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胡钰：真实与积极：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核心要义

新闻活动对当代人类社会产生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在形成社会认知、政治共识和文化价值方面，没有什么活动比新闻活动更加具有显示度。新闻活动由多样性的新闻实践组成，而不同的新闻实践则源于不同的新闻观念。如何认识新闻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如何建构内核稳定的、有解释力与指导力的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健康发展、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形成良好舆论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观念作为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对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来说，新闻观念都具有指导性。要找到合适的新闻观念，从内涵上看，单纯的理论假设是不行的，那只是象牙塔中的理论演绎，一味的以我为主也是不行的，那只是画地为牢的自我循环，正确的方式是既要实现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又要实现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统一。从表述上看，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核心内容应该是简洁的、清晰的、易懂的、易用的，也就是说，要能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点，也能够成为新闻舆论工作与各类新闻实践的重要行为原则。

新闻观是新闻实践的灵魂，体现了新闻实践的价值选择，也指导着新闻实践的行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灵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价值选择，也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行为选择。基于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研究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就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新闻活动，阐释新闻价值，建构新闻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价值尺度来研究新闻观念，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多数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新闻活动，不能是资本中心主义的，也不能是媒介中心主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工具尺度来研究新闻观念，就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能是主观的想象论，也不能是机械的反映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研究新闻观念，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来分析新闻实践，更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来分析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的最新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与技术化的新传播环境带来的新挑战。十八大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准确把握与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正确回答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形成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引下建构当代中国新闻观念，主要目标是基于中国道路形成中国学派，以对中国新闻实践的学理性研究提出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新闻理论。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建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品质、实践特质和创新气质，确定自己的概念、范畴、表述。最关键的是，要从新闻舆论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出发，提出以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关注社会效果为主要追求的新闻观念，对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形成有效的提炼和指导，以求建构出与西方既有新闻观念理论具有差异性的新闻观念理论，与此同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理性，让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学理性更加坚实，可以与西方新闻理论以及世界上各种不同新闻理论展开对话。

全媒体时代中的新闻实践是活跃而丰富的，也是繁杂而混乱的，研究新闻观念，就要从纷繁芜杂的新闻活动中抽离出最具统领性的问题，并基于这些问题来研究新闻观念。处在一个信息过载与思想多元的时代里，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信息才是新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是：到底怎样才能获得新闻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好的新闻？

基于这些大问题，在新闻观念研究中，凝练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何为真的新闻”，另一个是“何为好的新闻”，前者解决“是不是”的问题，后者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何为真的新闻”关注的是新闻本源问题。新闻本源是事实，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这应是新闻原理的第一要义，但在新闻实践中这一第一要义的落实总是困难的。究其原因，客观事实是无限的，要从无限的客观事实中选择有限的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如何保障选择方法的科学性始终是一个难题，始终是存在各种视角的。换言之，如何从客观事实转化为新闻事实，如何把握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内涵与标准，始终是新闻实践中的首要问题。可以说，自有人类近现代新闻业以及新闻学出现以来，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就产生了不同的新闻观念，“有闻必录”的客观性与基于辩证法的认识论就产生不同的新闻观。

更大的挑战在于当代新闻实践中，随着全民记者、社交机器人等的出现，真实性的原则被淡忘乃至抛弃：新闻不仅要传递事实还要传递情绪，情绪转向成为一种新的新闻报道趋势；新闻不仅要由人来写还可以由机器人来写，机器人新闻报道成为一种新的新闻报道趋势。更严重的是，在国际传播领域、商业传播领域以及各种社会传播领域，新闻传播行为日益成为一种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的手段，编造新闻以打击对手成为某种新的新闻报道现象，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编造假新闻的动机理直气壮，编造假新闻的手段五花八门。由此。“后真相”成为当代人类新闻活动乃至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挑战，“新闻越来越多”与“真相越来越少”并存，成为时代之痛、世界之痛。

不论从人类近现代新闻活动数百年历史来看还是从数字时代新闻业现状来看，把“真实”作为新闻观念的核心追求都是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无真实，不新闻，应该作为新闻活动的基本律法之一。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来看，早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斗争环境中，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为《政治周报》创刊写的发刊理由中就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1]以事实进行反攻，以“请看事实”回应各种不实之词，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原则。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不能根据愿望来描述事实，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是个别真实还是总体真实，不仅要准备报道个别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2]分清“个别真实”与“总体真实”，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原理。

“何为好的新闻”关注的是新闻价值问题。如果说真实性保障了新闻的生命，让新闻获得了存在的依据，但新闻的意义还需要从新闻产生的社会效果中获得。新闻社会效果的产生取决于不同的报道立场与方法，是站在报道者的立场、少数人的立场还是站在全社会的立场、多数人的立场，是采用片面性、表面性的思想方法还是采用全面性、辩证性的思想方法，新闻报道的内容选择与表述方式是不一样的，报道后的社会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为了媒体与报道者自身的、局部的、即时的影响力，冲突内容、反常内容、低俗内容等就会获得报道，如果为了社会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好人好事、向上向善就会获得报道。如果是不科学的思想方法，线性思维看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各类复杂社会问题的认识就会是表面的、情绪的，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联系的、动态的方法分析问题，对各类复杂社会现象的认知就会是深入的、理性的。

评价新闻好与差的根本视角是新闻的社会效果，换言之，社会视角是好的新闻应该始终坚持的根本出发点。无社会感，不好新闻，应该作为新闻活动的基本律法之一。1919年，徐宝璜在其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就提出，“新闻纸应立在社会之前，导其入正当之途径，故提倡道德，亦为新闻纸职务之一。”强调“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3]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利益至上，更是一切新闻活动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新闻的社会感突出体现在导向性上，体现在新闻舆论能否对社会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上。在报道内容上，不能充斥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勾心斗角、炫耀财富、移情别恋、杀人越货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认知上，要看到中国社会的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看到在新的时期进行伟大斗争必须通过新闻舆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种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论，即看到整个社会的积极性现实，看到新闻舆论要追求对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效果。

在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建构的理论内核与专业实践就聚焦在“真实”与“积极”上，解决好了这两个观念问题，也就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了基本支点。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核心要义是：真实与积极。具体来说，以真实为新闻的安身立命之本，以积极为新闻的价值选择之魂。

从中国特色新闻学视角看，明确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核心要义是真实与积极，具有鲜明的理论意义，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具体化阐释，让抽象的理论原则更加鲜明、生动，更加贴近现实，也更加便于开展学术对话，突出体现了自主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特征。

自主性体现在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内核的明确是不同于现有西方新闻理论的。在西方新闻观念中，冲突性、反常性、批评性是重要的价值要素，而在当代中国新闻观念中，积极性是重要的价值要素。这种价值标准的不同，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具体要求，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国，新闻工作不是社会的旁观者、政府的对立者，而是以有机参与的姿态积极介入政治经济社会事务。这种特征就体现在当代中国的积极新闻观念中，体现为自主建构自己的观念理论。从真实性的要求看，在西方新闻观念中，也有类似的要求，但其内涵有着差异，更强调个别事实的准确，这与当代中国新闻观念追求的“个别真实与总体真实的统一”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的哲学根源在于中国特色新闻学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性体现在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提炼是基于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而不是基于纯粹理论演绎的。这种新闻实践包括当代中国的新闻制度、新闻政策、新闻活动，也包括更长时间尺度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社会的复杂性很强，新闻报道对社会的反映要追求整体性反映而不是局部性反映，要通过新闻舆论把众多利益群体凝聚在一起而不是分化成散沙。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新闻舆论思想与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是建构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依据，而不是做理论搬运工以其它国家的新闻理论来裁剪中国的新闻实践。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来开展新闻观念研究，是基本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也只有如此，得出的理论才具有解释与指导中国实践的说服力。

开放性体现在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具体理念保持了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新闻观念进行对话的可能。当代中国新闻观念要解释与指导中国新闻实践，也要参与世界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中，为世界新闻学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真实是人类一切新闻活动的普遍追求，尽管不同认识论、新闻观对真实性的内涵认识不一，但其理念追求是一致的。积极是对新闻舆论社会效果的追求，这种理念在各国新闻理论与实践中也是具有价值观上的一致性的，产生消极社会效果的新闻舆论是被普遍排斥的。比如新闻对犯罪事件细节的过度报道，尽管会增加传播量，但会带来社会效仿，就会产生消极社会效果，也是被各国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普遍所批评的。但是，对于如何实现积极的社会效果，要不要把社会效果作为最主要的新闻观念，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新闻观念是可以讨论的。更具开放性的意义在于，“真实”与“积极”这两个理念本身具有极强的理论延展性与内涵多样性，可以为中外新闻学交流提供充分的理论空间。

理解真实与积极的新闻观念，既要从基本概念入手，强调其标识性与简洁性，如此便于这两个核心理念的推广使用，同时，又要对基本概念的学理性与丰富性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内涵，对各种新闻实践中的复杂现象进行解释和指导。真实与积极的概念是简洁的，但形式简洁、词义简洁不等于内涵简单，理解不能简单化，在实践中更不能简单化处理，否则只能是适得其反。在认识与运用真实与积极的新闻观念时，有四个重点内容值得深入分析。

整体真实。新闻不可能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报道出来，新闻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总是有选择的，所有的新闻事实总是主观选择后的客观事实呈现。如同李普曼所言，新闻如探照灯一般，照到哪里哪里亮，因此他对公共舆论如何代表公众利益表示强烈怀疑。[4]在当代中国新闻观念中，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方法就是科学的认识论。这就对报道者的认知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换言之，报道技巧还是第二位的要求，报道什么、以什么立场、态度报道才是第一位的要求。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课时谈到什么是“新闻高手”曾说过：“我觉得在众多因素当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大局。作为一个真正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文笔、外语、口才当然是重要的条件，但若有成为出类拔萃的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大局’。”“纵观新闻史，凡是成为大家的，都是对中国国情、世界时情了如指掌的新闻人，这样才能够纵横捭阖、居高临下，站得高、开得远。”[5]他还用国家的“瞭望者”来形容优秀的新闻人。其实，把握大局就是把握整体真实，居高临下就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新闻真实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真实、局部真实、短期真实，更要站在全局与长期来看待真实的内涵与要求，力争以最具整体真实度的新闻来引导社会前行。

积极效果。当代中国新闻观念追求新闻舆论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对如何实现这种积极性的理解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狭义内容维度，简单认为只有正面报道才能产生积极效果，认为新闻中有正面报道就足够、好人好事就足够；第二个层次是广义内容维度，认为不仅要报道正面内容，也要进行舆论监督，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第三个层次是实际效果维度，认为以社会效果来衡量新闻报道质量，正面报道也可，批评报道也可，公开报道也可，不公开的内参报道也可，只要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报道就是好的。准确理解积极的新闻观念，就不能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否者只能是好心办坏事，产生新闻报道的反效果。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是说只能讲正面，不能讲负面，关键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好平衡。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新闻媒体要直面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意见大反应多的问题，要积极关注报道，及时解疑释惑，引导心理预期，推动改进工作。”[6]新闻报道要产生积极效果，就要对各类问题“积极关注报道”，不是消极地旁观乃至回避，而是要基于事实进行中肯的反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新闻制度中的内参制度非常独特，对于解决各类重大敏感社会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这类问题，新闻媒体不予公开报道不等于不报道，而是通过内部报道方式提供给决策层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闻实践中的积极观念。这种新闻观念不是媒介中心主义的，而是社会中心主义的，不是追求轰动效应的，而是追求积极社会效果的。这是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新闻观念中积极内涵的独特视角。

技术伦理。当代新闻实践的最大特点就是技术化。机器智能越来越人类化，人类行为越来越机器化。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已经全面进入新闻活动中，改变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在新技术辅助新闻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因技术使用而产生的伦理问题也层出不穷，直接影响到如何认识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特别是新闻真实上。新技术在新闻实践中的大规模使用引发的新问题不断出现：机器人写作、社交媒体机器人发帖、人工智能内容生成、高仿真合成内容，这些新的新闻技术使用带来新闻失去真实性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基于技术使用的信息过载，没有真相存在的信息泛滥，使得事实核查愈发成为全球新闻业的紧迫任务，成为当代人类新闻伦理中的最大难题。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交机器人成为一种武器在社交媒体中有组织性、攻击性地发布海量信息，而基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伪饰性、欺骗性越来越强，机器舆论主导人类舆论的现象愈演愈烈。因此，在高度技术化的传播环境中，理解并实现真实与积极的新闻观念，就要牢牢把握住人对技术的控制，把握住伦理对算法的控制，切实实现新闻实践中人的主体性。

人文精神。理解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对发挥新闻积极社会效果的要求，不能仅仅是强调新闻对公众的教导，乃至板起面孔、居高临下进行引导，而是要认识到新闻的文化属性，力争达到新闻报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境界。范敬宜曾说：“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7]中华文化有着深厚人文精神传统，当代中国新闻工作者要实现积极的报道效果，就要将这种人文精神传承下来，发扬开来，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强烈的人文关怀选择报道内容与报道角度，以深厚的人文素养写作、拍摄与制作新闻作品。事实上，纵观中国新闻史上发挥重大影响力的新闻名篇，都是具有强烈人文感的，比如1992年《深圳特区报》陈锡添写作的长篇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不但内容意义重大，而且文笔也极其优美，形成了极强的感染力。生硬的教训感总是不如柔软的人文感更能实现舆论引导的效果。在社交媒体、自媒体盛行的当代传播生态中，在情感转向成为当代传播新趋势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文精神，以高人文感的新闻作品，打动人心，引导情感，形成积极的社会效果。

以真实与积极作为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核心要义，是为了回答当代中国新闻学发展与新闻实践面临的新挑战，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把握新技术，放眼全世界”。越是处在大变革的时代里，越是处在大挑战的冲击下，越要有自己的定力。而定力来自坚实的实践，也来自基于实践的坚实的理论。按照真实与积极的新闻观念，当代中国新闻舆论工作可以更从容地面对技术化、全球化与个人化的新传播环境特征，在此观念下推进新闻实践创新。同样，基于真实与积极的新闻观念，中国特色新闻学可以形成自己的观念理论体系，建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可以与世界新闻学界进行对话，共同建构符合当代世界共同利益的新闻理论体系。

1995年，甘惜分曾经写作一篇题为《21世纪向我们走来》的文章，文中写道，“21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越来越近。我们正处在一个跨世纪、跨文化的时代。我们应当想得远些，想得宽些，瞭望世界，瞭望宇宙，许多课题等待着我们的回答。”“盲目地工作是不行的。不能面对人民、面对人类、面对时代、面对未来的人，不可能成为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不是一个清醒的人。”[8]近三十年后，可以更深切地体会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世界眼光与前瞻意识的重要性，在当代中国新闻工作中，“盲目地工作”是盲动者与跟随者，无法应对复杂的环境与快速的变化，无法成为新闻舆论引领者与社会进步推动者。避免“盲目地工作”，就要有清晰的人民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要有宏观的人类意识，能够站在全球视野上对宏观问题作出独立判断；要有时代意识，切实意识到时代变化对新闻工作产生的新挑战与新特征；要有未来意识，主动成为引领未来乃至塑造未来的新闻工作者。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新闻实践是重要的活动，也是不可替代的推动力量。基于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产生了不同于西方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的新闻观念，这是符合理论形成规律的，也体现了中国新闻学术界对世界新闻学术界的贡献。对当代中国新闻观念，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固步自守，而是要进行持续的、系统的理论建构，让这一观念体系对实践更有解释力与指导性，同时追求对当代世界的新闻实践产生更大影响力。

今天，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已经处在21世纪深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新闻的世界反响愈发显著，新的使命已经展开，的确要想得远些，想得宽些，还要想得深些，如此，才能保持主体性与创造性，推动中国新闻事业持续前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新闻流动失衡的话语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批准号：23CXW013）阶段性成果。）