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胡钰：论国际出版文明观

我们将在“清华传媒评论”公众号定期推出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撰写的论文，期待与学界、业界同仁共同讨论切磋，推动新闻传播学发展。本文刊发于《出版发行研究》2023年第7期。

论国际出版文明观

胡钰

【摘要】以国际出版向全世界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次文化价值观，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贡献与现代文明追求，是时代赋予中国国际出版界的重大使命。树立国际出版文明观关乎文化主体性的培养，关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关乎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实。国际出版文明观的基本内涵体现在中华文明观、人类文明观与技术文明观上。国际出版文明观的主要特征包括人文感、沟通感、创新感、品质感，具备了这些特征的国际出版物与国际出版合作交流行为，能有效实现以国际出版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

【关键词】国际出版，国际传播，文明，文明观

当代世界的国际形势出现了愈发鲜明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依存度很高，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对立日益增强，或坚持各自价值观，或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可以说，全球一体化的客观趋势与分裂化的主观驱动同时并存。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版业成为愈发具有显示度的行业，其重要性体现在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交流沟通上，其必然性体现在出版业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行业天职上。当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出版物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不仅要出口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物质产品，也要出口以中国图书为代表的精神产品。对中国出版业来说，把握当前国际环境的新特点，找到行业发展的新方向，根本的是要从文明视角来看待行业发展，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推进全球文明倡议为着力点来推动国际出版，将文明观作为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大发展的战略理念。

一、

国际出版文明观的时代意义

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出版物是最主要的载体，出版活动是最主要的跨文明传播行为。经典出版物构成文明的基本内核，以纸质图书为代表的物质性媒介、稳定性媒介成为文明传承与交流的关键纽带。近现代以来，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知晓，得益于先秦诸子著作的翻译出版，得益于唐诗宋词的翻译出版。早在1688年，法国学者贝尼耶为法国王室而作的《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第一次用法文传递孔子思想，[1]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等思想家就大量收藏并阅读孔子的著作，而由此理解与认同中华文明的精神。在1922年，世界上第一部李白诗歌英译文集由日本学者翻译在美国出版，此后100 年间，该诗集多次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地再版 20 多次。[2]同样，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在近现代为中国所知晓且成为思想引领，得益于严复、林纾等翻译家对国外学术、文学名著的译介出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开创性的贡献。

2023年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诞辰100周年，笔者专门访问了位于匈牙利南部的小克勒什的裴多菲故居，故居博物馆内展陈了不同时期裴多菲诗作的各国译本，体现了主人公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故居院内，树立了许多翻译出版裴多菲诗作的各国作家雕像，其中就有中国的鲁迅与孙用。故居负责人在介绍时，对这些作家充满了敬意。身处故居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出版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巨大作用，让不同文明间的思想沟通、情感联接，让人类更加团结与和平。

从当代中国出版的历史方位来看，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面临全新的时代任务，集中表现在：中国出版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发展的国际影响力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国际出版的贡献度与全球文明发展的需求度还有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超过30%居于世界第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体现了中国对世界新秩序与人类未来长远发展的思考，而在国家综合影响力大幅度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对世界著作特别是西方著作的出版远多于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著作的出版，与此同时，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了解、理解中国道路的需求日益旺盛，希望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国际出版物。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看得见的，但中国式现代化之“道”是看不见的，由“路”向“道”的转换就需要大量的国际出版物来进行阐释。

对当代中国出版业来说，深刻理解出版与文明的紧密关系显得日益重要，简言之，出版的文明意义与文明的出版需求同步提升。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出版业的产业属性愈发突出，出版机构的企业属性愈发突出，从经济指标上看，中国出版业是非常繁荣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出版规模扩大的同时，出版质量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局部来看，追求单一经济指标的出版行为让出版物沦为普通商品，而这恰恰忽略了出版物作为文明载体的根本属性。在当代中国发展进入全面小康后，人民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当代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大国后，世界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出版通过展示文明提升传播力，文明通过出版提升影响力。因此，当代中国发展对出版物在传承、传播文明方面承担的使命提出了更大的、更明确的要求，这应成为出版业自身认识行业发展趋势与历史阶段的重要视角。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成为国家战略任务后，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说，尤其应该树立国际出版文明观，通过大规模、高质量的国际出版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出去。

树立国际出版文明观关乎文化主体性的培养。近代文明概念形成于十八世纪欧洲，传播于世界，其先进性在于将现代科学技术、经济模式、社会治理等普及开来，其落后性在于秉持文明等级论，强调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西方价值观、宗教信仰作为普适性真理，而以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相伴随的是，西方思想、理论著作在全球的普及。从中国国内来看，大量西方著作的引入一方面传播了现代文明，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阅读西方著作的热潮为代表，西方思想迅速传遍中国；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文化不自信，由于要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因而阅读西方；由于阅读西方，因而不再看重中国的经验与精神，甚至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以西方理论为基本工具、以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等学术研究行为时常出现。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国际出版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际文化传播等国际传播能力的有限，世界与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也是片面的，始终只把中国当作追赶者、学习者、落后者看待，没有把中国作为原创者、贡献者、引领者看待，体现在世界与西方的著作中，对中国道路、中华文明缺乏清晰的认识与充分的肯定。这样的国外著作导入中国，又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在世界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不自信。为此，加大力度提升中国国际出版的竞争力与规模性，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行为，能够让中国思想、中国道理、中国文化切实通过国际出版物传播到世界上，这是关乎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大事业，具有极强的紧迫性与战略性。

树立国际出版文明观关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世界知道中国有“多古老”，还不知道有“多现代”。从笔者与许多国际人士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对中华文明的了解还停留在儒家、道家古典思想中，对中国社会景象的认识还停留在陈旧、落后的时期里。国内对世界特别是西方认知的丰富性与国际特别是西方对中国认知的浅层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对于世界“读懂中国”带来的问题在于：不了解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走来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中华民族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不能期冀中国成为西方道路的翻版；同样，不了解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现代中国可以创造一切需要的新鲜事物，可以接受一切需要的新鲜事物。为此，应该有更多的国际出版物来展示现代中国的发展故事、人文精神与学术机理，才能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好地展示出来，而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成为国际畅销品的中国国际出版物的出现，本身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充分体现。

树立国际出版文明观关乎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重视文明传承与发展，这是中国提出的符合当代世界需要的先进的全球文明观。但从全球文化传播、文化产业现状来看，西方文明的内容还是占据绝对优势，这就带来世界文明花园中“一枝独秀”胜过“百花齐放”的问题。要基于推动文明多样性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出版的形势与任务。世界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具体的，差异化的。尽管当前西方文化优势明显，但要勇于、善于跳出西方看世界。观察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从西方世界来看是一种状况，从非西方世界看又是另一种状况。西方世界中还分官方和民间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差异乃至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有的国家虽然小但却非常有政治独立性，对中国也友好，对各种国际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在非西方国家中也还分伊斯兰国家、基督教国家等不同宗教信仰体系的国家，分有无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等等。因而，对真正的全球图景一定要有切实的、清晰的、全面的把握，才能提升国际出版传播效能。从中国出版业来看，具有连续性的五千年文明史与坚实发展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成为无比丰富的出版题材，需要立足这些题材，把握全球文明多样性与国际出版传播规律，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当代国际文化交往中，“卖出去”的效果要远远好于“送出去”的效果。国际出版要通过产品创新的实力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这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进世界文明百花园建设的重要贡献。

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进程中，是以一种“自主性转型”与“有机性融入”的姿态进入的，自主则不是跟随的，有机则不是分离的，显示出独立而负责任的气质，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近代现代化进程中的已有经验，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西方是反弹的、怀疑的，非西方是模糊的、观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日益成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另一种可能”。对于这种自主性力量与有机性力量主导的崭新道路，西方世界显然还不理解也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现在，非常需要以积极的、创造性的国际出版来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次文化价值观，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贡献与现代文明追求，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国际出版界的重大使命。

二、

国际出版文明观的基本内涵

国际出版文明观要求从文明视野来看待国际出版活动。通过国际出版合作交流，让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出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同时，也要避免自我中心主义，不能仅仅为了中国传播中国，而要立足在建设人类新文明的更加宏大的目标来推动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显示度与感染力的组成。当代人类文明正面临着新的重大的变化，有两种力量成为突出的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推动者，一是技术力量，另一是全球南方力量。前者是一种客观力量，后者是一种主观力量。对于国际出版来说，把握这两种力量带来的影响，就能契合新文明发展趋势，提升中国出版业在世界出版业与当代人类文明建构中的地位。

（一）国际出版的中华文明观

破除对西方文明的迷思是全局性的任务，也是长期性的任务，更是深层次的任务，其实质是树立起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3]这是回首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改革发展奋斗历程总结出的基本经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作出了清晰有力的论断，一方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持续前行的“突出优势”；另一方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站稳世界舞台的“坚实根基”。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要意识到，传统不等于落后，现代不等于先进。传统历经时间长河，留下的往往是经典，现代追求当下新奇，出现的常常是泡沫。出版物作为文明传承的稳定载体，恰恰需要的是剔除新奇的泡沫，梳理精华的经典。不能盲目追热潮出书，不能单纯看市场指针出书，而要切实站稳中华文明立场，以传承与传播中华文明为出发点来选择出版对象。

历经一万年文化史与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文明体现了浓郁的人文精神，凸显了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和为本的价值追求，这种文明观是基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进程、历史追求、历史精神形成的。在国际出版中，要将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展示出来。在此过程中，要向世界展示“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观”，强化“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主体性”，以文化自信与文明比较的“双重视角”推动基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叙事、当代传播与文明对话。需要指出的是，坚持中华文明观的国际出版不是文化复古，不是文化封闭，不是文化自大，而是文化选择的自主性，对不同文化，既能为我所用，又能为我所弃，切实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是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对本民族文化的当代发展保持强烈的主体意识，守正创新，守常知变，坚持稳定性与创造性并重，通过国际出版活动展示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提升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感与认同感。

（二）国际出版的人类文明观

柳斌杰认为，“不管什么选题、什么业态、什么内容的出版物都必须放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上去审视、去判断、去选择，始终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智慧、经验和动力，这样的作品和出版物才会成为永恒不灭的经典。”[4]这一要求对于国际出版物来说尤为重要。国际出版物不同于国内出版物的关键在于跨文化语境中进行传播。为此，不能以同质化的文化语境来设计国际出版物，而要以如何获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受众接受为出发点。对出版物题材来说，其立意一定要超越单纯宣传本国文化的意识。事实上，好的国际出版物关注的一定是更具超越性、普遍性、共同性的人类命题。为此，树立以人类意识为代表的人类文明观对当代中国国际出版提升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与“二战”以后世界的西方中心体系不同，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正以非西方世界的新兴国家崛起、各国民族文化认同复兴为鲜明特征，不论西方国家是否认可或接受，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不断拓展生存和话语空间，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拉美文化体系、非洲文化体系等都在自己的文明根源中找寻发展的精神力量，形成身份认同。“文明研究”、“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等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界、舆论界中的重要话题。

从全球南方力量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金砖国家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逐渐在形成合力，成为与西方力量不同的另一力量，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与亚非拉不同文明的彰显成为人类进步的表现。对于国际出版来说，要把握全球南方力量的影响，就要从出版对象、出版内容的多元化上下功夫。在传统的国际出版中，更多地是面向西方世界、英文表达的传播，而在人类文明观中，不同文明都具有国际出版传播价值，不同语种都需要国际出版去关注与采用，换言之，西方文化与语言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更需要面向多语种、多文化语境的国际出版物来展示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可以更加有效地打破国际传播同质化的西方内容，更加直接地实现非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笔者的国际调研表明，在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出版中，中国出版商、写作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笔者在访问尼泊尔后写作的文化随笔图书就受到当地媒体关注，该国众议院议长与驻华大使也专门作序。事实上，非洲地区、中东地区等的发展意愿强烈，文化独立性较强，对中国国际出版有较强的现实需求，从市场到政策再到文化氛围也更加开放接受。

人类文明观强调的是要有人类文明的整体意识，将不同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不同文明要有平等的对待，既不对强势文明仰视，也不对弱势文明俯视，真正树立起跨文明平等观。在国际出版中，仅关注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基于西方视角的全球化认知的老观点、老思路、老办法，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代全球治理与人类新文明建构的需求。具有人类文明观的国际出版人才要在熟悉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培养从人类文明整体性上看待问题的能力，能够尊重乃至理解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基本知识，在跨文化语境下处理复杂化、差异化和精细化的文化交往。

立意高远的国际出版物，代表人类的整体性与长远性利益，自然能传播久远。人类文明观是一种新的全球文明观，不是单一国家的文明观，而是超越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代表全球利益的文明观，体现为人类的整体性、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的人民性与交往的和平性。这样的人类文明观是人类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旗帜。作为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要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体现这一新文明观的出版物，形成共同人类的概念，建设人类的共同文明。在人类新文明建设中，推出更多的、高质量的中国国际出版物，对于打破单一文明参照体系，建立多样文明生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高质量的中国国际出版物正是人类新文明的精神基础设施与文化基础设施，其价值与中国提供的路桥等物质基础设施与产业基础设施同等重要。

（三）国际出版的技术文明观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改变的最深刻力量，也成为当代人类文明与文明轴心时代相比的最深刻变化。从技术力量来看，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全面改变当代人类的经济运行、社会存在与政治治理，其覆盖面与渗透力是前所未有的，成为新的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新技术对出版业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既有生产过程的影响，也要消费过程的影响，如何让数智技术更好地服务国际出版，让国际出版更好地进入数字世界，成为国际出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数字化流程可以提升从选题到出版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更多的数字介质出版要求扩大数字出版物的规模，而这些都需要出版机构的观念、流程与队伍的再造。

文化数字化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各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将各自的文化成果大规模数字化，实现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并将相应数字化内容提供给全世界，成为展示本国文化的有效方式，也体现了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对于中国国际出版活动来说，需要加大力度将现有出版物内容积极数字化，形成数字图书馆、数字出版、数字传播新模式，这既可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记忆，也可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在推进国际出版数字化的进程中，可以基于文化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通过国际出版来整合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文化机构的藏品资料，在已有资料库基础上构建文化技术标准，包括文化元素提取标准、文化元素复制标准、文化元素展示标准，形成展示中华文明的“数字出版基因库”。

在国际出版的数字化进程中，要密切关注国际上出版机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文化场馆协作构建的各类历史人文数据项目、数字出版项目等大型数字文化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参与跨国界、跨文化、跨领域的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阶段即实现中国国际出版机构与国外相关出版机构之间的联合。在数字化日益将世界联系起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出版业应该有更强的主动性与更早的前瞻性来参与数字出版国际合作项目。与此同时，也要积极推动中国数字出版技术标准的国际普及。“在不断完善我国数字版权管理标准的同时，有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应在顶层设计的同时对行业标准进行中层设计，组织相关出版企业共同探讨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数字内容版权管理标准，为国际数字出版市场提供中国方案。”[5]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社会运行的“石油”。值得关注的是，从数字化的国际语料库来看，以英文为主的语言表达是一个客观存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但需要改变的是其中的内容主要有西方国家产出，这一需求在以大模型技术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领域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换言之，中国国际出版业需要大力度提供数字化的英文内容、英文语料、英文数据，才能实现国际语料库的丰富与平衡。不论是关乎中国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的基本情况数据，还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政策、事件、变化等实时情况数据，以及各种思想、理论等学术数据，都应充分提供数字化国际出版内容。

技术在出版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近现代人类出版活动的出现就是得益于印刷技术的出现，而各种媒介技术的进步让出版活动日益展现其影响力。对于当代国际出版来说，要保持清晰的技术文明观，始终把应用最新技术、体现最新技术作为要务，最重要的是，始终推动丰富内容与先进技术紧密结合，如此才能保持在全球出版领域的显著影响。

三、

国际出版文明观的主要特征

国际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交流的活动，也是典型的国际传播活动，以文明视野来推动国际出版获得世界市场与国际舆论的认可，要求在国际出版活动中体现反映人类文明、国际传播、出版行业共同性的一些基本要求，这些共同性构成了国际出版文明观的主要特征，具体包括：人文感、沟通感、创新感、品质感。事实上，具备了这些特征的国际出版物与国际出版合作交流行为，就能有效实现以国际出版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

（一）人文感

国际传播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紧迫而严峻的挑战，实现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改善，需要包括国际出版在内的各个对外传播领域共同努力。对于国际出版来说，要赢得国际读者的认可，首要的是找到能够打动读者的、跨越文化差异的价值诉求与文化观念。这种文化价值不是去一味迎合国际读者，而必须是中国原本具有的，又是世界接受与需要的。这种最大的文化价值公约数就聚焦在人文精神上。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深层内核与宝贵精华，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大禹治水、夸父追日到以儒家为代表先秦诸子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诉求是“人本”与“民本”的。事实上，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精神标识，具有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重要的，也是具有最广泛国际共识的传播理念。从近代文明进程上来看，中华人文精神与古希腊精神都是欧洲启蒙思想的重要源头，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当代思想家的认可，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再到罗素等都对中华人文精神给与高度评价。从当代人类需求来看，过度物质化、技术化与竞争化的社会存在让更多的人追求人的生活意义与精神需求，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向东看”“向后看”的思潮，希望回到文明轴心时代来找寻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文化答案。为此，在当代国际出版中，要挖掘并高扬中华人文精神，切实凸显国际出版的人文感。

体现人文感的国际出版选题具有人文思想与人文情怀，彰显人文情趣，其基调是轻松的，其情感是真挚的，其内容是平实的。从近几年中国国际传播、国际出版中的畅销产品来看，关于乡村生活的内容、关于动物保护的内容、关于经典文学的内容、关于自述传记的内容、关于哲学思想的内容等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比较典型的，关注人的思想需求，比如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孔子思想、老子思想解读著作，常销不衰，笔者在国外书店经常能看到；关注人的情感，比如反映中国人情感故事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在国内获得“中国最美的书”等奖项，其英文译本出版后获英国笔会奖，其法文译本也居于法文中国题材出版物排行榜前列，究其原因，满满的人文情怀洋溢在书中，展现了中国人的淳朴情感，给读者带来精神慰藉与享受。

世界是由人构成的，在世界越是出现过度政治化、极化现象的当代，越需要许多超越政治、超越极化的国际出版物来软化这些问题，让更多的民众、民意回归到充满人文精神的共识中，回到彼此理解、共同携手的轨道上来。

（二）沟通感

国际出版作为一种典型的国际传播活动，要实现较好的效果，就要避免“传而不通”的问题，换言之，出版物制作出来只是完成了出版传播的前半场环节，后半场还需要获得受众的接受，这才是完成出版传播全程。为此，在出版物生产与发行过程中，要注意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的可沟通性，具有清晰的沟通感。

沟通感体现在不是以我为中心的出版。在中文语境中的大量政治性词汇、社会习惯用语与历史典故具有高语境的特点，对于中文母语且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读者是可理解的，但对于非中文母语与在境外生活的读者来说，这类表述就无法被准确理解。正因为如此，对于国际出版中大量的政治著作、理论著作、学术著作等来说，需要增加“注释版”。这些注释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是增加可沟通性的重要支撑。

沟通感体现在不是以国内评价、非市场评价为主的出版。对于国际出版物的评价要以国际市场与读者的反应为主要依据，而不能是行政体系的评价，更不能是自买自送式的出版传播，出版市场准确反映了国际出版物的传播效果，国际读者愿意付费购买是真实的意愿表现，国际图书榜单与相关书评都是重要的评价依据，而非市场化的评价往往只是形式化的传播行为，反映的是自我评价，无法达到跨文化沟通的实际效果。

沟通感体现在不是以静态出版为满足的出版。由于文化差异与时代变化的作用，国际出版物进入国际市场后获得的反响的复杂性、变动性常常会超出出版者预期，为此，优秀的国际出版者会根据读者反应持续跟进修订出版物，体现了效果导向驱动的出版观念。这就要求在国际出版中能够实现小批量、快反应的持续出版模式。

（三）创新感

国际市场对中国国际出版的需求是巨大的，但要满足这些需求，需要有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与创新意识。从近些年的国际调研来看，有几个突出的领域可以成为国际出版的创新着力点。这些领域的共同表现在于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与中国国际出版的有限供给的不匹配，亟待中国国际出版提供高质量的供给侧提升。

在汉语教材开发中体现创新感。在国际出版中，语言学习内容是长期的需求。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国际汉语学习的热情与规模持续提升，对国际汉语教材的需求也大幅度提升，而对高质量的国际汉语教材更是有极强的需求。笔者曾经在非洲、中东地区大学旁听过汉语教学课程，与国际学生讨论过汉语教材使用感受，认识到一些使用中的汉语教材的陈旧，以及国际学生对反映当代中国鲜活生活与语言实践的汉语教材的需求。对汉语教材的国际出版创新开发，可以从多角度进行，更需要长时间进行。

在学术著作开发中体现创新感。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种关注不仅关注中国做了什么、取得什么成效，更关注行为背后的原因，即为什么这么做、其决策机制是怎样的，因此，对于阐释中国道路出版物的要求日益增长。国际出版要有意识地组织国内学者围绕国际热点需求编写相关图书，事实上，这类图书并不需要过强的学术性，但需要将学术性与跨文化传播紧密结合起来，需要将学术规范与出版规律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国际出版领域提高策划意识与组织能力，不能仅是被动等待稿源，而是要从源头上进行选题策划与编写组织。

在网络文学开发中体现创新感。在数字文化传播中，当代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与网络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产品取得了较强的国际传播效果。网络文学在国际上的普及度与接受度越来越高，成为反应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当代中国生活特别是青年生活的重要形态。对于网络文学的国际出版，既要做好线上的数字出版物开发，也要做好线下的配套图书开发，让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作品进一步深入国际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体现国际出版创新感的领域还有很多，包括儿童图书、旅游图书等领域，都是值得出版界认真对待的。其关键在于，保持创新意识来提升出版物的品质，展现中国出版文明的水平。

（四）品质感 

出版既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自身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好的出版物是具有高品质感的，体现了出版者的专业性，相反，仅仅追求速度或其它指标，就会出现图书策划不够、创意设计不足、编校质量不高的问题。在国际出版活动中，出版物的品质感更加重要，从观感到手感再到阅读感，都要体现出出版者的诚心与专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国国际出版物由于有政府经费补贴，没有或少有了市场压力，在出版的投入度和专业度上会下滑，这会导致中国国际出版物质量的下降。事实上，越是有相关经费的支持，越应该组织强大的、专业的力量投入图书策划与生产，争取拿出高品质的作品来。在国际出版活动中，低品质的出版物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市场效果，也直接地影响中国国际出版业的整体形象，更无法发挥传承与交流文明的作用。

对于国际出版物的品质保障，既是为了提升出版物的国际市场接受度，也是为了提升中国出版物在当代人类文明建设中的贡献度。试想，如果有大量中国出版机构参与出版或合作交流出版的国际出版物成为国际畅销书、国际学术界必引书，那么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自然就会鲜明地体现出来。为此，在国际出版的组织中，务必要加强品控管理体系建设，加强对高品质国际出版物的鼓励与表彰，让更多高质量的国际出版物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与世界文明的载体。

理解当代出版特别是国际出版的意义，要从全球文明视角来观察。全球化是以经济为动力的，因而是一个经济过程；全球化又是以文化为纽带的，因而是一个文化过程；归根结底，全球化是以文明为目的的，即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建设人类新文明。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国际性冲突、时代性问题愈发显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以崭新的观念实现不同文明群体间在思想与情感上的沟通与共识。在此进程中，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中国国际出版应该且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以合作为方法、以发展为目标，这是中华文明的追求，是滋养当代人类发展的新文明。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国际出版就是储备与释放这一能量的“蓄能电池”。这也正是树立国际出版文明观、大力推动国际出版的时代意义与世界意义所在。

本文刊发于《出版发行研究》2023年第7期，

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