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

清新书院·猫头鹰读书会回顾丨《传播力》

来源：清华传媒评论作者：清华传媒评论

《传播力》

2023年12月25日，本学期最后一期“清新书院·猫头鹰读书会”在清华⼤学新水利馆404举⾏，阅读书⽬为曼纽尔·卡斯特的《传播力》。

本次读书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3级博士研究生曹晓露、23级博士研究生关博韬与23级硕士研究生黄宁婧共同领读，同时特邀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蒋俏蕾副教授作为点评嘉宾。

内容概述

《传播力》由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撰写，继承了其特有的宏大叙事风格，着重探讨了传播在塑造和维护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中的核心作用。

该作品深入分析了卡斯特所定义的“网络社会”这一新兴社会结构，揭示了传播作为一个开放、动态过程的本质。在这个传播链条中，政治、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展开了一场超越时空界限的博弈，针对这一博弈过程，卡斯特采用了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分析视角，并创新性地运用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来探究情绪在政治沟通中的影响。书中列举分析了如全球媒体放松管制、丑闻政治、伊拉克战争动员、环境保护运动、奥巴马竞选内幕及俄罗斯媒体政策等一系列典型案例，加深了对传播的影响力的阐释。

同学领读

曹晓露首先分享了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和数据时代的传播。卡斯特从经典的权力概念出发，阐释了网络的权力关系的重构。网络社会是一个自我重构的全球性网络架构；具有不同几何和地理状态的网络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主导网络与全球网络逻辑之外断开的社会信息在几何与地理纬度上互动的结果。因而网络社会形成流动的空间与永恒的时间，权力关系被嵌入在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中，同时受到社会特征的时空形成的限制。网络社会的权力机制揭示了网络社会核心特征——统治的动力和反统治的抗争都依赖于网络信息和攻击与防御的网络策略。

数据时代出现了大众自传播的新传播形式，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大众自传播三种传播形式相融。媒体的组织变革转向由多媒体商务交织而成的全球网络，它的核心是一种战略性伙伴关系。通过商业战略，社会传播的技术和文化转型已经得以导引和形塑，由此形成网络化的全球多媒体商业系统。然而，这种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通过世界各地监管政策的演变而得以指导和实现。

黄宁婧同学进行分享

黄宁婧进一步分享了心理与权力网络和为什么当下媒体政治是丑闻政治的民主危机。卡斯特讨论了政治认知和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认知和情感之间并无对立关系，而是存在一种不同形式的决策。情感智力理论认为，相对权重取决于决策过程中的语境和情绪触发警告机制。政治行为受到两种情感系统的影响，配置系统和监控系统。同时，对于政治决策和舆论形成，显性态度和隐性态度的作用不可忽视。自我合理化、议程设置、预示和框架等机制在议论和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标记和级联活化模型也影响着媒体和公众的观点和行为。

卡斯特接着探讨了媒体政治的概念及其在政治实践中的运作。其中涉及了媒体政治的手段和策略，包括挖掘黑料、精准送达和毁灭对手等。对于媒体政治而言，戏剧政治和共同点效应是把关政治的重要手段。新形式的传媒政治实践有信息政治和个性化政治。

关博韬同学进行分享

关博韬最后讨论了网络社会对权力的影响以及传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了案例讨论。卡斯特的核心贡献一是在于指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的诞生，网络社会是一种典型代表了21世纪早期社会特征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构建在数字通信网络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二是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定义并非仅仅基于意识形态与生产关系，还有权力博弈的组织方式。

在网络社会这种新型社会形态中，传播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时空，数字传播的出现所导致的传播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组织机构与文化的变迁，已经深刻改变了权力关系运作的方式。卡斯特认为，从传播形式上看，大众自传播（自媒体）可以潜在地触及大量受众，但是其信息制造是自我生产的、信息流动是自我定位的、数字传播网络内容的接收与融合是自我选择的。从传播平台上看，主要的传播组织形式由全球化的多媒体商业网络占据，随着互联网发展成为数字时代主要的传播媒介，主要的大公司开始控制互联网商业，全球性通信公司也构建了移动传播平台。

媒体政治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商业与政界。以奥巴马竞选和环保运动为例，通过My.BarackObama.com网站，有约1500万会员掀起了一场支持奥巴马的巨大“社会运动”。而这些人，成功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将他们锻炼成紧密团结、高度机动和效率极高的团队，而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吸引了150万名个人捐赠者，这一数字史无前例。而在环保运动中，行动者也通过互联网组成了行动网络，参与运动的部分团体（例如工会）其实都各怀私心，并且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老师点评

蒋俏蕾老师在现场点评

在本次读书会的收尾环节，蒋俏蕾老师对参与者的分享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就《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主旨及其深远意义展开了进一步阐释，从而激发了学生们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蒋老师以“学识”、“学者”和“学科”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深入解读了《传播力》一书，阐述了作者卡斯特及其学术背景与学科影响。

关于“学识”，《传播力》作为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学术著作，其核心理念与“网络社会”的概念一脉相承。卡斯特指出，人类社会历来是网络化的，而随着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等媒介日益基础设施化，网络化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凸显。研究者通过梳理大量描绘网络社会状态的实证研究，其思维方式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影响，并深入到其他各个领域。因此，该书展示了一种知识脉络。在当代传播学领域，媒介已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重大作用，成为一种元叙事力量。传播学曾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扮演较为“应用”的角色，但随着媒介的下沉，传播学日益触及到更加基础的理论层面，这是本书给予我们的核心启示。

其次，“学者”方面，要深入理解这本书，亦需了解其背后的作者卡斯特。正如书中作者自序所言，早年他在西班牙冒着被捕的风险在电影院发放传单。在当时的西班牙社会背景下，他对社会结构的反思促使他前往美国学习。卡斯特更多地是作为一位思想家，而非专注经验研究的学者。他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的理论，但并未都通过具体的实证方法或经验来告诉读者们如何在特定情境中应用这些理论。作为学术领域的后来者，我们需结合中国本土理论与经验同西方理论进行对话。例如，在卡斯特的书中，他将全球化视为相对同质的现象，但深入全球化理论，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在讨论全球化、本土化、区域化、球土化，乃至由跨向转的新时代跨文化传播理论升维与实践创新，使这个领域的理论肌理更加细致。可见，在发展网络社会理论时，如何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思维来回应社会现实，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最后，“学科”方面，从这本书和作者的轨迹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学科交叉融合特点。《传播力》融合了批判思维、认知科学乃至脑神经科学的前沿理论，体现了传播学领域的多元融合。例如，传播学经典的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对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知识的吸纳。这对研究生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在进行研究时，除了从传播学本学科的知识中汲取养分，还应广泛探索涉猎更加多元的学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