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亦凡的倒下，只是性摆脱权力裹挟的开始

哈维·温斯坦

图源网络

医生和患者、老师和学生、导演和演员、教练和运动员……身份地位上天然的不对等，使得在此种关系中“性行为”的产生是否出于自愿的界定变得尤其模糊，也更加容易成为掌握更多权力的强势者矫饰恶行的借口。

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女性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重点、难点，是“发生性关系”和“暴力胁迫行为”两个要件。而当一段性关系被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捆绑时，受害人往往会失去充分的自由议价空间，对于“是否自愿”的判断也将不再清晰，从而面临更大的司法认定难度。

以当红明星的身份邀请圈内新人至家中聚会，并在酒局开始时没收女生的手机统一保管，事后再将此美化为“恋爱关系”加以安抚，吴亦凡及其团队的操作已然是利用身份差异模糊界限的明例。若非证据完备，此案很可能又将因取证不足、无法进行司法认定，而在此前无数失败的立案名单上再添遗憾一笔。

权力差异对弱势者的另一重压力体现在话语权和舆论掌控力上。

在都美竹陈述事件经过后，部分舆论认为，接受这样的酒局邀请就意味着变相的自愿，因为“赴这样酒局的女孩都不检点”、“本就有求于人，钱没给够才反咬一口”。无独有偶，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大学期间的伊藤诗织偶然结识了自己专业领域的权威山口敬之，并在私人酒局中喝下迷药，被迫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发之后，山口本人不仅对此不羞愧，甚至在电视节目中毫不避讳地公开“夸赞”诗织“酒量好”，将强奸描述为一次你情我愿的事件。山口敬之东京广播公司华盛顿分社社长、安倍晋三传记作者的权威身份，极大地合理化了他的说辞，而处于弱势地位的诗织，一度被舆论视为为上位不择手段的女人，承受了身体之外的二次伤害。

日本自由党政府议员公开表态

图源纪录片《日本之耻》

幸运的是，我们看到法律正在向权力关系中的弱势一方伸出援手。

2020年9月1日，丹麦通过了反强暴法案，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强奸罪”：如果一方不同意发生关系，即构成强奸。丹麦司法部长尼克·海克鲁普(Nick Haekkerup)在解释这条法案时说：“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从一个必须有强迫和暴力才能构成强奸的制度，转向一个需要性同意的制度。”

metoo运动发起以来，“no is no”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图片源自网络

删去“肇事者使用暴力、威胁或胁迫，或受害者失去抵抗能力”的前提，在法律层面上确保了个体“对性说不”的权利，并进一步强调了无关性别，每一个人都应该完全拥有身体的自主权。而在舆论场，更多女性站了出来，推动从“no means no（我拒绝就不行）”到“only yes means yes（我同意才可行）”的观念转变，呼吁社会“从默认女性大腿张开到默认女性大腿紧闭”。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和性有关，但性和权力有关。”或许只有理解被权力绑架的性关系中存在多少有口难辩的“被自愿”，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吴亦凡被刑拘为何演变成弱势者的庆典。吴亦凡被刑拘是一个结束，更应该是一个开始，我们开始要求的不仅是更完善的反强暴法律体系，也是对性与权力关系中种种不平等的正视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