6日、7日和8日确诊新冠阳性。母亲在确诊当天被转运到同一方舱的12号楼,妹妹和母亲住到了一起,父亲也在确诊当天进舱。


在方舱

11月27日至今,清华园里每日都有新增阳性确诊病例。截至12月4日,本科生离校率达到46.59%,并在持续增加。


梁穆是在12月1日返乡的高铁上“阳了”的,次日他被救护车转运到吉林市的方舱。上车和下车时,负责转运的社区工作人员都录了视频,据他回忆,旁白大概是“2022年12月2日,我市接到新冠检测为阳性的患者一名,姓名XXX(自己报上名字),现将该患者转运到方舱,救护车牌号为XXXXX。”


梁穆所在的方舱由建筑工地的铁皮房改建。即使嗅觉减退至几乎消失,他到了厕所仍然觉得“味儿很大”。“味觉少一半”,而且由于方舱的卫生条件比较“抽象”,梁穆“即使有胃口也不敢吃什么”。12月2日和3日,他大概每2、3小时就要发烧到39.5°左右,伴有咳嗽和痰,“基本上是烧醒和继续睡循环往复”。


方舱里,中老年社会面患者占到大约七成,剩下的大多是返乡大学生、中年工人、职员和孩子。夜里的暖气不太理想,要靠烫水、热水袋和电热褥“续命”;几乎没有药品供给,“如果不去找护士求一点的话,可能出来了也没有药吃,所以自带是王道”;他还感觉到方舱的“戾气”浓重,对面床同样是一位返乡大学生,对每个人都“怒气冲冲”,“正常人进这里来,都能给整得身心濒临崩溃,何况是发烧、咳嗽的患者。”


梁穆把方舱的情况拍成了视频,发给了所在院系学生会的生权部,反映了几乎没法学习的情况。他从一些病友的交谈中得知,“吉林市的方舱条件在全国已经还可以了,起码还有大于等于一个医护人员在里面。”


根据梁穆得到的通知,核酸结果连续两天阴性才能出舱,但也存在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被管理员通知暂时不能出舱,“两百多人的方舱,天天都来新人,处于动态满员状态。”


梁穆的母亲患有糖尿病,于12月5日确诊新冠阳性。梁穆则患有慢性咽炎。上报的“严重过敏史”以及“基础慢性病史”受理后,两人于12月6日转移到了定点医院。医院的条件比方舱好上许多,至少“是个养病的地方”。


目前中国的新冠分级诊疗共有三级:发热门诊、方舱、定点医院。发热门诊负责筛查出阳性患者,其中无症状、轻症转入方舱治疗,重症、危重症转入定点医院。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以地市为单位,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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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穆所在的方舱

梁穆 摄


龚真所在的方舱是一个公租房小区,已知7、8、11、12号楼用作方舱,每栋楼有34层。他住的是八人间,有独立卫生间。患者平时不被允许出房门——除非去做志愿者,不过大家的热情似乎不高。


龚真的楼层最后有两个人去了,红色志愿者马甲和白色防护服并列,有了出房门的特权,他觉得“还挺好的”。


除了第一天下肢酸痛,龚真的症状主要是咽痛和食量减少,随着时间推移“似乎有好转”。他进舱第二天的凌晨3点,宿舍又转运来两个“老哥”。做核酸的时间没有明确通知,龚真通过推断得知,进舱第五天可以做鼻拭子,“运气好的话第六天就可以和这个地方说拜拜了。”但他12月7日的CT值是25,“有待提高”。CT值越低,说明病毒载量越高,目前CT值大于等于35不算阳性。


方舱没有桌子和椅子,插座也很远,更关键的是“心态不好,学不进去”,只能“尽量学吧”。环境嘈杂,护士态度不好,他也不想再去交涉桌椅的问题,决定“凑合”过这几天。


早上会有护士来问龚真有没有症状,再告诉他“多喝水”,平时“找到护士也不算很容易”。龚真来方舱前基本带齐了物资,但没带齐的人“就很惨”,“要点牙膏什么的很困难,护士说她们也没有物资云云,过了一两天才零星找到一点东西。”


据龚真推断,他的“舍友”中有一个北京某医科大学的博士生、一个技校学生、两个工人、一个老板。“老板”身上纹了一只鹰和一条龙,看起来“相当不一般”,在宿舍打了几个小时牌,输了1900元,还给同宿舍的人分烟。龚真听说,“老板”修好了卫生间的淋浴设备,还弄好了暖气,“挺厉害的”。


“老板”比龚真早来一天,也早做了一天核酸,12月6日、7日的结果均为阳性。他一直坚定认为,自己是被拉来“填舱”的,并说“送进方舱一个,政府补贴3500”。榆林发布客户端于12月6日称该内容“纯属谣言”。


龚真想到,自己被送来方舱之前,小区单元群里也有人问:“咱的核酸,不会是张核子的公司做的吧?”从2020年初至今,张核子创始公司“核子基因”因违规被罚超12次。2022年11月25日,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因涉嫌核酸造假被严肃处理。


听到工作人员“进来五天之后核酸检测如果仍然阳性,那就再等五天,等够再测”的说法,他的几位舍友“慷慨激昂”:有的说“打12345”;有的说“让核酸检测机构把东西搬过来当场检测,他们不来,我们就走。”后来的事实表明,第5天和第6天都给测核酸。


龚真听说,同系的一位学长根据“二十条”,坚持自己不该被集中隔离,最终取得了“部分胜利”——用“有人抽烟”的理由换了一个单人间。“早知道我也用这个理由了。”他本来比较能忍受他人抽烟,“但可能是新冠的原因,气道反应性较高,最近比较容易因此感到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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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真所在的方舱

龚真 摄


12月8日,进舱第6天的早上,龚真等来了鼻拭子。晚上得知,CT值还是25,而且明天不给做核酸了。


在家中

自11月底以来,北京、广州、石家庄、重庆等地的部分区域,已经有新冠阳性感染者实际上实现了居家隔离。12月5日,广州称“出现发热等症状,宜居家,尽量避免外出就医奔波,减少感染风险。”


向雅于12月2日从清华大学返回了河北石家庄的家中,自测抗原阳性后开始居家。她持续发烧,感觉头晕、头痛、全身无力,家里人也都是阳性并有症状。向雅楼下住户确诊后,在社区群里求助,“但是都没办法”。居委会安慰大家说,社区已经出现很多阳性了。“社区前一阵子还会发抗原检测,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行动,不过也能理解……”


“其实我个人来讲,自己和家人都身体很难受,而且妈妈本来体质就差,真的很担心。”但她对政策表示理解,“也不能一直封。如果石家庄能挺过去,对全国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同样暂时没有正式文件的还有兰州。龚真的家人是兰州一家快递公司的领导,一部分员工确诊,没地方住,他就“把办公地点割成两块,阳的一块,阴的一块”。因为混检阳性,他自己的码早就红了,“但也没人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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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苓小姨在12月6日下午的一条朋友圈

图源:吴苓


吴苓的父亲在哈尔滨站工作,站内于12月6日出现阳性病例。单位随即通知,以后不做核酸了,改为自测抗原。他收拾了自家闲置的房子,准备借住给确诊员工,却接到了上级通知,“在单位找个屋就行”。


吴苓的小姨在河北廊坊的社区工作。她所在的社区现在有8位阳性患者,都是居家隔离,“不贴门磁,不贴封条,跟他们说清楚,都自觉不出门。”


得知吴苓已经回到哈尔滨的家中,小姨说,“等你开学疫情应该会好很多,来小姨家玩,小姨给你做好吃的。”上大学一年多来,由于对出京风险的担心和不时的封校政策,吴苓和小姨虽然“近在咫尺”却从未相见。她期盼着见面的那一天。


12月7日午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十条”),其中提到,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可采取居家隔离。


不见核酸

11月底以来,全国多地持续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核酸检测从“应检尽检”转向“愿检尽检”,取消全员核酸、常态化核酸,取而代之的是分层分类检测,以及更开放的核酸时限要求。


不少人发现,原本密集分布的核酸检测点,在大面积地快速关停。吴苓回忆,12月2日离开北京的那天下午,她凭着“本能”和男友在朝阳区找核酸检测点,却没有找到。在地图上显示的检测点,只有消北京健康宝“弹窗3”的老人,医护人员说,“现在没有测核酸的地方了”。


吴苓回家后没有被贴门磁,“五天四检”即可。核酸检测站只做“黄码、健康监测、外地返哈”人员的检测,“重点人群”需要根据社区通知,去其他地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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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苓返乡的前三天,核酸队伍排得很长

吴苓 摄


12月6日深夜,“清华大学学生处”公众号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校园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宣布不再安排师生常态化核酸检测,并为在校师生发放抗原试剂盒。


12月7日早晨,吴苓本应做返乡第5天的第4次核酸。下楼后却得知不需要做了,“很开心,觉得嗓子眼终于属于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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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苓在12月7日早上的一条朋友圈


到12月8日,苏荃发现武汉的街上也找不到测“单管”核酸的了。她从北京返回,进入某社区医院需要“五天四检”,但“一下午跑了好几个核酸检测点和医院”,也没有找到。


在学校

12月8日以后,部分高校宣布不再发布疫情通报。据了解,在校内确诊的同学可以选择自行前往酒店隔离。


截至12月7日,某高校一宿舍楼累计确诊30余例,据估计隔离近200人。目前,该楼将每五个宿舍化成一个“区”,由“区长”组织同学协商意见、达成共识。对于部分分区解除隔离的同学,区长群里称“不要说核酸,抗原测与不测都取决于分区的决定。”


群里还说,“可以商量过渡到全阳的方式,决定权在同学们自己。”“全阳”的说法虽然并不准确,但有其依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在“如何理性面对奥密克戎”专题报告中提出,当第一波大规模冲击达到最高峰时,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达到60%左右,最终可能80%-90%的人都会经历感染。在这个过程中,采取适当措施压制高峰、提前做好医疗系统有关准备以及进一步加快疫苗的接种进程是必要的。


同时,一些确诊的同学乐意分享自己的康复过程。还有人自发地做科普,“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周围人健康的第二责任人。”


需要承认的是,科学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在抗疫过程中“包打天下”。但正如《鼠疫》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所言:“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方舱清空的最后一瞬

12月7日下午,“新十条”还没有落实到龚真所在的方舱,也没有影响在隔离酒店确诊的妹妹。他认为此时转运不符合“新十条”,但母亲说,“转运的人都说是领导的命令,人家一点反应也没有。”


龚真的几位舍友好不容易找人送来了四条烟,送到时却丢了两条。他们“非常愤怒”,先打110,没有打通,一直是“12345那种排队的声音”;后找护士,要找每栋楼的值班民警调查。龚真推测,“两条烟价格也不低,够立案了。”


12月8日中午,工作人员开始统计信息。“老板”说,“没草了,人家准备把我们这些羊放到外面吃了。”他12月7日的CT值是32.5,本来至少还得再做两天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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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真填的问卷

图源:龚真


最令“老板”生气的还是那两条烟。他给负责保卫工作的人打电话,要求他们自掏腰包把烟赔上,不然“半小时后就带人冲下去当面理论”,同时用“抖音”录像。“老板”其实还有烟抽,龚真觉得,“这么生气,可能就是单纯的隔离时间太长了吧。” 


12月8日,“新十条”在方舱外已经几乎无人不晓,吴苓感觉到,“大家都松了口气,是好事”。与此同时,龚真在方舱里恢复了每周四写代码的习惯,“可惜一早上也没写到关键部分,没电了。”


12月8日下午,龚真父亲确诊。“新十条”出台后,转运过程多了一个签字环节,“不签字就不会被拉走”。酒店工作人员建议龚真母亲劝说父亲赶紧签字,不然有可能面临“公安处理”。


几小时后,龚真得知父亲还是被送往方舱了。“因为不签字,所以他们说不用签字了,必须送方舱。于是就送了。”


12月9日,吴苓的父亲回到了家中,在单位的7天里,站内出现不少确诊病例。父亲本想和她分开吃饭,但吴苓觉得“无所谓”,还和父亲交谈了许久。父亲说,小区的正门打开了。


“虽然知道病毒的变异方向并不确定,前路仍多险阻,不能掉以轻心,但想暂时把自己从‘不确定性’中解放出来,抓住一些能把握的东西。”吴苓说。她和男友约好了,这个寒假要一起去齐齐哈尔的“伊兰包托克索”——三家子屯,那里诞生过她最喜欢的报道。还要去陕西,去见老朋友,再和新朋友一起开展实践。等开学回北京,要和小姨见面,再带着弟弟去环球影城。


12月9日下午,龚真的父母接到电话,说可以回家了。截至12月10日中午,龚真暂时还没有收到通知。不过他和朋友商量好了,出舱后先去吃各自家乡的传统美食,等“弹窗宝”废除之后,再回北京一起吃烤鸭。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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