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战场、走西南、造装备……这是属于清华人的烽火弦歌

近日，“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在清华大学校史馆开幕。展览通过41块图文展板、173幅珍贵历史照片及档案文献资料，全面展现清华师生在抗战期间坚持教育教学、科研救国、投笔从戎的历程。

让我们穿越历史，一同回顾清华人的抗战记忆。

英烈群像

在目前已知的65位清华英烈中，有45位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从白山黑水到滇缅长空，从根据地到海外领馆，英烈们跨越战场的壮举，共同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

“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学系学生张甲洲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东北故里。他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广泛联合爱国力量，组建起抗日武装。这支部队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由他担任师长，坚持游击作战。1933年，张甲洲化名张进思，到下江开辟敌占区秘密工作。1937年，他遇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物理系校友熊大缜的抉择同样彰显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放弃赴德国留学机会，作为叶企孙的重要助手，参与了清华大学举校南迁的资料和仪器设备抢运工作。1938年4月，他奔赴冀中军区投身抗战，凭借卓越的专业素养被委任为军区供给部部长。面对根据地物资匮乏之困境，他主持成立技术研究社和兵工厂，用土办法研制成功高级烈性黄色炸药，制造手榴弹、地雷等；多方筹措电台元件，为部队装配数十部通讯设备；更动员大学生与知识青年投身抗战，受到聂荣臻、贺龙等将领的关注与嘉许。1939年，他在冀中殉职。

长空之上同样闪耀着清华人的忠勇之光。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校友沈崇诲与战友陈锡纯一同驾驶的战机突发故障无法返航，他们毅然驾机直冲日军主力舰，壮烈牺牲。生前，沈崇诲在《我的自传》一文结尾处写道：“尽忠报国——愿长此以自勉！”

海外战场上，清华人同样坚守民族气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清华1920级校友杨光泩受命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期间他四处演讲，积极动员当地爱国侨胞和同情中国的友好人士，募集大量物资支援国内抗战事业。1941年12月，日军开始在菲律宾登陆，马尼拉陷入包围，形势紧张。杨光泩婉拒美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及华侨界撤离建议，凛然表示“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日军对杨光泩等8位外交使节施以严刑折磨，他们宁死不屈，最终在日军的枪口下殉职，以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

从军热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迁长沙，再徙昆明，在战火中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一时期，先后有三次从军热潮在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八千名学生中爆发，总计约1100人投身抗战工作，占总就学人数的14%。他们用“投笔从戎”的选择，诠释了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

第一次从军热潮始于1937年冬。当时长沙临大刚开学不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告急。在国家危亡之际，周恩来、徐特立、张治中等各界人士号召青年“到军队去、到战地去”，学校也出台政策为从军学生保留学籍、提供介绍信。此次从军的学生分为三类：机械、电机系30余名学生报考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从事军事技术工作；中文系学生熊向晖等加入战地服务团；土木工程系学生李伟等则奔赴延安、新四军及华北、华东敌后工作。

第二次从军热潮的背景是配合美军援华作战。1941年起，来华美军日益增多，急需军事翻译。1941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征调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此次共征调70余人，约半数为联大学生；1943年10月，又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男生为美军翻译员，联大共派出四五百人，其中包括梅贻琦校长的独子梅祖彦。翻译家许渊冲当时是联大外文系学生，被分配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美军志愿航空队总部，负责情报翻译。陈纳德将军曾依据他翻译的情报迎战日机来袭，因许渊冲工作突出还为他颁发“飞虎章”。这些翻译官活跃于中缅印战场，参与入缅战役、滇西战役等重要战事，部分人还协助培训中国飞行员、机械师，黄维、缪弘等多名学生在战斗中殉国。

第三次从军热潮发生在1944年战局严峻之际。当时日军发动豫湘桂黔战役，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1944年11月，联大理、工学院14人率先入伍；1945年1月，200余名联大学生集体从军，被编入印度远征军，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兰伽学习汽车驾驶，后在史迪威公路执行运输任务。直到日本投降后，这批学生才大多返校复学。

学术抗战

民族危亡之际，清华师生在教学、科研一线，也扛起了抗日救国的使命，用知识与技术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

早在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梅贻琦便提议全校师生收集资料，研究满蒙问题，以备日后对日外交。在他与陈寅恪、冯友兰等教授支持下，清华学生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分设东三省、内外蒙古等六个研究组，通过收集资料、专题研究、编辑报刊等方式，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1933年3月，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指出， “我们要从速研究实用科学，以供国家需要。”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则大声疾呼：“国难日亟，平津垂危，……利用工程的智识和方法来帮助国家解决国防和民生问题，便是我们工程师的天职。”

当年，清华成功研发成本低、效率高、易推广的锌粉制造方法，为军用烟幕弹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同时，面对日军使用毒气的暴行，清华团队研制出防毒面具，先后制造16000余副送往华北前线，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专门致信感谢，称其“克壮三军之气”。

此外，清华大学先后成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其中的航空、无线电、金属三所承担了部分直接服务于政府军事需要的科学研究。

在航空领域，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于1934年设立了航空工程组，这也是全国最早的航空工程专业之一。1936年，该组研制出国内首个5英尺航空风洞，随后又在南昌建成15英尺航空风洞——这是当时世界最大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大50%，冯・卡门教授视察后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航空研究所在昆明重建5英尺航空风洞，国民政府各飞机厂的所有新机模型均在此实验。研究所还进行改良机型、空气动力学与高空气象研究、研制滑翔机和直升机等工作，为中国航空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虽受战乱与条件限制，实验研究大多停滞，但理论成果依然突出。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等人在数学、物理等领域均取得国际影响；教师们还结合云南资源展开应用研究，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文科方面，学者们在艰苦环境中形成系统性著述：闻一多完成《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中国文学史稿》等论著；朱自清写成《诗言志辩》《新诗杂话》《伦敦杂记》等书稿，王力先后出版了“语法三书”，首次尝试系统阐述中国语法规律；金岳霖出版专著《论道》，撰写《知识论》稿本，与其此前所著《逻辑》一书，构建起“新实在论”哲学体系；冯友兰出版《新理学》等一系列著作，形成“新理学”哲学体系......

即便在战火纷飞中，教育的火种也从未熄灭。西南联大共设有5个学院26个学系，以及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3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在“刚毅坚卓”校训的指引下，师生克服物价飞涨、设备匮乏的困境，坚持教学不辍。闻一多在豆油灯下每日工作至深夜，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逐句为学生讲解《楚辞》；朱自清即便只有一名学生选课，仍按时讲授《文辞研究》；生物系教师就地取材，用昆明蝾螈开展生理实验；地质气象系将碉堡改造成气象台……1937至1946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近4000名毕业生，其中包括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元勋、8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

此次“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专题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将持续至今年11月底。此外，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校史馆、档案馆精选200余种图书，于图书馆北馆（李文正馆）一层大厅特别推出 “烽火弦歌”专题书架，供读者阅览。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以昨日之殇砥砺今朝之行，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中，共同开创属于这片土地的崭新未来。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清华大学档案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