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背景、理论起点与概念内涵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发展中提出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既是基于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基于新闻学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体现了新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也体现了新闻学界的理论自觉。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不能仅仅是抽象概念与自洽理论的提出，而是要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的新闻实践中，深深呼吸时代发展的新鲜气息，明确这一重大理论命题与学术使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时代引领性。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质是构建有主体性与学理性的中国新闻学。主体性强调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基于中国实践，提出有原创性的理论，服务中国发展；学理性强调新闻学有自身的学科规律，要遵循规律来推动中国新闻学发展。在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进程中，主体性、学理性的提出与中国整体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紧密相连，换言之，正是因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才逐渐成为愈发重要的时代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学习，以务实的精神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不论是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引进外资，还是推动农村改革、国企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体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开放性与务实性。在此过程中，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同时积极探索发展的内涵与途径，从科学发展观到新发展理念，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自己道路探索的自觉性与理论性愈发强烈。一方面，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正确思想方法来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强调要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集体学习内容来看，要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全面深化改革规律，明确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党的十九大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论化、体系化表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实践中的道路选择对学术中的理论建设提出的要求更加具体而迫切。对于学术界来说，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这次会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提到了11个具体学科，就包括新闻学，要求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对新闻学界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必须迎难而上的挑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如何看待与建设中国文化始终是一个焦点。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落后挨打，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对本国文化都存在较大的怀疑，怀疑自己的文化价值，甚至怀疑汉字与中医，直至极端者全面否定本国传统，希图全盘西化。由此在当代中国也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国人物质水平越来越高时，精神上却越来越找不到根基，以致于要到西方文化中找寻归属感。这种发展悖论显然是畸形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历史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12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主题就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4年10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同时，鲜明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i]最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意义的是，在2016年7月1日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ii]在2016年11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进一步对此阐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这些论断，把文化建设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由此成为新时代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旋律。

值得欣喜的是，90后、00后新一代青年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发而自然，由于其成长过程中开阔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的高速发展，当代青年会更加平视世界，更加信任祖国，更加对本国历史文化有亲近感。近年来以“汉服热”为代表的“国潮”现象，网络空间中青年人自发的“出征”现象，青年流行文化中把祖国偶像化为“阿中哥哥”，青年漫画家对国际霸权的讽刺创作等，都体现了当代青年文化自信感的提升，在面对多元文化时更加平等从容的姿态。从国潮产品的热销与研究中可以发现，当代青年正是因为文化自信更喜欢选择本国品牌，在当代中国青年看来，祖国生而伟大，东方之美与西方之美各美其美。

当代国际关系的最大变化是单极化向多极化的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从贸易战开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攻击性超过了中美建交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疫情爆发后更是变成对抗性的攻击。这种对华攻击性形成一种政治氛围，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左右翼政客，同时，也成为一种政治遗产，传递到新一届拜登政府，中美之间的关系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在美西方与中国的对抗中，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话题成为攻击中国的主要借口之一，也成为美西方组建反华小圈子的标识性概念。

在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已经无法解释西方国家的各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为，但为了维持自己的意识形态霸权与优势，在美西方政客的引导下，西方特别是美英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愈发明显的一边倒的批评性，在这种“立场先行”的报道中，没有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只有新闻的政治性、选择性。可以说，“倾向性”成为美英新闻媒体近年来涉华报道越来越鲜明的特色，一方面，报道中在事实呈现上的选择性突出与选择性忽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报道中在叙述评论上的积极性态度与消极性态度更加明显。同一个事件，比如2019年发生在英国的偷渡者集体死亡事件“埃塞克斯惨案”，在起初主观判定为中国偷渡者时，CNN、BBC、纽约时报是一个质疑的报道态度，在落实为越南偷渡者时是一个同情的报道态度。同一类行为，比如暴乱分子冲击政府机构和法治秩序，对中国香港的类似事件报道凸显警察的所谓暴力执法，谴责为压制民主人权，对美国国会的类似事件报道则是凸显暴乱分子们的恶行，谴责为对法治和平的蔑视。这些报道反映了这些美英媒体在国际报道中对有价值的牺牲者（Worthy Victims）和无价值的牺牲者（Unworthy Victims）的选择。

西方新闻界标榜的专业主义、专业性在近些年的对华、涉华报道中愈发稀缺，这让中国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国际传播秩序的丛林法则，看清了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性，也让中国新闻学界更深刻地反思如何批判性地面对近几十年来大规模引入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如何更加主动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这种新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不仅是立足中国新闻实践的，也是着眼于全球新闻舆论格局的，换言之，既要有中国的制度、文化特色，又要能对全球新闻传播现象的特征、趋势有解释力，要为世界新闻理论与实践提供“另一种视角”。

中国的新闻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新闻无学”的质疑，集中体现在学科不存在、不独立、不成熟的质疑中。[i]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新闻业务的实践性强、进入门槛低，对于许多报人、新闻人来说，通过实践学习即可；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因素介入新闻活动多，对于新闻学科的学术自主性、独立性认识不够，对新闻活动的规律性遵循不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学、传播学知识的引入，中国新闻学界大规模地吸收、学习外来理论，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在一定程度上又放弃了自身的自主性、独立性，对中国新闻学的“中国特色”尊重不够。这三重因素共同作用于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中，带来了新闻学科在与新闻业界对话时的“业界边缘化”问题、在与其它人文社科领域学科对话时的“学界边缘化”问题、在与国际同行对话时的“世界边缘化”问题，简言之，主体性弱化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科建设中的最突出问题。

从当前中国高校的新闻学教育来看，规模很大，但普遍存在学科知识体系积累不足与独特性不够，课程挑战度不高且饱满度不够，许多高校采取学生辅修其它专业课组的方式来弥补自身学科的这些不足，乃至干脆就是“2+2”的本科教学模式，先在其它专业学习两年再回到本专业，这种方式看似充实了教学内容，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闻学科自身建设的尴尬。这种学科主体性不强的问题，与新闻学科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的定位是不匹配的。

从中国新闻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来看，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主体性与扎实学理性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任务非常紧迫。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建构新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百年来积累的经验与教训，立足于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在乡村传播、城市传播、企业传播、政党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中挖掘规律，立足于新技术的发展，在数字传播、智能传播、社交传播的新变化中找寻趋势，立足于全球新闻传播格局，探索如何构建更加公正、民主、自由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换言之，中国的新闻学科要有突破有大发展，就要坚持“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把握新技术，放眼全世界”的理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新的国家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变化下，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能够解释中国新闻实践、指导中国新闻实践的新闻学体系的呼声、探索日益增多。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成为新闻界最突出的尝试。这种以实践教育为主的探索对于新闻业界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发挥了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5年秋季学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率先开设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此后，全国高校新闻院系陆续开设了类似的专业课程。进入2016年，随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中国特色新闻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成为一种方向性的新闻学科建设目标[i]，2017年，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构建更具中国主体性的新闻学体系的探索从新闻实践、新闻教育领域进入到了新闻学科建设领域，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如何认识当代新闻实践中面临的一些理论焦点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主义作为寻求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与科学性，对广大劳动人民、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民族寻求自身解放具有指导意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大量理论、主义涌入中国，最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作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选择过程是历史性的，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发展的指导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新闻舆论工作。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中国特色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灵魂。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指导意义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另一方面，坚持科学的认识论。前者管方向，后者管方法。

从理论方法的维度看，中国特色新闻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新闻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对作为客体的世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不能是机械的反映，也不能是主观的臆造，而是主客体间基于实践的关系体现。因此，对于新闻学中最关键的真实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整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统一、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性是以实践来检验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指导性不能是作为教条的说明书，而是作为价值判断与方法依据的指南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新闻实践是火热的，必须以持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建设。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的学科，新闻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传播信息的行为，新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这一行为的内在规律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新闻活动中的客观性在于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即任何报道对象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而不能是主观想象的，其主观性在于对事实的选择，即面对众多事实从中选择出部分内容进行报道。

新闻活动对客观事实的选择及其叙述方式反映了新闻传播者的立场，其深层次是传播主体的价值观。正是这种价值观，决定了新闻学的国别特色。在中国的新闻活动中，新闻是国家治理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组成，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不是批评者而是建设者；在西方的新闻活动中，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元论，新闻保持着与国家的距离，秉持着批判性的态度。在中国的新闻活动中，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追求；在西方的新闻活动中，由于媒体商业性的属性，经济效益是重要驱动，由此，更加注重以刺激的故事（exciting stories）和戏剧化的叙事（dramatic narratives）来吸引人，更加关注反常（unusual）而不是寻常（common）[i]。这些内在的价值观差异使得中西方在新闻事实的选择中、新闻评论的角度中，都具有迥异的差别。具体来看，中国新闻报道中的“正面宣传为主”体现了鲜明的积极性原则与媒介有机主义，西方新闻报道的“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是好新闻”体现了鲜明的冲突性原则与媒介中心主义。

在国际新闻传播中，新闻活动的国别特色表现得更加突出。一方面，由于中西方新闻活动的历史文化、制度环境、意识形态的不同，各自在报道角度、叙述方式、运营模式等方面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国际关系的复杂，新闻媒体成为本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本国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基于本国利益维护与意识形态立场带来的国别特色更加突出。选择性过滤新闻是西方媒体报道中普遍的现象，存在隐性的“过滤器”（news filters），而反共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anticommunism）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滤器。整体来看，资本主义的残酷性被长期掩盖，社会主义的曲折性被长期放大。而当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的进步事实时，就以叙述方式与评论视角来歪曲解读事实。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世界各国提供口罩、疫苗，中国媒体如实报道并以此作为体现国际主义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而一些西方媒体就会将此报道为“口罩外交”“疫苗民族主义”甚至进行批评。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媒体甚至会为了本国利益而捏造事实、恶意造谣与中伤，完全丧失了新闻业的专业性原则，其国别特色就表现得更加清晰。

自1919年徐宝璜出版第一本中国新闻学著作开始，中国新闻学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在这百余年的新闻学发展历程中，中国新闻学的特色非常鲜明。尽管近代新闻业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但由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特殊国情、历史文化的特殊精神、新闻事业的特殊定位，中国新闻学的定位、功能、价值观等与西方新闻业迥异，“中国特色”成为中国新闻学发展中的突出特征。

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历程，从梁启超、邵飘萍到陈独秀、瞿秋白，中国早期的新闻活动中的最活跃人物都是以报刊为载体来唤醒民众、实现政治主张，换言之，新闻活动是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舞台的。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报人之一，也是报纸“耳目喉舌”说的最早提出者，“去塞求通”成为维新派办报的宗旨，在他看来，办报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言论、通民智。范敬宜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报人之一，曾任《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经常以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行自勉，在2002年4月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的大会上指出，“面对新世纪的风云变幻和经济全球化的波涛汹涌，如何卓有成效地发展新闻与传播事业，如何使之成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安康的一大‘利器’，这些课题都十分现实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面前。”这段论述在二十年后看来更富洞见性。中国新闻业发展进程中背负的特殊的宏大使命使得中国新闻业天然地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人民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面对挨打、挨饿特别是挨骂挑战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百年来优秀的中国报人都是“大文人”而不是“大商人”，这些报人既具有深厚的文史底蕴，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王韬、戈公振到穆青、南振中，都以报刊、媒体为社会公器而不是个人盈利手段。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开展新闻学研究与教育，蔡元培担任会长，在一年后为徐宝璜著《新闻学》作序中谈到，“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以“史家”之要求培养新闻人才，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业起始就有的一个鲜明而深刻的特点。1929年，徐宝璜为黄天鹏著《新闻学刊全集》作序中谈到，“余惟新闻纸者，近代文明中势力最雄伟之物也。”“至此力之为祸为福，则全视人之运用如何，如能善用之，则新闻纸者，诚‘社会之耳目也，国民之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iii]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的百余年新闻史中，正是得益于这些优秀的大文人、大报人，得益于通才办报、史家办报，新闻媒体追求的社会效益总是高于经济效益的，体现的社会诉求总是高于个人、媒体自身诉求的。

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强调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全过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引领思想、联系群众与社会动员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工作中极其重视新闻媒体在联系群众中的作用，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即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新闻媒体转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同时将群众的呼声、经验传递到党的决策中来。在新闻工作中，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服务人民为根本立场和目标，避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更加全面地认识与传播世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通过新闻工作实现广大人民的利益。

在当前国际舆论斗争白热化、社会思潮多样化、信息传播个人化的社会环境中，当代中国新闻事业要发挥积极作用，就要始终坚持并且创造性地实践中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文化价值与政治功能。要围绕建构中国持续发展需要的舆论生态的战略任务，形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形成植根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自信，形成面向全球的良好国家形象。需要重视的是，在当代社会，新闻既是民主的体现，也是治理的手段。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应着力体现与实践的。加强与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就要让新闻活动切实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千百条线索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挥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作用，推动建立坦诚、透明的现代政府，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新闻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时代需求与发展机遇，新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活跃的当代新闻实践对中国新闻学发展提出强烈需求，要抓住这一机遇，关键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理论，把握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把握中国新闻学已经积累的知识体系，关注新闻学科的基础理论、新闻历史的基本梳理、新闻活动的基层实践，着力构建具有主体性、学理性的中国特色新闻学。

中国特色新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不是从无到有的建立，而是基于已有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体现了中国新闻学发展从“无学”到“有学”、从“小学问”到“大学问”、从“别人的学问”到“自己的学问”的转变。要实现这些转变，就要把握好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与知识积累，以之作为理论起点。

1993年，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型辞书《新闻学大辞典》出版，该书由甘惜分主编，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与，收入词条5368条，总字数184万字。甘惜分在序言中针对“新闻无学”论提出，“任何一门新的学科，都是从‘无学’到‘有学’。当其发生发展的初期，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新闻学也是这样，新闻学一定会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一个大人。有人蔑视，有人嘲笑，有人不予理采，有人把它同一些老学科相比较，说它不成系统呀！未立体系呀！等等。在这一片冷嘲热讽之中，新闻学这株幼苗生根于人民的土壤，面向着蓝天和太阳，它正在茁壮成长。”[i]这段话在近三十年后来看，对于指导今天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依然贴切，在数代中国新闻学人的努力下，中国新闻学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人”，当代的使命是“成长为一个更有气力、更有魅力的大人”，在这个“大人”的引领下，中国新闻事业愈加蓬勃，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愈加通畅。

中国新闻学的知识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即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与新闻史，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从当代新闻学的发展来看，需要更加关注新的全球传播格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的社会传播行为对新闻活动带来的变化，基于新环境、新技术、新特点探讨新规律，丰富这三个领域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由于媒介化社会与社会媒介化的出现，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还需要开展更多打破现有学科边界、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包括新闻与国家治理、新闻与国际关系、新闻与文化建设、新闻与当代教育、新闻与经济发展、新闻与社会结构等，探索新闻政治学、新闻文化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法学、新闻经济学、新闻心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突破原有完全以新闻为本体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也能够让中国特色新闻学更具解释力与指导力。事实上，与其它社会科学门类相比，新闻学的最大特征在于从整体上、全局上而不是单一侧面来认识世界，而且，这种认识具有极强的辐射性与带动性，会影响到各个学科、各个领域。

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现了全球视野下基于中国视角对人类新闻活动规律的学理性认识。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新闻活动提供有别于西方新闻学的“另一种解释”，开辟“另一种道路”，这一新的选择源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也源于建立更加公正、民主、自由以及更加符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需求。对当代世界来说，要推动建立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文化单一性的现代化。中国特色新闻学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与建设。

与西方新闻学相比，中国特色新闻学表现出特有的内涵，包括：人民性新闻立场，有机性新闻参与，正向性新闻效果，伦理性新闻技术，人文性新闻文化。简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现了新闻活动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理念、姿态与效果。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内涵中首要的是立场问题，即新闻业“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人民的报纸”始终是中国新闻人、新闻业追求的核心目标。

从历史实践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的最宝贵经验是：准确认识并坚持实践“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近代中国兴起的一支政治力量，之所以能从一百年前“一大”时的只有50余名党员的地下党，到28年后成为夺取中国政权的执政党，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政党建设飞跃，靠的就是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党的全部工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全过程中。

1944年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这是我们这个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我们与有些报纸不同，不是为着少数人的利益，或者为着他们的趣味，而去卑躬屈节。”[i]1945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人民的报纸》，文中谈到，“本报创刊八年来，一贯的就是以人民的报纸为方针，为努力目标。”“人民的报纸必须以人民的利害为依归，对人民有利的，我们要坚决的主张，对人民不利的，我们要毫不容情的反对。”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中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这就是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根本特点：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强权者与资本者的利益。

《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但都始终坚持把服务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体现了中国特色新闻学中人民性新闻立场的深刻内涵，即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也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两者的高度统一始终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特色，也是实践原则。其根本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代表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宗旨，不是仅仅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更不是仅仅代表自身政治组织的利益。从新闻实践中看，坚持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也就坚持了人民性的立场，成为人民利益的坚定维护者。

从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上看，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新闻媒体以及所有具有媒体属性的传播平台都是社会进步的有机组成，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新闻与国家的关系不是分割的而是一体的。新闻机构与新闻传播者要把新闻活动视为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而不是仅仅作为获得本机构、本人的利益的一种手段。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史，新闻媒体的组织作用从“办报建党”到“治国理政”，始终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一种有机力量。在当代媒介技术高度发达、新媒体渗透率极高的条件下，新闻活动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新闻时效性已经从“有时差”到“零时差”，即新闻报道的同步性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个人化传播、全民记者的出现，让各类情绪、意见传播与事实传播共同出现，形成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新闻活动成为当代社会沟通的最重要手段，也成为形成社会舆论的最重要手段。因此，能够让新闻活动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成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着力点，也成为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重要着力点。

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化政治、媒介化治理愈发普遍。一方面，对于各级政府干部来说，培养媒介素养、通过媒体进行社会沟通成为基本功。另一方面，新闻参与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新变化，也使得新闻活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更需要媒体机构、传播平台进一步树立主流意识、社会意识、导向意识。

新闻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舆论力量上，即新闻报道形成新闻舆论，新闻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引发社会行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新闻活动通过代表舆论、创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营造服务于广大人民利益的舆论环境。

从新闻效果上看，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新闻报道、新闻传播要在全社会发挥正向效果，既要有流量又要有正能量，不能仅仅带来报道机构、传播者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更不能引发社会冲突对立、极端情绪蔓延等负向效果。

与西方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更重视媒体传播力不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效果研究更重视新闻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前者是媒介视角的，后者是社会视角的，前者是工具维度的，后者是价值维度的。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来说，更注重研究如何让新闻传播在带来正向社会影响的前提下增强传播力。

需要注意的是，理解新闻效果的正向性与新闻内容的正面性是不同的，前者认为不论是表扬性内容、批评性内容都可以带来正向效果，后者认为新闻报道只能选择正面性、表扬性内容，或者说只能报道好人好事，这是对追求正向性新闻效果的认识误区，也是对“正面宣传为主”的窄化理解。事实上，在当代社交媒体、平台网络与全球传播的环境中，保证新闻内容的“两面性”，即正面性内容与负面性内容都有，才能真正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权威度并进而产生正向性效果。

舆论导向问题在中国特色新闻观念中至关重要。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决定了新闻舆论能否发挥积极的作用。正确的舆论导向，既取决于新闻报道的立场，也受到新闻报道技巧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在新闻观念中有明确的导向意识，即选择报道对象、报道角度、报道时间等，要坚持“时、度、效”的统一，认识到不能“有闻必录”，不能一律求快，按照正向性的效果原则来把握“新闻、旧闻、不闻”。

在中国特色新闻学中，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是一致的，舆论引导是积极性的引导，舆论监督也是建设性的批评。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就曾指出，“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甘惜分在八十年代提出中国新闻事业中的“多声一向论”，即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下，允许新闻媒体反映多种声音、多种意见、多种建议、多种批评、多种表扬、多种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这种“多声”与“一向”就很好地体现了报道方向一致与报道方法多样的统一。

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技术作为驱动力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优势是新闻传播愈发快捷方便、新闻内容呈现愈发丰富生动，但也带来许多严峻挑战，对公众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新闻真实性的缺失，进入所谓“后真相时代”，新闻越来越多，事实越来越少，没有专业流程的个人化新闻生产，基于数字技术的新闻造假，加之各种情绪、言论的传播，让当代信息过载与信息失序并存。

在新闻技术的使用中，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算法技术、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技术等技术在新闻生产和分发过程中，要体现基本的新闻伦理，包括对新闻事实的依据、对国家安全的把握、对社会道德的遵循、对个人隐私的尊重等，同时，从提升社会理性与社会团结的角度看，也要避免基于商业利益诉求的“信息茧房”问题，避免以技术来精准“包裹”受众，造成信息固化、观点极化、情绪恶化、社会分化。

科技的持续创新是无边界的，但科技的作用发挥是有边界的。技术的先进性越强，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缺乏人文精神，人在技术的创造中就会被异化。中国特色新闻学肯定新技术在当代新闻活动中的进步作用，同时强调以主流价值来引领主流算法，以主流算法来推动主流传播，让人工智能新闻更有人文关怀和社会伦理，让数字传播生态中风朗气清，而不能是乌烟瘴气。抓住新闻技术的伦理原则，体现新闻活动的核心价值，就抓住了当代技术性、物质性传播活动的关键，也就能够切实让传播技术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服务于人而不是资本。

从新闻文化上看，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既要把新闻作为传播文化的方式，即新闻不仅是事实性、技术性的信息传播，也是文化建设、文化传播的载体，同时，也要把新闻自身视为文化的内容，在新闻的视角选择上体现人文感，在新闻的写作、拍摄、制作上体现文学性和美感。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文化大国，中国的新闻事业有着浓厚的文人传统，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在百余年来的新闻名篇中，不论是通讯、特写还是评论，其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都是文采飞扬的，拥有文化底蕴的。更重要的，优秀新闻作品中都体现了创作者内在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突出的精神特质是人文精神，即对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的坚守，对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对普罗大众的发自内心的爱护与尊重，这些是中华传统中的宝贵文化基因，也是新闻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充满人文感的新闻文化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也建设了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

明确新闻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体现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气质，是中国特色新闻业的重要追求。范敬宜认为，破解媒体的浮躁问题，推动当代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新闻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就是文化人，为此，他本人专门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新闻与文化”的课程，希望培养有文化底蕴的青年新闻人才。对当代中国新闻业来说，面临在全社会树立文化自信与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双重任务，更要让新闻成为文化的载体与内容，从内容呈现到精神气质上，全面地体现中华文化的特质与魅力。杨保军认为，当代中国新闻学在新闻学范式转换的背景下，应以“人与新闻的关系问题”为新闻学的总问题，以“事实与新闻的关系问题”为新闻学的基本问题，以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公平正义的人文精神、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为灵魂，努力把以党媒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中国新闻学建设成为“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新闻学。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中国与世界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中国百余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成果，也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在当代，做好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要坚持主体性与普遍性、学理性与政治性的结合，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全球视野，把握人文主义、科学方法、技术驱动的“三驾马车”，日积月累，滴水穿石，终将为世界贡献出有解释力、说服力的中国新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